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大地》獲選第11屆茅盾文學獎的消息傳來后，楊志軍很平靜。只是，接踵而來的采訪讓他有些應接不暇，但面對每一個采訪者，他都認真地回答問題，哪怕很多是重復了很多次的問題。

認真是他的習慣。

他曾在雪山大地之間認真地生活；離開之后，他認真地創作《雪山大地》。他在作品中認真地追尋父母親與共和國數代建設者的艱辛足跡，認真地書寫高海拔地區的時代巨變與草原牧人的精神天路，認真地注視人與自然、人與動物、生態與發展、農牧文明與城市文明間的融合與沖突。

對話楊志軍，我們不僅將目光聚焦于這部獲獎作品，更與作家一起，暢談關乎文學、創作、理想的種種——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作家如何定位自身；面對現代人的精神危機，文學提供怎樣的路徑以重樹現代人的信仰、續寫人類精神。

《雪山大地》楊志軍 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真正的寫作契機，是出于對自然生態的憂慮

讀書周刊：《雪山大地》以高票獲選第11屆茅盾文學獎的消息傳來后，您的第一反應是什么？

楊志軍：當然是意料之外，但也似乎是意料之中。坦白說，我在創作這部小說時，沒有那種強烈的念頭——我一定要得獎，完全沒有。

一個真正的文學寫作者是不能考慮太多的，也不會考慮太多的。之所以寫作，是為了自己的情感得以抒發、想法得以呈現、自我得以安放。很多時候，這是情不自禁的，不能有功利目的。

既然是自己用心血凝聚而成的作品，我就有這份自信，它是一部好的作品，可以為讀者帶來裨益。所以，創作時沒有想獲不獲獎的事，獲獎了卻也不感到十分意外。

讀書周刊：您這種不得不寫的強烈情緒，最初是從何而來的？

楊志軍：我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他們愛讀書，收藏了很多文學作品。即使是在那個“不能讀書、不讓讀書”的年代，20世紀50年代我們國家出版的中外小說，我們家幾乎都有。我小的時候沒有什么兒童讀物，只能去父母的書架上找東西看。那時，我讀《安娜·卡列尼娜》，根本讀不懂，一頁一頁地翻過去，只知道書里的人在談戀愛。《水滸傳》是我重要的啟蒙讀物，但同樣看不懂，甚至連很多字都不認識，只知道一大幫人在打架。當然，書中很多人物的那種仗義疏財的做派，還是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童年時期接觸文學作品，對我日后走上寫作道路是很重要的，但這還不能說是我的寫作契機。真正的契機出現在我在陜西省軍區當兵的時候。那陣子，我被派到生產隊進行支援，每天的飯是挨家挨戶去農民家里吃的，這讓我近距離接觸到了農民的具體生活。有一回，我在等老鄉做飯時發現他家有本破書，里面有一篇小說，是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看完后我想，哎呀，這樣的小說我也可以寫的！從此之后，我走上了寫小說的路。

我年少時寫的一些小說，有的發表了，有的沒有發表；但即使發表了，我內心也沒把它們算作我的作品——那時候寫的東西，無論是語言還是技巧，都實在不太好。我自認為我正式的文學寫作的起點，應該是在上大學以后。我是在1977年、高考恢復第一年參加高考的，考上了青海師范大學。在那里讀書時，我遇到了很多讓我一生受益的好老師，也因為我們是高考恢復后的第一屆大學生，所以老師們對我們格外上心與愛護。老師們廣闊的眼界和豐富的學養教會了我許多，我的思路被打開了。老師們并不是照本宣科地純粹從結構、語言等技巧方面來教我們寫作，而是結合他們自己豐富的經歷讓我們去了解文學、文人，去觸摸文心。

畢業后，我回到青海日報工作。有一次，一些農民因大風吹裂了青海湖的冰面而被困在浮冰上，我去現場采訪。當時，除了完成新聞稿之外，基于這段親身經歷與見聞，我還寫成了《大湖斷裂》，這是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說。隨著采訪中積累的環保知識越來越豐富，我又寫了《環湖崩潰》。

那時候的文壇，主流是傷痕文學，當大家幾乎都在回顧歷史、創作傷痕文學時，我獨自在關注生態向度的社會問題。這或許是受我的工作的影響，作為記者，我每天在接觸現實，尤其是西部的現實，親眼看到很多破壞生態的現象——比如在生態本就脆弱的草原上盲目開墾耕地，等等。因此，說到底，我寫作的真正的、重要的契機，是我對自然生態的憂慮。

