轉眼，畢飛宇59歲了。他內心一直想：從一個鄉下的窮小子成了一個聲譽不錯的小說家，自己究竟為這個社會做過些什么事情？雖然有人說你把作品寫好了就是在為社會做事情，但他還是想為這個社會做一些更具體的事，這樣才能平衡，否則總覺得虧欠太多。

新作《歡迎來到人間》正是這么一件他想做的具體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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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寫了十五年的小說

《推拿》之后，十五年里，畢飛宇先后出版了《蘇北少年“堂吉訶德”》《小說生活：畢飛宇、張莉對話錄》《小說課》等作品，但對于廣大讀者來說，像這樣的茅盾文學獎獲得者，十五年沒見到長篇新作，是一種遺憾。

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曾經說過：“不要寫自己想寫的小說，要寫自己能寫出來的東西。”但畢飛宇說，《歡迎來到人間》這本書的關鍵詞是“我想寫”。

藝術來自生活，當過記者的畢飛宇天生就對生活中的一些小細節有著敏銳的觸覺。《推拿》的靈感來自經常去按摩中心治療的經歷，《青衣》的靈感則來自報紙上一位老藝術家的新聞。

《歡迎來到人間》篇幅不大，全書23多萬字，卻耗費了畢飛宇15年的時間。在當下眾多寫手“日產萬字”甚至“兩萬字”的浮躁年代，15年23萬字，但也不能用“慢工出細活”來形容。

為了創作這部作品，畢飛宇花了很多時間，泡在南京一家著名醫院的泌尿科。有近一年，他蹲守在腎移植的手術室里和住院樓。談起新作的創作歷程，畢飛宇坦言，寫到第六年第七年的時候，他幾乎準備放棄了。幸好關鍵時刻，好友李敬澤和他說了一席話：“你們這些寫小說的人，出手一定要果斷。為什么要果斷？我太明白了，一個十分新鮮的故事，你沒有在第一時間把它表達出來，也許兩年三年，最多四五年之后，你會突然發現這就是一個毫無意義的話題。”這驚醒了一直彷徨在創作迷思中的畢飛宇，成了他堅持把《歡迎來到人間》寫完的強大推動力。

畢飛宇認為，對于他們這一代作家來說，身體和精神的問題可能會困擾著他們的一生。中國的改革開放在文學上表現為對身體的態度。“中國的當代文學和新時期文學并不是從《班主任》開始，而是從《透明的紅蘿卜》開始的。莫言在當代文學中最了不起的一點是為我們提供了身體的存在，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漢語文學中，這樣生動鮮活的肉體曾被長時間忽視，直到莫言的出現才重新引起人們的注意。對于出生于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作家們來說，關注身體以及與之相輔相成的精神是他們創作中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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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愛上教書的作家

2013年3月起，畢飛宇正式受聘為南京大學“特聘教授”，設計了與文學相關課程，指導學生創作。“在南京大學當老師與之前在師范學校當老師有很大的不同。”畢飛宇回憶說，最初當漢語教師時，他主要是講授聲母、韻母、詞性、語法和修辭等知識。后來在他強烈要求下，學校開設了一門美學課程，他自己編寫了一本淺顯的美學教材。

成長于教育世家的畢飛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父母認為“不成器”。“我在很年輕的時候得了魯迅文學獎，但我的父母親并不以為然，他們覺得能寫小說算不上什么。直到我拿到茅盾文學獎，他們也沒有覺得有太多值得驕傲的地方。”后來，作品《平原》獲得了法國世界報文學獎以及法國文學藝術騎士勛章，他的父母對此依然不看重。對于他的母親來說，最大的欣慰是畢飛宇成為了南京大學的教授。

有一年，畢飛宇的母親在醫院接受胃部手術，與一位陌生太太閑聊時自豪地說：我兒子是南京大學教授。“直到我成了南京大學教授以后，我終于走上了‘人生的巔峰’。”畢飛宇笑言。

其實，這并不是畢飛宇第一次執掌教鞭。早在大學剛畢業的時候，畢飛宇就被分到了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校。這段經歷讓2006年開始創作《推拿》的畢飛宇對殘疾人生活和內心世界有比別人更深刻的理解，也讓他憑借這本小說獲得了茅盾文學獎。

不同于此前的任教經歷，進入南京大學后，他的主要任務是教授學生如何寫小說。他指出，教學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分析學生的作品，討論如何更好地進入小說的內部；另一種是引導學生研究世界公認的經典作品，讓他們了解偉大作家是如何寫作的。盡管有許多人將他的課程理解為文學評論課程，但畢飛宇更愿意將自己的課程歸類為寫作課程。他的目標是教導學生如何寫作，而不僅僅是文學評論。

