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作者（左）和馮潤璋（中）合照。馮潤璋（1902年—1994），作家、教育家。青少年時代就有濟時救國的遠大理想，參與籌建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成為“左聯(lián)”的發(fā)起人之一，并致力于家鄉(xiāng)教育事業(yè)。馮潤璋平生著述頗豐，包括小說、詩歌、戲劇等，作品語言樸實凝重,風格沉郁深邃。

陌生的鄰家人

“潤璋”這名字，早在孩提時代我就知道了。怎么能不知道呢？我家跟他家是距離不到50米的斜對門，他家的鍋臺在哪兒，硙面的硙房（磨房）在哪兒，我都清楚，他家墻外的水井更是我的“走馬熟地”，每隔兩天我就會去那槐樹下的井臺上扳著轆轤絞水。所謂“雞犬之聲相聞”，正可借以傳神寫照。

在我兒時，他家門口似乎終年坐著一位白須白發(fā)的老人，我知道那是紀昌他爺，門里出出進進的是紀昌和他奶（母親），而紀昌的父親就是我沒見過的潤璋先生。母親告訴我：潤璋是個念書人，在外頭干事，不愿意父親為他包辦的婚姻，多年不回家。人家在外邊成了家，也有兒女。外邊那女人也是文化人，回過咱馮家溝，有時還把孩子送回來住。

我有點明白了：事情很嚴重。難怪，每年伏天的晚上，鄰近幾家的女人常帶著孩子在紀昌家門外的石臺上閑聊乘涼，家長里短，漫無邊際，有時連鄰家親戚的事都拿來議論，但從來沒人提說過潤璋。

馮家溝是個偏僻貧窮的小村，沒有在外邊干事的人，潤璋又多年很少回來，所以村里人對他了解很少。作家是什么人？留學回來后干過什么？沒有誰能說清楚。

新中國成立之初，農(nóng)村開展掃盲運動，當時用的課本就是潤璋先生編的。白色的封皮上鮮紅的“馮潤璋”三個字格外顯眼，叫我興奮，這就是紀昌他伯（父親）啊。至今還記得書中幾句：“七月棗，八月梨，九月柿子紅了皮。”“一個驢糞蛋，一碗小米飯。”好像書里有一幅插圖，就是我們村裴筱翠在紡線。

不久，紀昌他爺去世，潤璋肯定是回來了。但因為“過事”，亂哄哄的，更因為我和他有37歲的年齡差距，不可能搭話，所以對他我沒有任何記憶。不過，有兩個細節(jié)倒是讓我對潤璋先生稍稍有了些真實的了解。一是門里小過廳掛著一幀吊慰的條幅，大字是隸體的“含笑九泉”，落款是“西北軍政委員會編審室”，這使我知道了潤璋先生是個一般的文化干部，并不是什么“官”，更何談其“大”。一是大門上的對聯(lián)：“響應號召增產(chǎn)節(jié)約簡事父喪；謹遵遺訓勤儉勞動以慰親靈。”這肯定是潤璋自己擬的，時代氣氛，家傳精神，簡潔明白得小學生也能有所體味。它與掃盲識字課本一起，讓我感受到先生確實是一個文化人。

幾年后，潤璋和他的原配夫人楊氏辦了離婚手續(xù)。當一紙判決送到馮家溝，楊氏老人在家里的門道子痛哭了一場。我跟母親一樣，把同情給予紀昌他奶。

當初，他一定是下了決心，父親已經(jīng)過世，無掛無礙，辦過離婚手續(xù)，他就再也不回馮家溝了。然而，命運故意與他作對，你不愿再進老家的門，它偏偏逼你去見老屋的人。像多年在外的游子歸來一樣，潤璋先生被故鄉(xiāng)接納了。紀昌一家在村里人緣好，鄉(xiāng)親們只說是“紀昌他伯回來了，還帶著一個女兒”。

到那時，潤璋之于我，依然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

被遺忘的左翼作家

1969年，我回到家鄉(xiāng)工作后見到了潤璋先生。平正微黑的臉上寫滿了認真嚴肅，中等身材，稍顯單薄卻不孱弱。他說話直來直去，沒有虛與委蛇的應酬，不過三句，你就會斷定這是一個絕對不會說謊的人。

