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東，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曾粗略定義過，主要是指以太湖為中心，蘇南、浙江、皖南和贛東北區域，這一帶古稱吳地，是東吳、東晉和南朝宋齊梁陳的核心區域，因長江自九江至入海呈西南、東北走向，這片區域在大江之東，故稱江東。

在人們的印象中，江東地區有著深厚文化氛圍。實際上，在南北朝之前，江東社會風氣并不像現在這樣鐘靈毓秀、文治燦然，而是以剽悍好戰著稱。而這一文武之變，就發生在南朝統治的百年間。

一 吳地舊俗 尚武好戰

自古以來，江東地區風氣尚武好戰，《漢書·地理志》記載：“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西漢七國之亂時，吳王劉濞率兵攻打梁國，太尉周亞夫就評價吳楚兵“楚兵剽輕，難與爭鋒。”西晉滅吳后，晉武帝與大臣討論如何安撫東吳舊地，也認為“吳阻長江，舊俗輕悍。”面對東吳舊地此起彼伏的叛亂，西晉君臣沒有采取一味的軍事討伐，而是選拔江東士人做官，酌量減輕吳地賦稅，挑選有德望的鎮守官員，以懷柔政策打消吳人反對之心。

江東尚武風氣一直持續到南朝初年，劉宋王朝開始與北魏對峙時，因為有雄主劉裕和北府兵的存在，尚能與北朝維持均勢。劉裕死后，隨著北府兵逐漸凋零，南朝軍隊戰斗力出現斷崖式跌落，史籍中幾乎再難看到對吳地強悍風氣的記錄。自宋孝武帝后，當吳人成為南朝兵員主力，南北大戰中南朝敗多勝少，受盡北朝的羞辱與鄙視。南朝將領朱修之的經歷很能說明問題，朱修之是劉宋初年大將，元嘉北伐中率孤軍鎮守滑臺城（今河南滑縣），堅守一百多天后力盡被俘，北魏人很贊賞守軍的強悍，將他們編入自家軍隊中。一百多年過后，西魏軍攻陷江陵，俘虜數萬南軍，全部罰沒為奴隸，毫不客氣，極盡輕視，與朱修之時代對比反差十分強烈。

待到隋滅南陳后，隋朝統治者再無當年西晉的謹慎與小心，平定江東后毫無顧忌地采取羞辱性統治政策，拆平江東的傳統政治象征建康城（今南京），強硬推行北方的文教政策。即使在引發南朝故地強烈武力反抗后，隋朝仍然沒有調整政策，照舊進行軍事懾壓。《隋書·地理志》記錄各地風氣時，先說江東“人性并躁勁，風氣果決……視死如歸，戰而貴詐”，平陳之后一改其舊，“尚淳質，好儉約，喪紀婚姻，率漸于禮。”

令人驚訝的是，不僅江東地區“率漸于禮”，變得溫文爾雅，這種崇文尚禮的風氣逐漸浸染開去，影響到南朝統治的其他區域，尤其是過往以軍事實力著稱的地區。南朝西北邊陲襄陽諸郡，自古以來是抵御北朝入侵的前哨，民風剽悍，強硬好戰，南朝多次政權更迭或皇室內戰，都非常倚重襄陽兵馬，以致有“荊州本畏襄陽”之說。但到南朝后期，襄陽兵也變得畏北人如虎。西魏派偏師進攻江南時，魏將權景宣只有數千兵馬從襄陽城下經過，多豎旗幟，虛張聲勢，城中竟不敢出動一兵一卒襲擊。再如，淮泗之間是南朝北部防線重鎮，起初也是出產勁兵之地，劉宋初年，盱眙（xūyí）城被魏太武帝十余萬大軍圍攻，城中僅數千兵馬都敢死戰到底，逼得魏軍不得不悻悻而退。到南陳時組織太建北伐，淮泗沿邊諸郡百姓充兵，士氣和戰斗力極差，離了水路就不會行軍，離了船就不會打仗。在徐、淮之間，也就是南朝軍隊歷來最擅長的水戰之地，竟被北周軍隊斷了后路，士氣喪盡，一觸即潰，陳朝首將吳明徹被生俘。

二 移風易俗 南朝劇變

有一組數字最能說明問題。東晉南朝始終面臨北方的巨大軍事壓力，歷代有作為的南方君主都希望通過北伐擺脫困境。但限于社會風氣的轉弱，北伐的力度和戰績總體呈直線下降趨勢。東晉一朝共計發動了9次北伐，劉宋（含劉裕北伐）發動5次北伐，南齊0次，梁朝2次，陳朝1次。總體規模和戰績越來越小，北伐失敗后招致的報復越來越具有毀滅性，特別是陳朝不自量力的太建北伐，損失了五六萬主力精銳，直到十多年后陳亡都沒有恢復元氣。那么到底南朝發生了什么，導致社會風氣發生這么劇烈的轉變呢？

政治背景的變化是一大主導因素。東晉永嘉南渡后，大批北方高門士族進入南方，迅速掌控并壟斷了最高權力。據統計，東晉吏部尚書以上中央高官及州刺史，有史可查者共約468人，其中北方人達397人，江東人僅71人。在這種壓倒性優勢下，江東本地大族唯北來大族馬首是瞻，無論在政治上還是文化理念上，都被馴服成為北方高門士族的追隨者與模仿者。東晉士族非常重視清濁之分，一貫重文輕武，鄙視靠武力進取做官。起初王庾桓謝等大士族還執掌兵權，但數代過后都不再親攬武事，逐漸交付給寒門人士。在他們影響下，江東本地士庶也變得不再熱衷武事，甚至主動與武事劃清界限，效仿北來士族，競相擠上以文出身的“清途”。