楊志軍

悲憫心和責任感成為此生寫作的底色

讀書周刊：歷經數十年，您的文學創作一直聚焦于生態題材，體現您對生態的關切，《雪山大地》也是。

楊志軍：對，我一直是這樣的。這個與我的天性有關系，我崇尚自然、敬畏自然，也覺得人在大自然面前絕對是渺小的。

牧民對待自然是十分敬畏的，而且，他們對自然的敬畏已經成為一種神圣的信仰。比如對于一座山，如果外來者為了挖礦而把草除掉、把山刨開，牧民是很反感的。他們覺得山是有靈性的，是神山，是不能亂挖的，挖山就像剖開人的皮膚、傷及人的血肉，神山是會因為受損而發怒的。因為牧民有這樣樸素的信仰，所以，青藏高原的生態長久以來維持得比較好。我在老百姓家住的時候，觀察到他們居住在臨近水源的地方，但并不會直接將衣物、用品拿到河中洗。他們會在河邊挖一個坑，然后用水桶一桶桶地將河水運到大坑中去洗，因為他們覺得河水是圣潔的，有神明居住其中，人怎么可以直接在河里洗衣物而把河水弄臟或打擾神明呢？

他們不管是取水還是做其他事，都是需要多少取用多少，絕不會出于貪念而肆意奪取。就像挖藥材，如果牧民今天只需要用一株，他看到那里長著三株，他只會取一株，而讓另外兩株或繼續生長或留給別人用。因為這是大地母親的慈悲饋贈，取用就一定是用在所需之處，不能浪費也不能多占。

我還特別喜歡動物，這也讓我更熱愛自然、更關注生態。我養過很多動物，狗、紅嘴鴨，等等。在藏區，人和動物的關系比其他很多地方更為親密。我曾經寫過《藏獒》，藏獒在許多牧民家里是家庭成員一樣的存在，會得到相當的愛護。雖然牧民也會為了生存而宰殺、食用牛羊，但他們宰殺牛羊前都會特別傷感，會請別人幫忙宰殺自家的牛羊，并且是要念經超度它們的。

在《雪山大地》里，雪山在某種程度上象征著父親，大地在某種程度上象征著母親；雪山的雪水滋養著大地上的生靈，大地使得生靈有棲息之所。這是一種生態上的和諧。總之，生態是我寫作中的重要關切。西方現當代也有一些生態主義小說，但和我們的生態書寫還是有些不同的；這和東西方不同的文化傳統有關。自然、和諧、節制觀念是我們古代文化中非常寶貴的部分，當代人應當從中有所汲取。

讀書周刊：離開藏區之后，您主要生活在青島，創作了不少帶有明顯青島特點的作品。青島和藏區，兩種不同的地理空間，對您的文學寫作和精神生活產生了什么樣不同的影響？

楊志軍：影響肯定是不同的。首先青藏地區和青島地區的自然景觀、文化屬性是很不同的。就自然景觀來說，青藏高原多是雪山、草地，而青島有著十分廣闊壯美的海洋景觀。

就我本人而言，雖然我現在生活在青島，但我是在藏區長大的，我眼中和我筆下的青島更多是我以一種“草原人”而非都市人的角度觀察到的青島。可能與雪山大地、與藏區文化帶給我的悲憫情懷有關，我天真地希望通過作品來補益都市人的精神缺憾。比如，在《你是我的狂想曲》中寄希望于音樂對人的救贖與治愈，在《最后的農民工》中則希望農民工的奉獻不僅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他們身上那種天然的淳樸與善良是都市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都市文明是人類文明的集中體現，它本身就具備很強的文化吸納能力，我用作品致敬都市，是因為它給了我很多思考人生和思考生活的機會。我希望我的文學能從遼闊的雪山草原延伸到同樣遼闊的海洋都市，延伸出一種新的文學思考和精神追求。

總之，藏區文化從某種程度上帶給我的悲憫和責任感，成為我此生寫作的底色。在和青島的朋友們交往時，他們可以感受到我身上的藏區文化特質以及這種特質和青島文化、海洋文化間的碰撞，但這種碰撞帶來的更多是益處而非矛盾，這就很奇妙了。

