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是曹禺的誕辰。曹禺是我國著名且享譽世界的戲劇家，他的作品打開中國話劇與世界話劇對話的大門。曹禺的社會職務很多，但他最看重的，還是“北京人藝院長”這個職務。

1952年6月12日，42歲的曹禺被任命為北京人藝的首位院長，也是終身院長，一直到他86歲辭世。曹禺的后半生都在為了北京人藝的發展嘔心瀝血，對北京人藝風格的形成和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而曹禺珍貴的物品、工作資料也被北京人藝用心地收藏著。

2007年，北京人藝戲劇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是全國第一家展示話劇藝術的博物館，在全館的兩千余藏品中，曹禺相關的重要藏品近60個，分為信件、創作筆記、講話稿、書法題詞、獎狀證書等。

如今，走進北京人藝戲劇博物館的“曹禺廳”，首先要去的“打卡點”就是曹禺書房。書房空間不大，柔和的燈光營造出歲月的味道，在這里駐足，時光凝聚在過去的某一時刻，參觀者仿佛能夠和曹禺展開一場關于人生、文學、戲劇的對話。

北京人藝戲劇博物館的曹禺書房

書籍、戲劇和音樂是成長的基石

1996年12月13日凌晨3點55分，在北京醫院的曹禺，于睡夢中辭世。曹禺去世后十多天，劇院工作者拜訪了曹禺的妻子李玉茹，表達了對曹禺先生的哀悼，并商量能否收藏部分曹禺曾用過的物品。當時一些與曹禺相關的單位也想收集這些物品，李玉茹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權衡與考慮，決定首先讓北京人藝挑選，因為她深知曹禺愛北京人藝，他的生命與人藝是緊緊連在一起的。

曹禺書房里陳設的書柜、唱片機、辦公桌、臺燈、茶杯、藤椅以及摞滿書柜的書籍和唱片等，均是他生前在木樨地22號樓6門10號的住所時所用的物品。每一件展品都有助于觀者觸摸到曹禺豐盈的精神世界。

書籍是讓曹禺認識世界的第一把鑰匙。曹禺小的時候，家里就請了老師，他讀的是孔孟之道的書。當他還沒有進入中學時，就偷偷讀了大量的中國古典小說，如《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聊齋志異》《鏡花緣》《西游記》。曹禺10歲就學習英語，因此外國文學他也讀過一些，給他印象最深的小說是《最后一課》和《魯賓遜漂流記》。

初中的時候，曹禺正值青春年華，他加入了南開新劇團，開始演劇活動，從此走上了戲劇之路。在戲劇啟蒙老師張彭春的指導下，曹禺的表演才華逐漸顯露，聞名京津。特別是在易卜生戲劇《娜拉》中飾演女主角娜拉，為曹禺帶來極大的聲譽。后來張彭春給他一部英文的《易卜生全集》，他視如珍寶，盡管已經演出過易卜生的戲，但還沒有讀過其全部劇作。當時曹禺還不能熟練地閱讀和賞析英文原作，他是翻著字典啃下來的。曹禺曾在《和劇作家們談讀書和寫作》中寫道：“我最初接觸外國文學是讀林琴南翻譯的小說，以后讀魯迅先生翻譯的《域外小說集》，這使我大開眼界，耳目一新。我還讀了莫泊桑、狄更斯、托爾斯泰、巴爾扎克、屠格涅夫、哈代的許多作品。外國劇作家對我的創作影響較多的，頭一個是易卜生，第二個使我受到影響的是莎士比亞，對我影響比較大的另一個劇作家是契訶夫。美國的奧尼爾，我也得到許多益處。”

曹禺在沒有寫《雷雨》之前就已經讀了幾百部中外劇作。在清華大學時，他除了學習英語外，還學德語和俄語、古希臘文、法文等，盡情地從西方戲劇的發展歷史中去進行系統的欣賞和琢磨。我們從《雷雨》《日出》《原野》三部作品中可以看出，曹禺把從西方作品中吸收到的精華融會貫通到自己的創作中，取得了卓越的藝術成就。后來，他受契訶夫的影響，又創作了不一樣風格的《北京人》。