吳興（今浙江湖州）沈氏的變化，就是江東本地士族由武向文轉變的縮影。沈氏自東吳以來一直是江東武力強宗，出過不少名將。晉末劉裕北伐時，有沈林子、沈田子兩位猛將，兄弟二人率先攻入關中。上文提到的盱眙之戰主持軍事的將軍沈璞，就是沈林子的兒子。劉宋中后期又有沈慶之、沈攸之兩員大將，甚為朝廷倚重。沈氏家庭充沛的尚武風氣到南齊后驟然衰減，沈家人非常忌諱別人稱其為將門，沈慶之之子沈文季有一次與朝中高官飲酒，名士禇淵借著酒意說，陳顯達與沈文季都是可以倚重的大將，可以“委以邊事”，沈文季當場翻臉發怒。沈文季時還是由武轉文，到了齊梁之際，名列“竟陵八友”的沈約（沈林子之孫），全然已是文官、名士做派，再不參與武事，他撰寫的《宋書》成為二十四史之一，吳興沈氏由此徹底轉為文化名家。

大量士族、官僚尚文輕武，身體變得越來越柔弱。顏之推《顏世家訓》記錄南梁士大夫的面貌：“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建康令王復從來沒騎過馬，某次見一馬嘶叫，驚恐地說：“正是虎，何故名為馬乎？”這個段子成為后世諷刺南朝人柔弱經久不衰的名梗。梁朝名將曹景宗對江東靡靡之風非常不滿，曾說：“我昔在鄉里（曹系河南新野人），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覺耳后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生動鮮活地點出了江東輕視武事的風貌。

另一重因素，則是江東社會狀態發生的劇變。自秦漢至三國時代，江東都維持著相對封閉的社會狀態，與北方交流不多，社會生產不是很發達，所以尚武風氣延續數百年不變。東晉南渡后，大量北方人涌入，一來使社會風俗發生變化，二來社會生產技術水平極大提高，物質生活極大地富裕了。沈約《宋書》記載吳地“一歲或稔，或數郡忘饑……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長江以南雖然發生了不少戰爭，但除了侯景之亂，江東一帶基本保持了穩定。有道是，倉廩實而知禮節。好勇斗狠本就是為了維持生存、奪取更多生活資料，當社會生活長久地保持富裕穩定時，自然而然人們身上的戾氣會被消解。從這個角度講，經濟因素較之政治因素，對江東社會風氣的改造可以說是等量齊觀的。

三 文化名家 世代傳承

政治經濟條件發生重大變化，江東文化也得到急劇發展，這對江南社會風氣的轉變又是一個極大的促進。

文化發展集中表現在大量文學集團、文學作品、文化現象的出現，代表作諸如劉義慶《世說新語》、蕭統《昭明文選》、鐘嶸《詩品》、劉勰《文心雕龍》等等，代表人物如陶淵明、謝靈運、鮑照、庾信、沈約、范曄、裴松之、干寶等等，如果要開列名單，在中國文學史上有一席之地的文學名家，還可以列一長串。

不同的文化現象對社會的塑造作用是不同的，南北朝時期南北文化都有極大發展，但南朝的獨特之處在于文學集團大量出現，既有皇室人物文學集團，也有官僚文學集團，以及士族家族式文學集團，許多文學名家都置身于這些集團之中。比如劉宋皇族子弟劉義慶發起的文學集團，大概有袁淑、鮑照、何長瑜、陸展、何偃、張暢、蕭思話等人，該文學集團集體編撰的代表作有《世說新語》和《幽明錄》，在中國文學史上都極具代表意義，后世許多文學體裁和著名作品的淵源都可以追溯到這兩部作品。劉義慶文學集團是南朝第一個皇族人物發起的，對后世極具典范意義。南齊竟陵王蕭子良有名噪一時的“竟陵八友”，南梁昭明太子蕭統、晉安王蕭綱、湘東王蕭繹兄弟三人也都有穩定的文學集團，這些蕭氏皇族本人就是文學功底深厚的大家，招攬聚集的名士也都是一時之俊，他們互相唱酬寫作，在社會上往往能掀起巨大浪潮，文學之風蔚為一時之追求。尤其可稱的是南齊武帝（年號永明）在位時期，社會上接連出現了以豫章王蕭嶷、隨王蕭子隆、尚書令王儉等人為核心的文學集團，以及深受永明文學影響的南梁裴子野集團。

蕭繹是梁武帝第七子，被分封在荊州，掌握一郡之地。在梁武帝傾心培養之下，蕭繹自幼酷愛讀書，對儒佛道諸家典籍都有很深的造詣，他經常登壇為一眾文士、官員講授經典，把江東濃郁的文化風氣帶到相對荒蠻的荊州一帶。南朝著名文學家王褒、庾信都在蕭繹幕中。蕭繹自己撰寫了不少史學、文學著作，如《周易講疏》《玉韜》等等，多達數百卷。蕭繹在荊州收集各種書籍，聚書達十四萬卷，可謂南北朝二百余年罕有的文化盛景。

江東由尚武向重文的轉變，一定程度上是中古時期經濟重心南移、政治格局變化的必然結果，好處是拉開了隋唐盛世文化大繁榮的前奏，但也不免有些遺憾，失去了尚武之風使得江東在與北朝對峙上落入下風。是以北朝侯景以區區八百殘兵，竟能亂江東破建康，生擒梁武帝，將南朝殺了個天翻地覆。梁元帝蕭繹在被北朝滅亡前夜，把自己的佩劍斫斷，把一生所聚十四萬卷書悉數付之一炬，悲憤怒號：“文武之道，今夜盡矣。”隨后他出城投降，被北兵用土囊壓死。人殞書焚，仿佛給南朝這場劇烈的文武轉折，添加了一個黯淡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