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破圈”的復雜背景

近些年來，隨著媒介語境的變化和文化產品的多樣發展，文學書籍的單本平均銷量不斷下降。甚至有些書籍只有編輯、作者以及作者附贈的朋友閱讀。這一事實殘酷地揭示了當今文學書籍的落寞處境。與此同時，我們又看到，當今文學書籍的出版量卻大得驚人，僅僅每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就成千上萬，而散布在網絡上的各種文學作品也有著可觀的閱讀數據。因此，在某種意義上，當今文學又是繁盛的。陳曉明2008年發表在《文藝報》上的文章《過剩與枯竭：文學向死而生》，似乎仍有面向此刻的針對性。

再往前追溯，“文學死了嗎”在21世紀初即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在當代文學界掀起一股討論熱潮，而關于當代文學邊緣化或“失卻轟動效應”的憂思，則可能要早自1988年王蒙發表《文學：失卻轟動效應以后》就已成形。“過剩與枯竭”構成了一組如此悖謬甚至荒謬的矛盾，迫使人們不得不去正視，進而嚴肅思考其癥結所在。逐漸清晰起來的批判矛頭，指向了三個方面：第一，對于“純文學”觀念的本質化或偏執化理解。第二，市場化的邏輯以及消費主義的語境。第三，“以印刷文明為主導”向“以視聽文明為主導”過渡，以及在此過程中新媒體對于文學的沖擊。但盡管像“文學死了嗎”這樣的話題被煞有介事地認真討論，學者討論的關鍵其實并不在于辨析“文學是否已死”，而是在確信文學并不會死的前提下，研判當代文學的新處境、遭遇的新沖擊，出發點仍是捍衛文學的價值與存在理由。恰恰是在“文學將死”的壓力下，希利斯·米勒反而更為著重地論證了文學何以不會死的種種獨特特質，因而說出以下飽含感情與氣勢的話：“文學雖然末日降臨，卻是永恒的、普世的。它能經受一切歷史變革和技術變革。文學是一切時間、一切地點的一切人類文化的特征……”（希利斯·米勒：《文學死了嗎》，秦立彥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7頁）無獨有偶，陳曉明在“文學死了嗎”這樣的話題下，重點論證文學性的彌散以及文學如何構成了社會其他文化類型的根基，這些思考以“文學的幽靈化”而得以集中呈現：“我要說的‘文學的幽靈化’，是指文學對社會生活進行多方面的滲透，起到潛在的隱蔽的支配作用。所有以符號化形式表現出來的事物，都在某種程度上，以某種方式被文學幽靈附身。也許我們要從這里開始思考‘大文學’和‘泛文學’的概念。”（陳曉明：《不死的純文學》，廣東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頁）

無論如何，文學在當今文化結構中的相對式微，仍是一個值得我們不斷省思的問題。它提醒我們，文學不能“躲進小樓成一統”，而要與周圍世界發生深刻關聯，在無限躍動、日新月異的現實面前，不斷增強自己的活力。文學的圈子化發展既是文學現實境遇的結果，又造成文學進一步的落寞，從而更加圈子化。時至今日，對于文學“破圈”發展的呼聲已經不僅僅是社會各界對于文學的期許，也成為文學從業者的深重憂思，更是文學自身因應時代與環境變化必然采取的自救舉措。打破文學與現實生活的隔膜，提升文學作品的歷史感、現實性，增強文學與廣大讀者的聯系，成為了很多人的心聲。立足新時代，如何在理論思辨之外，真正適應消費主義時代和新媒體語境對文學生產、傳播與消費方式的重大影響，重新錨定自身位置，主動破題，將目前的壓力轉變為發展動力，就成為擺在新時代文學面前的重要課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當代文學需要走出自我循環，走出狹隘的圈子，“主動出擊、主動輸出，實現‘破圈’傳播、‘跨界’生長”，從而最終走向廣闊的現實與無邊的人民，最大限度在全社會彰顯文學的價值與尊嚴。

文學“破圈”的一些嘗試

事實上，最近幾年，文學“破圈”傳播確實已經成為引起整個社會關注的重要現象。文學傳播的媒介新變有著多種影響。早在20世紀60年代，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就說出了一句石破天驚的話：媒介即訊息。在他看來，媒介并不只是傳遞信息的載體，媒介本身即是信息，形式本身就是內容。如果說麥克盧漢的這一充滿了未來氣息的判斷在以往還并不那么讓人真正感同身受的話，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隨著移動終端及其各種應用、小程序等突飛猛進的發展，人們終于開始深刻體會媒介之于人類生存的重大意義。套用時髦的說法，在某種意義上，人類社會已經進入“媒介化生存”和“數字化生存”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文學的“破圈”傳播斷然離不開新媒介的支持，事實上文學整體性地已經生活在媒介化環境之中。不夸張地說，文學的未來即蘊藏在文學與媒介的互相適應過程之中。考慮到這點，在艾布拉姆斯著名的“文學四要素”的基礎上，理應加上“媒介”這一新的要素。

可喜的是，目前看到的文學“破圈”傳播的案例不僅種類繁多，也確實已經取得一定的“轟動效應”。最先進入人們視野的是圖書銷售模式的革新。依托于各種垂直類平臺和各類知識主播，“知識型帶貨”和“文化帶貨”風靡一時，不僅極大地帶動了包括文學圖書在內的各類圖書的銷量，而且一定程度上在全社會普及了文學知識和文學審美，在更廣闊的層面上推動文學在全社會的閱讀與接受。各種線上銷售渠道的開通，各種線上的新書發布會、作品研討與品鑒會，各種作家與評論家參與其中的線上論壇、講座等等，無疑都在大幅度打破時空限制的同時，擴大著文學的社會影響力。

