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份其實都沒什么特別的，稀松平常。從很多方面來說，這一年甚至是個挺好的年份。比如，它是個不錯的葡萄酒年份。這年夏天雖然熱得很極端，從4、5月開始就有干旱和熱浪在全球范圍內席卷，但這一年的葡萄藤從一開始就被迫適應燥熱；葡萄在慣常的蒸騰中鎖住了水分，最終在釀酒師手里獲得了意外的純凈和力量。

對我個人來說，這年也蠻正常的。工作第三年，一切順利，漸入佳境。上課寫文開會，線上線下，把各路語言文字掂在手里，捏來丟去。結婚第三年，有一只可愛的小狗日夜陪伴，有一間不大不小的屋子安放婚姻。我在上海，過著體面安穩的小中產生活，永動機一樣地讀書、運動，虛妄地試圖提升自我、學識、品位，知識分子所謂的高貴。偶爾也懷念青春醉酒的夜晚，世界青年的往昔，然后，不痛不癢地焦慮。

這種不痛不癢的焦慮，令人窒息。

我終于發現自己不是被偶然地安排在這淺灰色的四壁之中的。在此之前，在我的一生中，我的每一個春天，每一個決定，每一間屋子，每一場宿醉，每一個深思熟慮和不假思索的時刻，都把我引向了這里。我的四壁不會輕易坍塌，因為我還在爭取我的自由與生存。但生存的動力究竟來自何方，我并不確定。

如今，我倒是有了解釋。我不喜歡自己試圖理解的毛病，那種總想從現象看到本質的癖好。只是一旦形成了這種惡習，就很難不把所有的個人經驗視成文本證據，顛來倒去，反復琢磨。今年夏天跟去年不一樣，到處都是活動。有場活動的主題是“世界青年”。我在二十多歲的時候每年都在四處游蕩，談起世界來當然口若懸河，信口胡言。活動結束后，有一個念頭突然像繩索一樣綁住了我的思緒，一根銀灰色的直線，鎖上了此前的四壁：窮人不大可能是世界青年。

這個念頭能為我的經驗和我的故事帶來的解釋很簡單。那就是，假如我的敘事有一個核心的沖突，那依然是階層的沖突。這個沖突在《人工湖》里挺明顯的，只是它會被其他灰色調的沖突一層層反復涂抹：情感、性別、政治。就像我喜歡在這個故事和其他故事里重復的那句名言：“有人在灰色上涂抹灰色。”我不是說我突然變成了一名馬克思主義者（我一直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只是認識到，我所有侃侃而談的過往、如今和未來，不過是被資本與階層賦能的世界經驗。這些經驗會滲透到我的文字里，會滲透到每一個微小的意象，比如此文開篇有關葡萄酒年份的小資的隱喻。

不過，在近年，我還意識到了一件事：不涉及或者刻意排斥政治的階層經驗，永遠是無力的。它像夏日里的一地濃蔭，灰，舒適，無力。無力得令人窒息。我的確想走出這抹濃蔭，這抹灰色。我想走進烈日當頭的真實。但我知道，如果要走出去，我必須先一頭扎入，重新跳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