另外，青藏高原的遼闊博大和青島大海的遼闊博大都在我的寫作中得以呈現，尤其是景物描寫，更是重要的呈現。如果把我作品中描寫景物的片段匯集起來，那也會是一本厚厚的書。

作家之為作家，應該有其標準、有其尺度

讀書周刊：翻譯家林少華寫過一篇文章《志軍教我寫小說》，寫的是您教他怎么寫小說，但他最終“認輸”，認為小說是不可教的，筆觸很幽默。寫小說到底可教不可教？

楊志軍：成為一個作家，尤其是一個好的作家，無疑是要具備很多條件的。

首先是作家本人自身的條件，天性是很重要的，有些人天生就形象思維發達，對周圍的環境很敏感，情感豐富。就我本人來說，我就對我所處的自然環境特別敏感，自然就下筆如有神。

其次，作家個人的學養積累也特別重要。從天性出發，因為興趣而特別地去儲備相關學養，才算是具備了成為一個好作家的基礎。

最后是作家對生活的認知能力。在生活經歷相同的情況下，不同的認知能力下寫就的文學作品是有高下之分的。認知能力和后天的學習密切相關，學識好方能見識高。

除此之外，我認為一個好的作家一定要有排除干擾的能力，做到心無旁騖才能產出好作品。社會生活中有各種繁雜的事務和誘惑，如果我們深陷其中無法自拔，就會耗盡自己的精力和元氣，想要寫出好的作品，恐怕是一種虛妄。歷史上許多好的作家，他們都懂得要給自己的心靈留有空白，始終堅守自己的理想，牢牢不放，即使這樣，可能在有些人眼里看起來也是可笑的。

具備了這些基本素質、能力、信念之后，寫作就會變得比較容易。我和林少華先生是朋友，一起聊聊文學而已，并不是真的在教他寫小說，就算小說可以教，少華也用不著我來指點，作為出色的翻譯家，他心中自有偉大的作家作為他的精神伴侶。何況文學創作根本就不是教出來的，而是悟出來的，是每個寫作個體獨特的生命體驗，而非文字技巧，是一個人天性、學養與理想信念情不自禁的流露，而不僅僅是篇章結構。

寫作這件事，更多還是個人的修行，除了極個別的天才型作家，大多數作家還是要經過無數次的實踐、無數次的磨難、無數次的失敗后，方能慢慢走出屬于自己的寫作之路。

讀書周刊：您如何定義好的作家？

楊志軍：不是寫成了文章、寫出了故事就是作家了，更談不上就是好的作家了。

作家之為作家，應該有其標準、有其尺度，不能太隨便、太廉價。文壇優秀的前輩們，比如雨果、但丁、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馬爾克斯等，他們樹立起來的尺度是我們行進在文學寫作道路上的路標，也可以說是人類精神的燈塔。文學創作需要技術，但它本質上絕對不是一個技術活，其本質還是人類的精神。上面提到的這些小說大師，無論是現實主義的還是浪漫主義的，最終的目的都是表現人類精神的廣度與深度。固執地去思考人類精神危機的作家，往往是純粹的、天真的。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他們——你思考下頓飯吃什么就好了，為什么要思考這些有的沒的？可這也正是他們的偉大所在。實話實說，作家中只有少數人可以達到這個標準。于我自己而言，雖然我可能達不到這樣的標準，但是我會一直努力去接近這樣的目標——做一個認真的人、天真的人。

喪失了這種天真，文學如何自存？

讀書周刊：從您創作起步到今天這部獲獎的作品，您的創作主要還是以您自己的生活經歷為基礎。文學界曾有這樣的討論：一種聲音認為，如果一個作家的創作是基于自己的真實經歷的，會更有真情實感、更貼近現實；另外一種聲音認為，這會限制一個作家的創作，會走向單一乃至枯竭。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楊志軍：作家是有不同類型、不同特點的。有些作家是生活型作家，他寫完自己的生活就沒有東西可寫了。有些作家是想象型作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脫離自己的現實生活，根據想象寫出很多東西——科幻作家就是這類作家的典型代表。還有一種作家既面向現實，也善于想象，這種作家是最高明的，他有著永不枯竭的寫作源頭。我希望自己成為這樣的作家，既忠于現實，也忠于理想。