其次，文學盛典的隆重舉行。面目煥然一新的“中國文學盛典·魯迅文學獎之夜”將文學頒獎典禮與舞臺藝術有機結合，通過網絡平臺直播的形式面向全社會，最大限度擁抱廣大讀者，實現文學的“破圈”傳播。文學獎本身即是推動文學“破圈”傳播的傳統方式，通過將頒獎典禮予以舞臺化，在捍衛文學價值與尊嚴的同時，文學獎項的“破圈”動能無疑更強勁了。各個出版社、雜志社等也都積極推出典禮類的活動。例如，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文學·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文學跨年盛典”“百位名人迎新領讀——2023文學中國跨年盛典”，充分利用名人效應，在陽歷跨年的重要時間節點，借助直播，通過多種方式掀起文學熱潮。

再次，文學紀錄片、作家真人秀等視聽作品不斷涌現。《文學的故鄉》《文學的日常》《我在島嶼讀書》《文學館之夜》等視聽作品，讓作家、評論家從幕后走到臺前。這不僅是對作家的紀實性呈現，還有利于對作家“靈氛”的捕捉與放大。當作家操著特定方言或特定口音的普通話出現在熒幕上，作家的“聲音”就取代其文字，成為讀者或觀眾的關注點，進而成為讀者進入作品閱讀的重要契機。

此外，文學作品的跨媒介傳播成為熱潮，甚至成為基本的行業共識。出版社在制定文學作品營銷方案時，不斷試水“破圈”融合傳播的方式方法，跨媒介傳播、融合傳播已成為基本的營銷思路。如孫甘露的《千里江山圖》，在紙書熱銷的同時，上海文藝出版社等相關方面還注重開發同名電子書、音視頻產品等多元傳播衍生品，策劃同名“紅色劇本殺”等“破圈”文學活動。事實也證明，跨媒介傳播的確推動了文學作品的廣泛“破圈”。

文學“破圈”的可能路徑

在文學“破圈”傳播已成共識也已經有所成就的時刻，文學如何更好地“破圈”傳播，就成為一個不得不認真面對的問題。已有不少針對文學“粗糙化破圈”的反思聲音出現。在他們看來，文學依托新媒介實現“破圈”傳播自是大勢所趨，但文學在這種“破圈”傳播中是否真正捍衛乃至擴大了文學自身價值，卻是亟待嚴肅探討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文學的“破圈”傳播始終應以維護和捍衛文學自身價值為第一考慮，不應為了實現更大范圍的傳播，有意或無意地削足適履，損害文學自身價值。

毫無疑問，在目前這個媒體融合的時代里，文學應該主動融入現代傳播格局，主動尋求跨媒介傳播，盡最大可能光大文學的價值。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文學的跨媒介改編。僅就文學的影視改編來看，自魯迅的《傷逝》、茅盾的《林家鋪子》等現代文學名篇，到新中國成立之后的“紅色經典”，再到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不勝枚舉的小說作品，都紛紛被改編為影視劇。在文學與影視的雙向賦能中，中國的文藝星空變得璀璨繁榮。立足新時代，尤其需要文學“從慣常工作半徑走出來，不斷拓寬文學的邊界，釋放文學的潛能，充分發揮文學在各藝術門類中的‘母本’作用，促進新時代文學的多維發展，為文化強國建設提供內核性力量”（中共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新時代文學要牢記“國之大者”》，《求是》，2021年第20期），這就對文學的跨媒介傳播提出了更緊迫的要求。

文學“破圈”傳播，亟需重建文學與時代的關聯，真正與時代對接，與時代共情。作家需要提高處理時代議題的能力和穿透時代信息的思想力度。立足新時代，在日新月異的現實變化里，由高鐵、現代物流、移動終端等為具體表征的新現實，已經強有力地改變了舊有的時空觀。因此，文學應該因時因勢而變，努力跟上時代的變化，而不是堅持所謂的“以不變應萬變”，死守著舊有的邊界與規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純文學”觀念及其偏執化發展受到質疑、飽受批評。文學創作不能在時代與現實面前失語，也不能在內容和趣味上進行“自我隔離”。越來越多的人呼喚文學強大的吐納能力的復歸。而敢于面向現實、處理現實議題，直面現實生活中的成就和問題，正是題中應有之義。只有重建與時代的關聯，文學才能真正觸動廣泛的人心，從而再度凝聚自身的力量。

此外，傳統文學如何借鑒類型文學乃至網絡文學的已經成熟的敘事方法，打通傳統文學與類型文學的界限，也是文學“破圈”的一個可能取向。

歸根結底，文學“破圈”的目的并不僅僅在于社會轟動效應的簡單復歸，更在于文學價值的真正實現，在于理想讀者的真正擴充，在于真正深入細致的閱讀。就其社會意義而言，則在于提升國民的整體文學理解水平和審美層次，從而助力人民群眾獲得更加美好的生活，為其提供另一處具有審美意味的生活空間。因此，文學“破圈”的根本依靠始終是文學作品的質量。只有文學作品的質量足夠過硬，其“破圈”傳播的效果與作用才會更加強大、扎實，也才能更好地擔負成為各藝術門類“母本”的使命。在此意義上，文學“破圈”傳播要始終不渝抵制可能出現的泛娛樂化和唯流量化傾向，始終不渝捍衛文學的價值與尊嚴。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