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發生學的角度看，中國古代文論尤其強調有感而發，因此有“感物吟志”“為情造文”“不平則鳴”“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等說法。這些說法的具體言說語境有異，但都強調了文學寫作的發生，必須建立在寫作者對現實生活中的人與事有所感觸的基礎上。作家心有所感，于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然后才催生出具有藝術美的文學作品。

具體說來，“有感而發”的“感”、“為情造文”的“情”從何而來呢？從現實生活中來。這個“現實生活”，如鐘嶸在《詩品序》中所言，既包括“自然景觀”，如“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云暑雨，冬月祁寒”，也包括“社會景觀”，如“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娥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作家平時就處在一定的生活之中，有時候還為了一定的題材專門去深入生活，進行著創作素材的積累。因此，文學創作的生活積累又分為兩類：一種是長期的“無意積累”，另一種是專門的“有意積累”。但光有泛泛的積累還不夠，作家真正開啟創作還需要一個觸發點，一次刺激。秦牧在《藝海拾貝》中就以小羊喝奶的細節為喻來說明這樣一個寫作道理：文學創作要有生活的積累，要有一次“刺激”。這樣，長期積累的素材和情感，才能找到合適的表達突破口。

對文人來說，這種“刺激”是珍稀資源，不是說有就有的，那是一種特殊體驗。它需要你有日積夜累的體驗作為基礎，需要你對寫作對象的深入思索作為前提。更重要的是，這種“刺激”雖然可能來自外在的因素，但卻跟寫作者的內在情感相互契合、相互激發。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寫作者寫出的才是自己真正的情感，是因為情感的需要而開啟寫作。此乃真正的“為情造文”。

當下的文壇中，不乏真誠的作家、真摯的作品。他們之中，有的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劍，不理會文學潮流的起起伏伏，認真打磨自己內心真正要寫的那一部作品；有的為了創作一個題材的作品，長期地深入生活，進行豐富的素材積累，并持續地尋找寫作的突破口。當然，我們也要承認，雖然每日從報刊、從網絡能看到海量文章，但許多文章好像不是發自作者內心而寫出來的，而是“做”出來的。

有的寫作是為了完成任務。為了應付一些編輯的主題約稿，為了給一次采風活動交差，這樣的寫作大都有“任務”之嫌。當然，即使為了完成任務，也有作家能夠積極調動自己的積累和經驗，寫出了漂亮的文章，甚至成為名篇。但是，大多數的“任務式作品”都寫得不怎么樣，因為這不是出于他們的本心，這讓我想到魯迅所說的，“寫不出來就不要硬寫”。自己給自己下達任務，可以不可以呢？比如，必須每天寫一兩千字，雷打不動。這似乎無可厚非，特別是學徒期，堅持勤奮練筆自然是好事。可是，像網絡作家那樣，必須每天更新，被一種“機制”逼著寫作，是不是好處、壞處并存呢？

對有些作家而言，寫作變成了一種“生產”。他們好像不是文學家，而是一批生產商，夜以繼日地構思，寫作，發表，清點稿費。書房變車間，作品變產品，難免悲劇發生，粗制濫造，浪費紙張。尤其是一些專寫歷史典故的雜家，他們一篇接一篇推出歷史典故，通常開頭一段古代軼事，末尾加一兩句個人感想，低成本，高效益，好發表，易轉載。老實說，那些典故看似深奧，在歷史學家眼里是“小兒科”，在稍有點文化的人眼里也是“炒冷飯”，就是尋常百姓，偶爾讀來感覺有點新鮮，久而久之便味同嚼蠟。

有的寫作是為了“釣譽”。手機上時常會收到這樣的信息，“請給我投一票，我參加了××詩歌大獎賽”云云，寫詩難道是為了評獎？太把這種網絡投票的大獎賽當真，不太合適。還有，有的人急于發表，確認自己作家“身份”，竟惡意“復制”別人作品，這恐怕是文壇上最糟糕的事了。還有的詩人，把參加A地詩歌大賽的稿子稍微一改，比如改一下地名和習俗，然后又投到B地詩歌大賽。這樣的“寫作”還稱得上寫作嗎？

優秀的文學作品，大多是作家內心受到真正的觸動而寫出來的。屈原“發憤”而寫就《離騷》，司馬遷心懷志向而著《史記》，曹雪芹受“刺激”創作千古《紅樓夢》……他們的作品中有時代、有自我，感染了一代代讀者。因此，對于當下的寫作者而言，不必勉強地進行創作，你沒有那份情要表達，就不要“為文造情”、矯揉造作。更進一步地，如果一個人沒有寫作的那份才華，就不要著急地擠入寫作圈子，先踏實地生活，踏實地積累。積累夠了，情感有了，文學自然就來了。

文無定法，唯情滿自溢耳！堅持“為情造文”，而非“為文造情”！

（作者系江蘇省鹽城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