曹禺書房里這滿柜子古今中外的書籍，可以說是曹禺成為偉大戲劇家的基石。

書柜上，擺放著唱片機。除了戲劇和文學，音樂，也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曹禺在南開大學的時候，還迷戀上了音樂。俄國著名的歌唱家夏里亞賓（高爾基的好朋友）到天津一個英租界的禮堂里開獨唱音樂會，他傾其所有搶著去買票。來到清華，他對音樂就更喜愛了。

學校有一個軍樂隊，有著各種樂器，曹禺學過一段巴松管。學校里有很多唱片，曹禺在這里接觸到了交響樂。莫扎特、巴赫、貝多芬……慢慢地，他對西洋樂充滿了濃厚的興趣。曹禺在談起創作《雷雨》的時候曾說：“我在構思中不知什么原因，交響樂總是在耳邊響著，它那種層層展開，反復重疊，螺旋上升，不斷深入升華的構架，對我有一種莫名的吸引力……一個戲的結構，絕不是形式，它是一種藝術的感覺，是一個劇作家對人生、對社會特有的感覺。”

《文學季刊》是劇作家的起點

書房左手邊的玻璃展柜里，展出了1934年第三期《文學季刊》，這本雜志的第161頁，刊登著曹禺的代表作《雷雨》。《雷雨》的問世，奠定了曹禺在中國現代話劇史上的地位，標志著中國話劇文學的成熟。

曹禺19歲時便種下了創作《雷雨》的種子，那時候他在天津看到了一些很像繁漪和周樸園的人物，心里醞釀、翻滾著。1930年，曹禺離開南開大學，考入了清華大學的西洋文學系，他是帶著演員的光環進入清華的，當時同學們都在傳：“從南開來了一個能演劇的萬家寶。”在清華大學，曹禺博覽群書，日夜浸泡在圖書館里。曹禺在23歲時完成了《雷雨》這部作品，并把劇本交給了童年的朋友章靳以，那時候靳以是《文學季刊》的主編，巴金是編委之一。

過了大半年時間，巴金從靳以處得知這個劇本后一口氣讀完，非常激動：“我感動地一口氣讀完它，而且為它掉了淚。不錯，我落了淚，但是落淚以后我卻感到一陣舒暢，同時我還覺得有一種渴望，一種力量在我身內產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幫助別人的事情，我想找個機會不自私地獻出我的微少的努力。”巴金主張立刻發表《雷雨》，還細心地進行校對和修正。就這樣，《雷雨》在靳以、巴金的推動下問世了。曹禺曾說：“我始終感謝巴金和靳以這兩位把我引進中國劇作者行列的編輯。”

1934年底，《雷雨》迅速被全國的學校、劇團排演，1935年4月《雷雨》由留日學生戲劇團體——中華話劇同好會在東京神田一橋講堂首演，從此引發了日本人士的注目。10月，國內第一個職業話劇演出團體——中國旅行劇團先后在天津、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演出《雷雨》。值得一提的是，《雷雨》早期演出照片均在曹禺書房展出。

1954年，北京人藝首演《雷雨》，至今已經演出600余場。《雷雨》滋養了北京人藝幾代戲劇工作者，也培養了幾代人藝觀眾。

《雷雨》讓世界認識了中國戲劇，劇本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中外舞臺上創造了近90年經久不衰的演出史。《雷雨》也被廣泛地改編為電影、京劇、黃梅戲、芭蕾、現代舞等藝術形式。曹禺書房里這本《文學季刊》，是曹禺成為劇作家的起點。

“再拋心力寫明妃”

書房右手邊是曹禺的辦公桌，也是他日久伏案工作的好伙伴。書桌上擺放著的日歷已泛黃，時間永遠定格在曹禺去世的那天，他生前一直佩戴多年的眼鏡也安靜地立在旁邊。在書桌上擺放著《王昭君及其故里》一書，這是曹禺為創作話劇《王昭君》所翻閱的資料。

