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許多人來說，位于南美洲的智利是一個存在感不足的小國，但它卻有著兩樣令世人驚嘆的東西：一是全世界最為狹長的海岸線，一是巴勃羅·聶魯達無與倫比的詩歌。對于這個知名度較低的寶藏國度，詩人聶魯達幾乎就是智利的代名詞。這位當代拉丁美洲乃至世界詩壇最有影響力的杰出詩人有著眾多的身份：他是火車司機的兒子，也是出色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他是參議員和總統候選人，也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和牛津大學名譽博士。聶魯達的一生就像一首標準的巴赫式復調音樂，兩條旋律線如此緊密深刻地交織纏繞在他那輝煌的生命歷程中：一曰政治，一曰愛情。兩者構成的這首二重奏讓全世界重新認識了智利這個神奇的國度，正如1971年瑞典文學院宣布授予聶魯達諾貝爾文學獎金時的頒獎詞：“他的詩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復蘇了一個大陸的命運與夢想”。

1966年6月13日，智利詩人和活動家巴勃羅·聶魯達

情詩圣手

當代著名文學史家洪子誠在回顧自己的閱讀史時曾提到：“聶魯達，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文學界，影響不小。我們上大學喜歡詩歌的，都讀過他的長詩《伐木者，醒來吧！》。”如今，隨著聶魯達的一些經典詩句在朋友圈中的廣泛流傳——諸如“我喜歡你是寂靜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樣”，“愛情太短，而遺忘太長”，“你就像黑夜，擁有寂靜與群星”，“我要在你身上去做春天在櫻桃樹上做的事”，“當華美的葉片落盡，生命的脈絡才歷歷可見”，“一個吻，你就知道了我所有沉默的心事”等，聶魯達和他的情詩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大地上再度變得家喻戶曉。事實上，這些廣為流傳的經典詩句許多都出自聶魯達早年的代表作《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正是這部以愛情為主題的詩集讓20歲的年輕詩人蜚聲智利乃至整個西班牙語文壇，其中的許多詩句甚至被改編成流行音樂多方傳唱，評論家們直言聶魯達“教會了拉美人如何去愛”。

這部享譽世界的詩集原名《十二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后來聶魯達增補了八首詩后改成了如今的書名，并以此作為對自己20歲生日的紀念。所有的21首情詩都充滿著憂傷的情欲、多變的隱喻和超現實主義的技巧，聽覺上的和諧與視覺上的不協調生發出一種奇異的美感，就像一組組蒙太奇鏡頭相互剪輯在一起，卻又配上了一以貫之的美妙音樂，令人深深沉醉其中。不過，對于這部詩集的來源，聶魯達卻一直守口如瓶。直到1954年即詩集出版三十年后，聶魯達才在智利大學的一次演講中透露了其中的秘密：

這本詩集主要有兩次戀愛，一次是我作為一個鄉下人在青春期所經歷的，另一次是后來在圣地亞哥的迷宮里等待我的。在《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里……它們是一頁連一頁的，所以一會兒是森林的閃光，一會兒是甜蜜黑暗的背景。

其中，讓聶魯達長久難以忘懷的是那場在圣地亞哥的迷宮里的愛情。她叫阿爾貝蒂娜，聶魯達稱呼她為“瑪麗松布拉”（Marisombra）——在西班牙語中，這個名字由“大海”（mar）和“陰影”（sombra）構成。在聶魯達的回憶里，兩人在圣地亞哥大學同修法國文學等課程，她喜歡戴一頂灰色的貝雷帽，眼睛猶如特木科濕漉漉的星空，流露出無限的溫柔，皮膚像海鷗的翅膀一樣柔軟與潔白，身上縈繞著校園里飄忽不定的忍冬花的清香。一如詩歌里所表達的那樣，他為她神魂顛倒，輾轉反側，但她對他的情感，卻一直像大海一樣神秘莫測，陰晴不定。后來，阿爾貝蒂娜轉學后，兩人相隔數百公里，詩人用筆尖傾訴相思，寫了超過110封信，卻極少得到回復。愛情太短，而遺忘太長。聶魯達苦戀了11年，這段痛苦的愛情貫穿了在瘋狂的情欲中迷途的青春，也宣泄在了那些充滿隱喻和象征的紛亂詩句中。

