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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對攝影師眼中的世界感到好奇。工作生活中我陸續接觸過一些攝影師，發現對他們的創作來說，發揮作用的并不總是色彩和構圖。有的人會對從無法停歇的時間手里攫住某些瞬間存有執念，有的人會更偏重對影像的敘事性把握。

總是讓我經常回憶起的，是一位女性攝影師朋友閑聊時跟我說的話。她說自己曾有段時間像是無法摘除眼睛里的隱形取景框，似乎看到的一切都能指向且僅指向攝影，直到她強迫自己必須糾正才打住。

技術對人的改造，越來越從外部世界向內部世界延伸。如果技術不再只是我們表達的手段和媒介，漸而成為表達本身，我們看待世界和自我的方式會有什么不同嗎？我偶爾會想這個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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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年幼時起，我跟奶奶的關系一直比較緊張。奶奶很年輕的時候就離家奔赴朝鮮戰場，歷經一系列她那代人普遍經歷的重大變折，她逐漸形成了相當強勢的性格。跟家人共同生活的幼少年時期，我花了不少時間試圖理解我跟她之間那讓我總是感到緊繃的關系。直到成年后很久，我仍感覺到我與她之間的這種關系對我的影響并不僅限于親情層面，而是輻射到生活中很多側面。

2020年底，我正在上海排練新戲，一天凌晨忽被父親電話吵醒。父親叫我趕緊回家，奶奶在當日去世了。我匆忙處理了一下工作趕回家，只來得及參加了葬禮。直到奶奶離開，她似乎也從未能跟家中任何親人達成真正的交流，這件事好像只有我一個人感到介意。而這份介意在家庭內部也是缺乏交流的。

一度我寄希望于通過我相對擅長的交流方式——寫作——來厘清思緒，但寫著寫著又發現，作品就是作品本身，無法也不該成為人和人之間交流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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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末，有幾天我開車穿梭在北京東南部到東北部的數個城中村里。有時載著一兩個朋友，有時是我自己。我們有些盲目地跑來跑去，試圖搞清楚這座城市平時無法進入我們生活視野的那些地方到底在發生什么。

我游蕩在一夜間傾覆的廢墟中，破損、倒塌的墻壁里，嵌著前一日還是日常的場景：整齊的桌椅，小孩識字的卡片，盤子里吃剩下一半的酸辣湯。身邊間或有人爬上廢墟，撥開瓦礫，搜尋未來得及搶出的必需品。

這個仿如荒誕派戲劇的場景日后時常出現在我的腦海中。那時我們沒搞清楚的事情，現在仍蒙著一層浮塵，最大的不同是彼時與當下的相互聯通愈發清晰。

是為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