一次，他來我家轉(zhuǎn)悠。窯洞墻上掛著一位朋友送的宣紙畫的梅花——是那種當時崇尚的風格，粗干虬枝，繁花滿樹，熱烈怒放。我問他畫得怎樣？他微微一笑說：梅花畫成茶花了……

某日，我從地里干完活回家路遇先生。他說他在城固兒子家看到我在《陜西日報》發(fā)表的雜文，那一瞬間，我覺得他會由此延伸談點寫作的事，可是接下來的話卻只有兩句、五個字：不錯，繼續(xù)寫。

有回去他家，老人正在翻看一本薄薄的，黃褐色的什么書，作者張默生。后來知道，潤璋先生1930年曾去濟南高中教書，校長即是張默生。他說，消磨時間，沒別的書可看。我于是從學校拿回一本新出版的《魯迅雜文書信選》給他送去。去時，他在對門他弟家聊天。先生隨意翻看，忽然說：誒，這不對啊，這次開會我怎么不知道？——他指的是書里一條與左聯(lián)活動有關的注釋。這讓我意外驚喜，便試探著問：你跟魯迅見過面嗎？他臉上掠過不易覺察的微笑：咋能沒見過，要聯(lián)系工作嘛。我于是知道了他讀的是上海大學，受學校黨組織指派參與了左聯(lián)早期的籌備。他跟我談這些，在座的人都不說話，一臉茫然地忍耐著，我們的交談也只能草草收場。

馮老居無定所，在城固、西安、青海、新疆和老家五處的兒女家輪換居住，我跟他交談的機會不是很多。但我一直關注著有關他的信息，翻檢魯迅日記，在1933年三次見到“馮潤璋”的名字，感到欣慰，像是落實了什么心事。在《陜西教育》上讀到曹冷泉的文章《沙灘上悲慘的記憶》，里邊提到“旅滬青年馮潤璋”，就想及時轉(zhuǎn)告先生。

1980年3月，看到某報刊登的《新文學史料》目錄中有先生寫的《我記憶中的左聯(lián)》，我興奮之至，便欣然提筆給先生寫信，表達多年來的敬慕之情，求教之愿。先生見信，連夜回復。千字篇幅里，有鄉(xiāng)情，期盼“多來往、多見面、多交談”，很親切；有感嘆，自己已老，故舊凋零；有回憶，兒時老人說：“仲山無峰，出不了人”，正應在他身上。這又叫我感到了老人的孤寂。

或許，正是這孤寂催生了先生的生平回憶錄。初見“殘骸”的命名我曾心頭一震，但讀完內(nèi)容卻并不全是傷感。這是一個人顛沛漂泊的歷史影像，也是豐富多彩的人生記錄，行走其中的是一位命運的抗爭者，時代的吶喊者，良知的堅守者。有蒼涼之感，更有風云之氣。

歷史并不遙遠，但馮潤璋——這位1925年五卅慘案中冒著敵人槍彈沖在游行隊伍前邊的上大學生，曾被國民黨政府密令逮捕的“左聯(lián)”發(fā)起人之一，1933年在魯迅先生指導下辦刊暴露西北社會黑暗民生凋敝的作家，編寫過西北農(nóng)民識字課本的教育家，卻被遺忘得太久。我寫了一篇介紹馮先生的短文，在1982年9月5日《西安晚報》發(fā)表。喜出望外的是，這篇署名“仲鹿”、只有六百字的《左聯(lián)時期的一位陜西作家——馮潤璋》引起了陜西省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會的注意，秘書長宋建元立即來信聯(lián)系采訪馮先生的事。爾后，研究會委托寶雞師院的呂世民等搜集馮老舊作，準備出版。

我借來書稿，靜下心來拜讀。身在西安糖坊街明新巷先生的家里，心卻隨著紙上文字飛往上世紀二三十年代。

馮潤璋旗幟鮮明地主張文學家“走向社會的最下層去”“表現(xiàn)革命群眾的意識和熱情”。他以創(chuàng)作實踐兌現(xiàn)了自己的宣言，為左翼文藝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經(jīng)各方努力，《馮潤璋文存》終于出版。為表慶賀，1993年9月3日，陜西省作協(xié)召開了“馮潤璋先生從藝六十五周年座談會”。胡采在講話中說，原來不知道，搞革命文學這位老大哥走在我們前頭了。一些搞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同志也興致勃勃，認為馮潤璋復現(xiàn)，填補了上世紀30年代陜西左翼作家的空白。