后來，有好事者追問阿爾貝蒂娜最喜歡聶魯達獻給她的哪首詩，她暗示是詩集中的第15首。這首全集中最著名的詩有著令人過目難忘的開頭，它不僅感動了瑪麗松布拉，也讓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讀者為之傾倒：

我喜歡你是寂靜的

仿佛你消失了一樣

你從遠處聆聽我

我的聲音卻無法觸及你

好像你的雙眼

已經飛離去

如同一個吻

封緘了你的嘴

聶魯達以其天縱的詩思和才情，將絕望的異地戀所充斥的憂郁和痛苦化入詩句，所有這些情和欲都活躍在過去與現在、黑暗與光明、失去與占有之間。盡管他深刻地品嘗到愛情的不幸，但他仍要通過自身的經歷來告訴世人：在漫漫的人生征途中，請珍惜愛情來臨時這美妙的一瞬吧！同時，聶魯達也以自身的創作告訴世人，沒有一種文學上的主義可以限制和束縛他，他既是現實主義，也是超現實主義，還是浪漫主義，卻又全都不是。對此，聶魯達的這段話既是他的夫子自道，也具有詩學意義上的普適性：

一個詩人若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就是一個死的詩人；一個詩人若僅僅只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也是一個死的詩人。一個詩人僅僅不合情理，就只有他自己和他所愛的人看得懂，那十分可悲；一個詩人完全合情合理，甚至笨如牡蠣也看得懂，那也十分可悲。

外交生涯

20歲出版的這部“情詩圣經”不僅讓聶魯達在詩壇聲名鵲起，也為他帶來了一份正經且體面的工作——外交部駐外領事。要知道，任命他的這位官員正是聶魯達的詩迷。在對方報出的一大批外國地名中，聶魯達最終選擇了自己從未聽過的緬甸城市“仰光”，由此開啟了綿延半生的外交生涯。這不由讓人想起英國著名作家喬治·奧威爾從伊頓公學畢業后，同樣選擇了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國家——緬甸，并在那里擔任了五年的殖民警察。然而，就像奧威爾在緬甸的五年警察生涯讓他目睹了太多的罪惡而顯得格格不入，聶魯達這份看似體面的工作也遠沒有想象中那么簡單，因為他同樣難以融入當地的文化與生活。

1925年至1935年，聶魯達先后在緬甸、印度、新加坡等東方國家擔任駐外領事，他在這十年中不停地變換居所，常常一個人住在空曠的海邊，每天孤獨地工作、生活，幾乎失去了對時間和地理的認知。每年忙碌的那幾個月，他像冰冷的機器一般，重復簽署各種文件。無所事事的時候，他便去大街上游蕩，默默觀察殖民地的民生百態，現實中看到的一切讓聶魯達對神秘東方的幻想逐漸破滅。如果說奧威爾在緬甸目睹了審判、笞刑、監禁和絞死囚犯等一系列殖民主義的罪惡，聶魯達則在另一個擁有更加古老文明的國度——印度看到了一個由于人口眾多和工業落后而失去平衡的封建社會體系。作為一個殖民地國家，當地人冷酷地追求物質的生活，但每天卻有數千人死于霍亂、天花、熱病和饑餓。在晚年的回憶錄中，聶魯達將彼時的東方比作一個“不幸的人類大家庭”，而他在那個時期寫的詩，“除了反映一個外國人移居到粗暴而又奇怪的世界所感受的孤獨之外，并沒有反映別的東西。”

