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燾（1818—1891）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都是至親好友，與曾還是親家，但沒有曾、左、李三大人物的功勛。郭曾中進士，成為翰林院編修，在學問上頗有心得，但也沒有阮元、王闿運、張之洞的學術聲望。然而從歷史長河看，他的“遠見”，遠非乾嘉學者、咸同將相可及。所謂遠見，指能超越前人之所思，敢挑戰(zhàn)傳統(tǒng)之權威，能與主流意見相左，指出正確的前程。大科學家愛因斯坦曾以“砍樹者”與“爬樹者”作比喻。人們習于在大樹下納涼，不僅討厭“砍樹者”多事，甚且譴責妨礙其納涼。郭嵩燾在他的年代成為具有高度“爭議”的人物，就是因為他是一個“砍樹者”。

郭嵩燾的遠見使其深刻體會到三千年變局的到來，并提出應變之道，他認識到西方列強有異于古代的夷狄，并無征服中國的意圖，可有和平共處的余地。外國以通商牟利為要，中國只有面對已難改變的通商局面，更沒有輕啟戰(zhàn)端、自取其辱的必要。所以他提出“戰(zhàn)無了局”的結論。然而鴉片戰(zhàn)爭以后，接著英法聯(lián)軍之役，中法馬江之役，以及于其身后發(fā)生的甲午戰(zhàn)敗，八國聯(lián)軍入侵，一再重蹈覆轍，每次戰(zhàn)爭的結果，貽患一次比一次兇惡。他直白指出：“國家辦理洋務，當以了事為義，不當以生釁構兵為名。”戰(zhàn)爭只會使中國割地賠款，屈辱更深。郭嵩燾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并非天真無知，只是看準列強重商，為了商業(yè)利益，也不想輕啟戰(zhàn)端，中國正宜維持和局，爭取時間自強，所以郭氏戰(zhàn)無了局之說，絕非虛言。郭頗能在外交戰(zhàn)術上有所掌握，但戰(zhàn)略掌握在朝廷之手，無奈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勢，士大夫又多浮囂不實，無可行的戰(zhàn)略。郭有戰(zhàn)術而無戰(zhàn)略依靠，難有作為。郭在當時守舊的中國，不諱言自家的弊端，因而遭遇到唾罵、譏諷與譴責。他受到極為無理的毀謗，雖感氣憤，但并未動搖他的見解。他走在時代的前面，是寂寞的引路人，要引中國走向世界，卻被拒絕，他的遠見不容于強大的頑固勢力。他個人的挫折，也是晚清中國的挫折。

當時最了解郭嵩燾的人，不是曾國藩，而是曾國荃，“居今日而圖治安，舍洋務無可講者。僅得一賈生，又不能用，此真可以為太息流涕者也。”國荃心目中的賈生，就是郭嵩燾，以郭與受屈于長沙的賈誼相比，說出郭所遭遇的挫折，端因其見識超越時代，且直言不諱，很容易被時人視為用夷變夏，長他人威風，滅自己志氣，甚者視他為奸人。當時即使略知洋務的人，亦僅知洋人可畏，而不察與洋人周旋之道。洋務派領袖如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丁日昌，在郭嵩燾看來，也僅能考求富強之術，如槍炮船械之類，而昧于本源。他曾有詩云：“拿舟出海浪翻天，滿載癡頑共一船。無計收帆風更急，那容一枕獨安眠？”出海浪翻，象征中國面臨三千年的變局；一船癡頑，隱諷昧于中外情勢的朝野保守派；風急而無計收帆，說明他內心的挫折感；不能獨眠，正是他不能默而不言的寫照。

郭嵩燾常被視為洋務派，唯洋務派的視野限于船堅炮利的物質文化，而郭則重視西學。他無疑驚羨洋人的武備，但認為只是洋人的末務，其本包括政制、法律，以及學術，尤其是西學，他曾說：“西洋政教、制造，無一不出于學。”學問才是根本。他一到倫敦，就參訪各種學校，探明學制，認為斯乃西洋人才之所以盛。他知道英國大學之中，以牛津與劍橋最佳。他曾于1877年11月28日，赴牛津大學訪問兩日，印象極為深刻，體認到“此邦術事愈出愈奇，而一以學問思力得之！”于此可見郭獨具慧眼，窺得近代文明背后的學術原動力，所以一切莫急于學。相比之下，中國士子習為虛文，所學唯取科名富貴而已。為了矯虛征實，他建議先在通商口岸開設西式學館，“求為征實致用之學”。

郭嵩燾辦理外交，知道國門已經(jīng)洞開，事情日繁，與列強交涉日廣。國際交涉唯憑條約，但條約幾皆由洋人擬定，而地方官不知洋法，遇到事故，每生爭議，予洋人要挾的口實。他認識到法律原是雙方的，然而列強卻以法來束縛中國，使郭益知法律的重要性，所以當他在倫敦，見到伍廷芳，就十分欣賞他懂西洋法律，要攬為己用，惜伍氏不肯屈就而前往美國。他到法國之后，立刻將法國通律寄往總署備用。足見他深知法律的重要性。但他并不一廂情愿認為法律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他警覺到西方霸權的蠻橫，他曾與英使威妥瑪交涉，常受其辱，認識到若不能以其法還諸其身，全無置喙的余地。

郭嵩燾開啟出使外國之端，之后駐日、駐美、駐德、駐俄公使相繼派遣。郭到任英國后，在倫敦聞悉數(shù)十萬華民沒有法律保障，乃積極設法在華民較多的外埠，建立中國領事館。不過，華民較多的地方，多是英國的殖民地，設置領事需要殖民地政府的同意，所以郭的構想并不順利。幾經(jīng)交涉之后，通過當?shù)匾笊毯瘽傻膮f(xié)助，僅在新加坡設立了領事館，總理衙門于1877年10月31日同意后生效。即使如此，華民實同英民。中國向世界其他各地派遣領事，異常緩慢，到清朝滅亡時，才逐步完成，這已經(jīng)是郭氏身后20年以后的事了。

中國在十九世紀走向世界充滿挫折，到了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不僅由“一帶一路”走向世界，互惠雙贏，而且經(jīng)由上海合作組織，引領世界的走向。郭嵩燾若地下有知，會不會一掃當年的陰霾而笑逐顏開？

（作者為中國近代史學家，曾任美國弗吉尼亞州立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