一個倔強的靈魂

從少兒時的好奇、青年時的疑惑到中年以后的長期交往，我用了五十年的時光讀《馮潤璋文存》的作者，從軀體到靈魂。

也許是祖母一人撫養(yǎng)四個子女的剛毅有遺傳，也許是父親的嚴厲倒逼反促，也許是“北仲山下背柴娃”的生命背景無形中的滋養(yǎng)化育，馮潤璋單薄的軀體里凝聚著一種能負重、不屈從、講理講到底的倔強。

在他13歲時，小學突然停辦，父親要他跟一個親戚去四川學做生意。但小潤璋堅不從命，他要繼續(xù)念書，走向遠方。僵持多日，老子輸給了兒子。

學校關門，他以三人小組形式在一個同學家補課，半年后以優(yōu)異成績考上全縣唯一的高級小學。在高小，因為上灶交的是“黑面”，被一些同學嘲諷謾罵，他便下灶自己做飯吃；有時黑面也拿不起了，就到街上背巷子買便宜的紅芋吃，忽忽一飽，匆匆返校，但成績總是名列前茅。

小學畢業(yè)，父親和關心他的老師、領導都勸他考師范，他卻考了校風嚴謹?shù)奈靼彩ス珪袑W。他參加了學校勤工儉學洗衣組，在別人鄙夷不屑的眼光里默默勞作。有人患了膿皰疥瘡，也把換下的臟衣叫他洗，膿塊血斑發(fā)出的腥臭令人惡心，他也忍了。

考大學前，原中學校長董健吾替他談妥了一份做助教的工作，他不滿意，考了上海大學。當時的上大條件不好，食宿要學生自己解決。他囊中羞澀，只能住簡陋的亭子間，用石油打氣爐自己做飯……

求學的路障礙重重，步步艱難，馮潤璋寫的是一部發(fā)憤圖強史，悲欣交集。

15歲時，由父母做主，一頂花轎把一個比他大兩歲素不相識的小腳女子抬到家——潤璋結了婚。開始，因為陌生而感茫然，無所謂喜憂。但很快發(fā)現(xiàn)，兩人相見，感覺像是走錯了房間，要抽身，卻被一條叫作“婚約”的繩子捆綁在一起。后來，他幾次提出要離婚都遭嚴厲訓斥，從此跌進“一個無底的痛苦深淵里”。他無法遷就，于是以“逃”為“抗”。追尋他在《殘骸》里的足跡：暑假，先避到朋友家去住，開學前三天才回家取糧錢；寒假，回家住了一夜，便翻山越嶺到幾十里外的淳化縣潤鎮(zhèn)去訪師，半夜動身，天凝地閉，風厲霜飛，第二天傍晚抵達時，鞋凍在腳上脫不下來了。1926年冬，由上海回陜探望“二虎守長安”戰(zhàn)后余生的親友，包括妹妹潤珊和戀人劉雪霞，返滬前回涇陽見了資助他的劉仲山和張少堂，卻找不到他回家的足跡。顯然，家，雖記猶忘；婚姻，已名存實亡。

回過頭看，他在父親故去后斷然辦理離婚手續(xù)，是要讓那包辦婚姻名實兩亡，徹底死去。1966年回老家不與前妻搭話，并非是因為已辦離婚手續(xù)，而是離婚前好久已成路人。彼時彼地，他也許更反感別人的憐憫，其決絕態(tài)度正不必苛責。

1992年，九十歲高齡的馮老應外孫女之邀去上海頤養(yǎng)，其實也是想舊地重游。我把他介紹給《文匯報》編輯朱大路，大路編過我的雜文《吳宓已逝，馮潤璋年屆耄耋》，很愉快地采訪了馮老，并于1993年4月20日發(fā)表了他回憶左聯(lián)的短文。過后，朱在來信中感嘆：“馮潤璋太老實！”

“太老實”，是否也可讀作“太正直”“太認真”或“太倔強”？

1994年8月獲悉先生逝世，我并沒有太大的驚訝。九十多年的歲月如逝水跌跌宕宕從腳下淌過，也清清楚楚從心頭流過，“生不愿封萬戶侯，亦不愿識韓荊州。但愿身如冰峰潔，此生只作天池游”的潤璋先生該是無怨無悔無牽無掛御風駕鶴去作他的“天池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