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誕辰410周年，在顧炎武“北漂”的日子里，報國寺是重要的一站。走進報國寺，只見西側門呈月亮造型，兩廂刻有金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頂部也有四個金字——顧亭林祠。顧亭林，即顧炎武，因其家鄉的故居旁邊有湖泊名曰“亭林”，人們尊稱他為亭林先生。

從月亮門東側，可以望見亭林先生的銅像以及銅像后面的竹林，這位亂世中的一代大儒仿佛站在月亮里，心事重重地思考著家國命運。客居報國寺的日子里，他完成了其大部分著作。

不忘故國潛心學問

與黃宗羲、王夫之、唐甄并稱“四大啟蒙思想家”的顧炎武，本名顧絳，字寧人，南直隸昆山(今江蘇省昆山市)人。顧炎武自幼博聞強記，并以岳飛、文天祥、方孝孺為人生偶像。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為人……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經師，而且是人師。”

清順治二年（1645年），清軍攻陷南京后，亭林先生將自己的名字由顧絳改為顧炎武，因為他仰慕文天祥的門生王炎武。更名意在明志，他在昆山義無反顧地投身于抗清活動，但明朝大勢已去。

明朝滅亡后，顧炎武在自家門前懸掛一塊紅色蔓菁，里面塞上蒜青，后面的白布上寫有“避青”二字，意思是不為清朝效力。他曾六次徒步從家中前往南京明孝陵，哭吊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以寄托故國之思，累計行程數千里，不辭跋涉之苦。然后，他將昆山的家產悉數變賣，辭別故里，一去不歸。在20多年的北游生涯中，他的足跡遍及山東、河北、山西、陜西、河南等地。旅途中，騾馬馱書隨行，隨時將書中內容與所見所聞進行核對，實地考察后勘誤。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顧炎武是不折不扣的踐行者。

世事茫茫，顧炎武把對故國的懷念化作對學問的執著，而豐富的閱歷和廣博的學識使他著述頗豐。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顧炎武全集》收錄了他的存世作品34種，包括經部9種、史部17種、子部5種、集部3種，約1200萬字。代表作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音學五書》(含《音論》《詩本音》《易音》《唐韻正》《古音表》)《韻補正》《金石文字記》《亭林詩文集》等。他對經史百家、音韻訓詁、金石考古、方志輿地，以至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水利河漕、兵農田賦、經濟貿易等均有造詣。在音韻學方面，考訂古音，離析《唐韻》，將古韻分為十部，闡明音學源流，剖析古韻部目，可謂承前啟后，堪稱古音學的奠基者。在文學方面，以詩見長，存世各體詩412首，包括徐嘉《顧詩箋注》的《集外詩補》中收錄的4首佚詩。他的詩歌憂世傷生，似有杜甫遺風。

帶著對故國的思念，顧炎武曾兩次到昌平的長陵哭吊明成祖朱棣，六次到思陵哭吊明思宗朱由檢。他的足跡遍及昌平的山山水水，寫下了《昌平山水記》一書，對昌平的建制沿革、風景名勝、文物古跡、自然地理、民間習俗等進行了詳盡介紹，為后世留下了一份考據準確、脈絡清晰的珍貴史料。

當年，顧炎武的才學遐邇聞名。他客居報國寺時，在朝廷做官的文學家王士禎曾去拜訪，并心血來潮地請他背誦古樂府《蛺蝶行》。那首短詩雖然只有56個字，但生僻難記。使王士禎感到驚訝的是，顧炎武脫口而出，一字不落地背了出來。

亂世中的顧炎武手不釋卷，沉醉于詩書學問，終成一代大儒。

悲憫蒼生心憂天下

在顧亭林祠游廊的墻壁上，鑲嵌著一些書法作品石刻，均為顧炎武的經典名言，其中最為人們所熟知的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空談誤國，實干興邦”。

作為一代大儒，顧炎武治學以“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為宗旨。

他反對雕琢辭章、綴輯故實的無用之學，倡導“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的學術理念。在他看來，學問之道，貴在明道淑人，撫世宰物。這種經世致用的學術主張，以及他在眾多學術領域的成就，終結了晚明空疏的學風，開啟樸實學風之先河，對清代學者產生了積極有益的影響。他認為做學問必須先立人格，“禮義廉恥，是謂四維”，主張“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他的“利國富民”、“善為國者，藏之于民”思想，具有早期民主啟蒙色彩。