這些在外漂泊時期所寫的詩篇，最終被聶魯達收錄在詩集《大地上的居所》中。正如他本人所言，這本詩集描繪的是他懸浮于真空生活中發生的種種事情，它們“既不芬芳也不輕盈”，而是可悲地落在地上。聶魯達在一種力求真實卻逐漸自我毀滅的苦澀風格中，找到了新的美學表達。這些基于社會體驗的詩歌也見證了聶魯達詩風的轉變，充滿激情的熱切渴望與幻想轉化為孤獨的低語與荒涼的苦澀，縈繞著對自身的生活處境與內心狀態的種種思考。在《奏鳴曲與毀滅》一詩的結尾段落，他這樣寫道：

于是，我窺探著，死寂與痛苦，

和我所堅守的奇怪的證言

帶著殘酷的效率和灰燼中的字跡，

是我偏愛的遺忘方式；

我賜予大地的姓名，我夢境的價值，

我用我冬日的雙眼

分割的無盡時光，在這個世界的朝夕之間。

1930年代中期，甚囂塵上的法西斯主義讓聶魯達對自身的責任有了新的認識，他寫道：“詩人的榮譽在街上，去參加這種或那種戰斗。”人生漫長的漂泊輾轉中，聶魯達終于遇到了那個令他心有戚戚的國度——西班牙。1936年6月，西班牙內戰爆發。彼時，聶魯達在馬德里擔任外交領事。他毅然參加了保衛共和國的戰斗，甚至辭去了外交職位加入巷戰，并奔走于西班牙、法國和拉丁美洲之間，呼吁全世界聲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爭。1939年，聶魯達遠赴巴黎，成為專門處理西班牙移民事務的領事，使數以千計的西班牙人得以避禍拉美。可以說，西班牙之于聶魯達，正如希臘之于拜倫，他們都在各自波瀾壯闊的歷史中揮灑著詩人所特有的激情。

智利詩人、外交家巴勃羅·聶魯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與妻子瑪蒂爾達在斯德哥爾摩。

顯然，像聶魯達這樣有著天空般幻想和大海般激情的大詩人，兒女情長無法填滿他全部的渴望。雖然他的情詩風靡世界，無數人為之傾倒，甚至瘋狂地崇拜他，愛戀他，他完全可以享受這一切。但他仍然選擇了政治，一條最難走的路。雖然在1945年當選為智利國會議員后，聶魯達正式進入國家核心層。然而，險惡的政治讓他一度被反動政府通緝，他的住宅也被縱火焚燒，這讓他過上了流亡的生活。一生在世界詩壇叱咤風云的聶魯達，卻在晚年迎來了人生的黑色結局。1973年9月11日，智利發生了美國尼克松政府支持的比諾切特軍事政變，聶魯達的好友、時任智利總統阿連德拒絕投降并飲彈自盡。政變發生的12天后，發著高燒的聶魯達死于圣地亞哥的一家診所，終年69歲。多少年來，聶魯達的死因眾說紛紜。直到2011年，聶魯達生前的司機終于站了出來，他表示當年有人來到醫院，強行向聶魯達的腹部注射了一針，然后詩人便痛苦地死去。

其實，政變后墨西哥總統曾派專機來智利接聶魯達，但他毅然謝絕了，他明確表示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幾天后，荷槍實彈的士兵在他家花園掘地三尺尋找武器，詩人淡定從容地對他們說：“你們在此地能找到的唯一武器，就是文字。”