很多作家都強調，寫作靠悟性，不像孟子說的那樣，課堂上不傳授寫作的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但是畢飛宇有不一樣的想法，他認為寫作一定是可教的。

畢飛宇的朋友曾經擔心他在南大講小說課是否會耽誤或影響他的小說創作。作家本人卻認為自己講授小說課的能力并不是突然獲得的，而是從開始寫小說的第一天就具備的能力。“他把因果關系正好說反了，如果沒有那個能力我的小說達不到這個高度。只不過我原來在30歲出頭，在外面講小說的時候，沒想到這個東西可以拿來講課，如果我早一點知道的話，我認為可能35歲時，我的這本《小說課》就出現了。”

作為一名教師，畢飛宇認為最好不要給自己設定培養何種人的目標，只需知道自己在培養人就可以了。“這個問題模糊一些，因為個體的生命與命運是不能忽視的。有些天才因為吃不上飯而夭折，這也是命運。而一個智力非常普通的人，上帝賦予他非常特殊的人生，最終成為作家也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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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溫柔的父親

畢飛宇妻子祝紅波是畢飛宇的大學同班同學，自1989年結婚以來，二人一直相濡以沫。“在我跟太太的關系里，我覺得我對她的幫助不大，她對我的幫助大。認識這么多年來她一直為我做飯、洗衣服，家務基本上都是她。一個男人跟一個女人生活了一輩子，能夠看到她的這種付出，要知道這才是最需要珍惜的。”

中國人一向都喜歡子承父業，畢飛宇心里也多少存在著這種期許。“但就是因為我的存在，他拒絕讀文科，而去做了一個‘理工男’。我跟他聊過很多很多遍，想影響他，但他最后堅決不走父親的路。”畢飛宇對此雖然有遺憾，但他還是支持了兒子的決定。而當他得知兒子畢雨桐第一學期選的5門課里就有一門是寫作時，心里終于莫名地釋懷。

與傳統的“嚴父”不同，畢飛宇在兒子成長的過程中始終堅持尊重兒子作為一個獨立個人的原則。即使他已經是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他也不會把孩子強行綁在樹蔭下接受自己的庇護。他的原則是，凡事你可以出去試，但是我這棵樹永遠都在。就像他對讓孩子寫作的觀念一樣，“我永遠不鼓勵孩子寫作，因為寫作對你的未來會構成什么，上帝都不知道。這是一個高成本低產出的活，所以我不會誘導任何一個孩子去寫作。我唯一干的事情是，你愛了，我幫你。”

畢雨桐可以說是非常幸運的。他擁有一個開明的父親，他們像朋友一樣親近。鼓勵是畢飛宇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給予他最大幫助的方式。小時候，畢雨桐有一段時間害怕摔倒。畢飛宇就一手提著他的后領口，一手提著他的屁股，把他扔了出去。畢雨桐像青蛙一樣飛了起來，嚇壞了。問他疼不疼，他趴在草地上想了半天，笑著說：“不疼。”畢飛宇說：“許多事看上去可怕，聽上去可怕，想起來更可怕，但其實并不可怕。為什么不可怕呢？因為你去做了。”

2014年，畢飛宇給17歲的畢雨桐寫了一封家書，用自己抽煙的故事告訴孩子兩個道理：第一，許多糟糕的事情都是因為不敢堅持做自己而開始的；第二，無論父母再怎么維護孩子，也不意味著孩子的舉動一定正確。十年后的今天，再次閱讀這封家書，其中所蘊含的道理仍然可以成為現今為人父母者的借鑒。例如，關于孩子犯錯誤，畢飛宇用嚴肅的口吻說：“不要害怕犯錯，孩子，犯錯永遠都不是一件大事情。但有一件事你要記住：學會以正確的方式面對自己的錯誤，尤其不能用錯誤來糾正錯誤。如果實在不知道如何應對，你寧可選擇不去應對。”

同樣在2014年，畢飛宇工作室成立，“一切以做‘義工’為宗旨。”他建了“廣場書屋”，捐了2萬冊書；辦“小說沙龍”，邀請國內知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刊物主編和文學愛好者，發現和培養有潛力的小說創作新人，對匿名作者的作品進行解剖，提出修改意見，沙龍相繼走進南京、上海等地高校，每次活動，他都參加。當選江蘇省作協主席后，畢飛宇說：“我是一個對公益有興趣的人，我相信我在江蘇做這個主席，可以幫助更多年輕人。”

做具體的事，幫助更多熱愛寫作的年輕人，畢飛宇多少找到了一些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