顧炎武纂輯的《天下郡國利病書》，敏銳地關注到土地兼并及賦稅繁重不均等社會積弊，指出“世久積弊，舉數十屯而兼并于豪右，比比皆是”，以至出現了“有田連阡陌，而戶米不滿斗石者；有貧無立錐，而戶米至數十石者”的情況。在他所撰寫的《軍制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郡縣論》中，探索了造成社會積弊的根源，表達了實行社會變革的強烈愿望。他指出“郡縣之弊已極”，癥結在于“其專在上”，初步觸及到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提出了變革郡縣制的要求。

在《日知錄》中，他開宗明義:“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復，啟多聞于來學，待一治于后王”。他認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貧”，因而“有道之世，必以厚生為本”。他希望百姓擺脫貧困，實現“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對于社會財富分配，他說:“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于官；官專其利，則財源塞而必損于民。”他認為自萬歷中期以來，由于“為人上者”唯利是圖，造成了“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的局面。因此，他主張“藏富于民”，民富才能國強。

顧炎武“明道救世”的經世思想，突出體現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八字警言。他所說的天下興亡，指的是天下蒼生的生存和中華民族的延續。為此，他一生奔波勞碌，上下求索，即使在病中，仍然呼吁“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他悲天憫人，以滿腹經綸為天下蒼生代言，受到世人景仰。

文人祭祀報國志士

位于西城區報國寺前街1號的報國寺，始建于遼代，明成化二年（1466年）及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重修。1997年，報國寺開辟為收藏市場，并對公眾開放，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顧亭林祠位于報國寺西南面，原為禪房，因顧炎武曾在此居住，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改建為顧亭林祠。

歷史上的報國寺香火旺盛，還曾是北京最大的舊書市場，文化氛圍濃厚。在清代，有不少詩人、詞人、詩詞理論家、文學家、戲曲家、書法家、收藏家、學者、金石學家等文化名人經常光顧報國寺舊書市場，譬如孔尚任、王漁陽、朱彝尊、翁方綱等。由于報國寺地處皇城外知識分子聚居的核心區域，順理成章地成為宣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清順治十五年（1658年），顧炎武第一次來到北京。此后，在他北游的25年中，多次往返京城，而在京期間，他的主要居住地是報國寺。在那里，他可以淘到心儀的古籍，還可以結交眾多文化名人。另外，寺院清靜，適合著書立說。據史料記載，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報國寺完成的。顧炎武寓居報國寺，也許還有更深的寓意。他從祖籍江蘇昆山出發游學北方，行程三萬余里，著作千余萬字，意在傳播他的天下觀，探索百姓安居樂業之路。就是說，他一直在為“報國”奔走。而報國寺的寺院名稱，剛好與他的抱負相契合。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北游途中的顧炎武在山西友人家去世，享年70歲。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翰林院編修何紹基、貢生張穆等發起修建顧亭林祠。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春，顧亭林祠落成，共有南中北三座院落。當年農歷五月二十八日（顧炎武生辰），儒臣學士們在顧亭林祠舉行了隆重的祭祀活動。此后，每年舉行春秋佳日祭和生辰祭，還有許多不定期的特祭。這種民眾自發的祭祀活動延續了80多年，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罕見的現象。

每次祭祀，參與者均簽寫“題名錄（簽名）”，并賦詩作文，還有現場作詩唱和及書法繪畫等文化雅集活動，主辦者將活動內容及題名、詩書畫等歸檔保存。然后，匯編成《顧祠會祭題名卷子》，共匯編了4輯，卷首有顧炎武肖像。影印出版后，分發給參與祭祀者，使其得以傳世。參與祭祀者中，有人編寫《顧炎武年譜》，嘉慶到道光年間，問世的顧炎武年譜多達6種；有人點校、注釋顧炎武著作，從顧祠建成到光緒年間，約有94位名家撰寫了百余種解讀顧炎武著作的書籍。

當時，京城文化界出現了顧炎武熱，而顧亭林祠成為文人雅集場所，人們虔誠地懷念這位胸懷天下的報國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