中國緣

在全世界留下足跡的聶魯達與中國有著特殊的緣分，他在1928年、1951年和1957年曾三次造訪中國。尤其是1950年代的兩次來訪，一舉讓他成為了那個時代“中國最有名的外國詩人”。1951年9月，聶魯達受斯大林和平獎評委會之托，同蘇聯作家愛倫堡一道前來北京向宋慶齡頒發刻有斯大林像的金質獎章和獎狀。頒獎典禮當晚，周恩來、朱德一道出席了宋慶齡為聶魯達二人舉辦的晚宴，席間周恩來和聶魯達親切交談，稱贊他是“中拉友好之春的第一燕”。同時，聶魯達向周恩來推薦了他的好友、智利版畫家萬徒勒里來華，并參加即將在北京舉行的亞洲太平洋區域和平大會的組織籌劃工作，常駐北京。次年，聶魯達與阿連德以及萬徒勒里一起創辦了拉美最早的對華友好組織“智利—中國文化協會”，至今對中智兩國間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也是在這場隆重的晚宴上，聶魯達結識了丁玲、茅盾、艾青、蕭三等中國作家和詩人。尤其對于詩人艾青，聶魯達印象深刻。他用“令人心醉”來形容艾青，“他黝黑的寬臉膛，他流露出狡黠和善良的大眼睛，他敏捷的才思”，這些都令聶魯達感到無比欣悅。此次訪華，艾青陪同聶魯達游覽了頤和園、香山，還在頤和園的“聽鸝館”品嘗了宮廷菜。由于蕭三也是世界和平理事會的理事，所以聶魯達同他也多次見面。在聶魯達第一次訪華期間，許多報紙雜志都刊登了介紹他生平和作品的文章，比如《人民文學》《新華月報》《中蘇友好》《世界知識》《翻譯月刊》等，并掀起了譯介聶魯達的熱潮。同年，袁水拍選譯的《聶魯達詩文集》出版，郭沫若題寫書名，時任捷克駐華大使的捷克作家魏斯柯普夫作序，并配有萬徒勒里提供的聶魯達的照片，及萬徒勒里和其他拉美藝術家繪制的插圖。到1954年，該書已重印4次，足見當時的人們閱讀聶魯達的高漲熱情。

這部集子里選譯的基本都是聶魯達的政治抒情詩，如描寫其流亡生活的《逃亡者》，歌頌蘇聯和中國的《葡萄園和風》，獻給古巴革命的《英雄事業的贊歌》等。所有這些作品中，在中國影響最大的是那首《讓那伐木者醒來吧》，這首詩的確是聶魯達政治抒情詩中最優秀的作品之一。其中有老一輩人耳熟能詳的段落：

我不過是一個詩人。我愛你們大家，

我在我所愛著的世界上漫游。

在我的祖國，他們逮捕礦工，

軍人發命令給法官。

但是我還是愛我那寒冷的小國家，

即使是祖國的一支樹根。

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

我也愿意死在那兒，

如果我必須生一千次，

我也愿意生在那兒，

靠近在那高高的野松樹邊，

聽那狂暴的南冰洋的風，

聽那教堂里新購的鐘的聲音。

令人遺憾的是，由于種種原因聶魯達風靡世界的愛情詩被雪藏而不為時人所知。聶魯達的名言是，“義務和愛情是我的兩只翅膀”。他來中國訪問時，跟中國作家的談話中特別強調了愛情對于詩的重要。他說，不寫愛情的詩人是很奇怪的。然而，他的愛情詩絕少為那個時代的中國讀者所知曉（對于這一點，如今的情況似乎正好相反）。改革開放后，聶魯達重新回到中國人民的視線中。尤其是1980年代，先前積累的傳播基礎外加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光環加持，中國大陸再次掀起了翻譯聶魯達的熱潮，他的《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大地上的居所》《船長的歌》以及《愛情十四行一百首》等很多以前從未翻譯過的作品，陸續被譯成中文。在這一波翻譯熱潮中，情詩明顯多于政治詩。

1996年，一部獲奧斯卡提名的電影《郵差》讓聶魯達迎來了在中國的第三次熱潮，影片講述了聶魯達流亡時期暫居意大利卡普里島的生活，詩人教授島上為他送信的郵差寫情詩，并幫助他收獲了愛情。在此之后，聶魯達的情詩成為翻譯出版的一個持續的熱點，尤其是其最負盛名的《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出現了眾多的全譯本，中國讀者突然發現，聶魯達居然如此細致動情地描寫了性。如今，網絡上隨處可見聶魯達的經典詩句，其中大多數都是他的情詩，但我們也應該知道，他為世界政治、外交與和平事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