《王昭君》創作時間橫跨16年，曹禺為此劇付出了諸多心血，創作過程可以說是一波三折。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一天下午，周恩來總理在政協禮堂同文藝界的朋友座談。一位內蒙古的領導向他反映，蒙古族的男同志要找漢族的對象有些困難，因為漢族姑娘一般不愿嫁給蒙古族小伙子。周總理表示，古時候的王昭君是漢族嫁給少數民族。接著，他對曹禺說：“你就寫王昭君吧！”

1961年夏天，曹禺與首都一些著名作家藝術家一道，應內蒙古自治區主席烏蘭夫同志的邀請，前往內蒙古參觀訪問。在這次訪問中，他收集了匈奴史跡、昭君傳說等資料，許多凝聚著蒙漢兩族人民友誼和美好愿望的傳說，大大激發了曹禺的想象力和創作《王昭君》的激情。訪問中，曹禺還興致勃勃地與蒙古族兒童摔跤，并學習騎馬。他們的訪問，被拍成新聞紀錄片。田漢在看了曹禺學習騎馬的鏡頭，特意作了一首七律詩送給曹禺：“一邊大漠馬如飛，青冢黃沙帶筆歸。為敬全華團結好，再拋心力寫明妃。”

1962年曹禺已經寫出了第一、二幕，但因接到改寫現代題材劇本的任務，不得不停寫《王昭君》。曹禺曾經對藍天野說：“《王昭君》我正寫在興味上，我想把第二幕結一下，把它封存起來。”誰想到一封就是16年。

1978年，68歲高齡的曹禺為了不辜負總理的囑咐，決心提筆續寫《王昭君》。同年7月，曹禺赴新疆體驗生活，吳士良（英若誠夫人、曹禺秘書）、女兒萬方陪同前往。去邊疆訪問，使他對蒙古族的習俗、草原風光，有了細致入微的考察和體會，對王昭君這個歷史人物的印象更加豐滿。同年11月，五幕歷史劇《王昭君》在《人民文學》上發表。

茅盾為《王昭君》問世題詩：“當年海上驚雷雨，霧散云開明朗天。閱盡風霜君更健，昭君今進越王篇。”

1979年，《王昭君》公演。北京人藝先后上演了曹禺的9部作品，《王昭君》是他在北京人藝最后一部新創的劇目。

在“曹禺廳”里，還展出了一副珍貴的手稿，是1979年5月曹禺為《王昭君》演出說明書寫的前言：“敬愛的周總理生前交給我這個任務，寫王昭君的歷史劇。我領會周總理的意思，是用這個題材歌頌我國各民族的團結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

在曹禺書房，還有兩把老舊的藤椅，關于藤椅還有個小插曲。1988年起，曹禺因腎功能不好，住進了北京醫院。之后的8年，曹禺大多時間在醫院中度過。住院前，他坐在舊藤椅上寫出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

據曹禺住院期間的生活秘書回憶：“有一年，他住家的那棟樓要統一進行室內粉刷，廁所也要裝修，以前的老窗戶要換成塑鋼窗。為了把墻面露出來，我和萬方姐一塊兒回去收拾，得把家具往屋子的中間挪。家里書多，把書柜書架都壓得快散架了。我和萬方姐見到老爺子平常坐的藤椅實在是又舊又破，扶手都破爛得不行了，修也沒法修，便扔到了樓下的垃圾站。回到醫院，我對曹老說家里有的家具快散架了，實在不能用就處理了。他叮囑我說：‘那藤椅別給我扔了，扔了可惜，修修還能用。’我趕緊趕了回去，在樓下把藤椅給撿了回來，多虧啊，藤椅還放在原處沒讓人搬走。”

北京人藝戲劇博物館營造的曹禺書房，將曹禺的戲劇人生都濃縮在這一方小小的天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