讀書周刊：《雪山大地》似乎就體現了您的這種雙重性——它是現實題材的，但又高揚著理想主義的旗幟。

楊志軍：是這樣的。

在我們這一代人看來，我父母那一輩的人，他們的理想綻放得特別崇高、特別耀眼，但其實，在他們經歷歷史的時候，就他們自己的感受來說，那是他們再平常不過的日常現實。他們那代人是很純粹的，他們做事不太會去權衡利弊，而只是覺得，我就應該把這件事做到最好，我把這件事做到最好就可以了。他們自覺地將自己的人生融入時代的需求中去，那幾乎是他們的某種本能。像我的母親，作為一名醫生，治病救人就是她的本能；我的父親看到偏遠之地的孩子不識字，就很憂心焦慮，自然而然地為了孩子們能識字、學知識、有文化而創辦學校。很多孩子上了他辦的學校，學到了文化知識，這些孩子長大后留在草原，成為草原干部，為草原發展作貢獻。

他們做人也嚴守著比較高的道德標準，現在我們的生活條件變好了，可是，隨著物質主義的盛行，面對的誘惑也變多了，人的純粹性相對減少了，其中有一小部分人的道德標準似乎低了很多，以至于有的時候，上一代人的底線要求成了我們這一代人的理想追求。我想，文學是一種很適合呼喚純粹的、崇高的精神回歸的方式，在文學中弘揚這種召喚精神也是必要的。最需要文學書寫的，并不是已經泛濫的東西、大家都有或者都在追求的東西，而是那些大家遺忘了的東西、缺少的東西、本應該追求的東西。

我們現在所缺少的，就是人的精神，作家就應該重點關注這一點。但前提是作家自身是有情懷的人、有道德感的人、有理想的人。就像雨果筆下的冉阿讓，他承載了雨果自身的人格理想。雨果認為最完美的人不是沒有憤怒、罪孽和錯誤的人，而是有了罪孽能懺悔的人，冉阿讓就是一個懺悔的典范。實際上，文學形象冉阿讓的道德標準就是文學家雨果自己的道德標準。托爾斯泰也是個精神境界很高的人，他將自己的財產分給農民、農奴，他的這種精神體現在文學作品中就是他的“托爾斯泰主義”。在他們身上，個人理想與文學作品往往呈現出高度的統一性。

讀書周刊：當代人面臨著普遍的精神危機，有一類作品會展現人的這種精神困境，從而引發大眾的共鳴，一些文學作品、影視作品因此還變成了“網紅”。而您的作品，描述了父母親與共和國數代建設者建設草原的艱辛足跡，描述了高海拔地區的時代巨變與草原牧人的精神天路，您筆下的人物帶著一種崇高感。您擔心他們與當代讀者之間會有某種距離感，從而無法引發讀者共鳴嗎？

楊志軍：我認為真正好的、有擔當、有責任感的作家，他們的焦慮都指向了同一個方向，都在關切人類的精神。指出困境是一種關切，呈現理想的崇高精神也是一種關切，二者是殊途同歸的。在某種程度上，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最大的優勢也是最大的貢獻并不是批判，而是建樹。建樹什么呢？是人類的理想，而理想的建樹正是為了填補現實的空缺。有些人可能覺得這樣的作家和作品太天真甚至可笑；可是，天真是一個作家最寶貴的東西，天真也是理想的基礎。喪失了這種天真，文學如何自存？

在《雪山大地》中，我覺得自己還是比較好地兼顧了主題性與文學性的關系。無疑，文學是有文學性的標準的，是文學之為文學的范式、慣例，這些既是文學史上那些前人樹立的，也是后來者不斷更新的。雖然寫的是主題性、時代性很強的作品，但我在寫作中力求我的文學書寫達到能讓自己滿意的、飽滿的“文學度”，無論是語言的運用、人物性格的塑造，還是情節的發展、邏輯的推進。

我也盡力地在現實主義寫作中追求詩意的表達，事實上，草原的風物人事和特有語言本身就有著原生態的詩意之美，我采擷這種素材寫就的東西加之自己文學用語的詩意處理，使得我的小說具有一定的詩的特質。小說是用來讀的，需要具備可讀性，而情感是可讀性的重要度量之一，也是作品的血肉所在。我本身也是一個情感飽滿的人，我也盡力讓自己的作品成為有情、用情之作，我用情感激發作品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