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迄今23年了，編輯出版的第一本書就是李國文先生的《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李先生是當代小說家，我所在部門是古典文學編輯室，似乎有些不搭。但那時，李先生陸續發表了一些關于古代文人遭際的文章，時任副總編輯的管士光老師提議可以匯集成書，請時任編輯部副主任的周絢隆老師具體聯系。2001年9月7日我拿到了稿子開始審閱，2002年4月出版。書出版了，可李先生仍不斷在寫這個話題的文章，加上這本書出版后反響很好，我們補進新寫的6篇，在2003年3月出版了增訂本。為了把這本書做得更吸引讀者，我又四處搜羅相關的人物畫像、書畫作品等，做出了插圖增補本（刪去原附錄7篇，增加新寫7篇），在2004年12月出版。

有人把李先生比作常青樹，到老筆耕不輟，而且他把筆觸探進古代文史的海洋，他在歷史散文隨筆方面的創作數量超過了小說創作。2011年，李先生同意《李國文文集》在我社出版，建議放在古典文學編輯室出，可能考慮到文集的一半多與古代文史有關。前7卷8冊小說部分由周老師責編，后10卷（第8卷至第17卷）散文、隨筆部分由我來責編。文集所收都是出版過的，我們刪去重復，重新編排，又盡量把可以查核的部分進行了一定的核實，確保圖書質量再上一個臺階。這個文集為將來編輯全集打下了較好的基礎。編輯文集，讓我更大范圍地了解了李先生創作的實績，感受到他思想的睿智、情感的淳樸、文風的率真。文集17卷18冊在2012年3月正式出版。李先生非常高興，當我們送幾箱子樣書到他家時，他樂呵呵地給我們簽名留念。

2017年6月我們又出版了《李國文評注酉陽雜俎》，我參與了復審。我們笑著說，李先生要向專業進軍了。前邊的歷史隨筆，是“六經注我”，古代文史典籍中的材料為我所驅遣，以吐我之所思所想；這本書就是“我注六經”，以《酉陽雜俎》為主體，我來加以評注，讓這本書走出學術研究的高閣，使更多的讀者讀到它。當然，評注不同于一般研究學者的路數，而是能夠突破古今，風格犀利大膽。

這三種書，《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是李先生從小說創作轉向歷史散文隨筆結集的分水嶺，《文集》是首次著作大匯集，《李國文評注酉陽雜俎》是新的突破。我參與編輯出版李國文先生的著作，貫穿了前后近二十年，非常榮幸，而且在整個過程中，我從李先生身上學到很多。

李先生謙和可親，似乎開口就笑，自然的笑，發自肺腑的笑，很能緩沖年輕人的拘謹。他是著名作家，但是非常和藹平易，一絲一毫的架子都沒有。在2005年3月20日給我的信里寫道：“你每次寄樣書，包裝之完好，任郵局再不負責任，再混賬，都完整無缺地到我手中，實在難得。”這是唯一一位夸我包書好的作者，自己的工作受到認可，我感到備受鼓舞。

李先生的書被盜版了，我們預備材料預備予以打擊，李先生哈哈一笑，說：“他們也是混口飯吃，也不要太勞累你們自己的精力，不用跟他們太斗氣。”李先生的書出版后，反響很好，但也有一位讀者寫文章批評，我把情況反饋給李先生，一則想寬慰他，一則看是否需要回應一下。他在2003年8月13日的回信說：“一些批評文字，不足掛齒，你駁他，豈不是抬高其身價了嗎？”這一方面可見李先生的自信，另一方面也看出他善于守護自己寧靜的心境，不會輕易被外界所干擾。這是洞察世情之后的恬淡釋然，達到了一種心靈自由。

李先生對于傳統文化的反思是深刻的，對于今天我們繼承弘揚傳統文化，是一個重要的補充和提醒。他在批判，同時也有所樹立，有所吸納。他說自己人到老年，“要好好理解《千字文》中，那‘秋收冬藏’的‘藏’字涵意所在”，一切就應該看得淡了，退出鬧市，離開喧嘩，一杯清茶，閉門讀書，信筆涂鴉。我想，這是李先生到了一個人生階段與傳統文化的對話，他的批評反思不僅面對社會、文化，也面向自己的內心。這樣的境界，對今天的我們，也是非常珍貴的。

（本文作者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古典文學編輯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