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慶祝創(chuàng)刊七十周年，《文學遺產(chǎn)》編輯部的劉京臣兄來信索稿。十年前《文學遺產(chǎn)》創(chuàng)刊六十周年時，我曾撰一短文致賀，題作《我心中最純凈的學術(shù)園地》，文中說：“20多年來，我一共在《文學遺產(chǎn)》上發(fā)表了12篇論文。雖然算不上高產(chǎn)作者，但對于論文總數(shù)不多的我來說，《文學遺產(chǎn)》毫無疑問是我的第一發(fā)稿刊物。如今我忝列《文學遺產(chǎn)》的編委，大家切勿以為這對我發(fā)表論文有何益處。我是2011年第三期才被增補入編委會的，在那以前，我在《文學遺產(chǎn)》上發(fā)過11篇論文，一直是以普通作者的身份投稿的。我為人木訥拘謹，不善交際，而且從心底里鄙視‘功夫在詩外’的世態(tài)。20年來我進京不下30次，卻從未到《文學遺產(chǎn)》的編輯部去拜訪過，至今尚不知那座學術(shù)殿堂的大門是朝著什么方向。我與《文學遺產(chǎn)》的歷任主編或編輯朋友都只在投稿后才開始聯(lián)系，聯(lián)系的內(nèi)容無非是商討修改意見，通知錄用與否，或是填寫相關(guān)表格，從無一言涉及私交。歷任編委會中與我私交較密的只有陶文鵬兄一人。這多半是因為兩人都喜愛宋詩，學術(shù)上也比較談得來，如此而已。我與文鵬兄一般都是在唐代文學或宋代文學的學術(shù)討論會上見面，惟一的例外是1998年的一次交往。當時《文學遺產(chǎn)》組織了一系列筆談，我與陶文鵬、程杰三人的筆談題作《宋詩研究的回顧、評價同展望》。筆談中有些問題需要當面商討，文鵬兄便來南京出差。我為他預訂了學校招待所的普通客房，讓他與一位不相識的客人合住一間。一日三餐都在招待所食堂里吃，惟一的‘接待’活動是我自掏腰包請他在學校禮堂看了一場周末電影，票價是5元錢，連看三部影片。這樣的交往，也許說得上‘君子之交淡如水’了。”轉(zhuǎn)眼又過了10年，我又在《文學遺產(chǎn)》上發(fā)表論文5篇，但至今仍未造訪過編輯部。我與編輯部各位友人的交往，仍然保持著“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性質(zhì)。《文學遺產(chǎn)》依然是我心中最純凈的學術(shù)園地，我仍愿用這句話來祝賀該刊創(chuàng)刊七十周年。

2008年作者與陶文鵬（左）在黃山

然而我與陶文鵬兄的關(guān)系，卻有了一些細微的變化。8月20日我前往武漢參加中國宋代文學學會第12屆年會，主辦會議的王兆鵬教授事先告訴我文鵬兄也將與會，我便隨身帶了一小罐新茶，開幕式那天贈送給文鵬兄，文鵬兄則欣然受之。在我倆將近四十年的交誼中，這是第一次饋贈禮物。那么，四十年來“淡如水”的交誼，為何變成了一杯清茶？原因很簡單：文鵬兄早已退休。他早已不擔任《文學遺產(chǎn)》的主編，早已不再過問刊物用稿的事情。也就是說，我與文鵬兄的身份，已經(jīng)不再是投稿人與刊物主編，而是毫無利害關(guān)系的一對朋友了。我向文鵬兄贈送一小罐茶葉，就像友人來訪時奉上一杯清茶，絲毫無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品格。當然，事實上我倆交誼的變化，早在幾年前就已開始了。2019年，文鵬兄的《點睛之筆——陶文鵬談詞》即將出版，來信向我索序。以往我每逢有人索序，總是敬謝不敏，此次卻一口應承，原因有二。首先是我敬重其人。文鵬兄長期擔任《文學遺產(chǎn)》的編輯，后來又榮任副主編、主編。《文學遺產(chǎn)》是古典文學研究者最向往的學術(shù)園地，文鵬兄也就成為學界的“執(zhí)牛耳者”。由于個性的緣故，我從未主動結(jié)識包括文鵬兄在內(nèi)的諸位編輯。文鵬兄并不以此為忤，對我投去的稿件常常青眼有加。他出版了許多著作，也從未以居高臨下的姿態(tài)讓我寫過書評。如今他賦閑多年，才來向我索序，我當然義不容辭。其次是我喜讀其文。文鵬兄平生審稿無數(shù)，評說他人論著鞭辟入里，本人卻惜墨如金，撰文數(shù)量并不太多，而且不喜長篇大論，倒是寫了許多隨感式的短札。收入本書的談詞短文，論述細致入微，文字清新可誦，讀來令人愉悅，作序也就不是苦差使。我在序言中難免要褒揚此書，但并未言過其實。例如下面兩節(jié)：“《點睛之筆》這個書名起得真好，本身便稱得上‘點睛之筆’！書中論說的對象都是從唐宋詞中采掇的警句，它們都在原詞中起到了畫龍點睛的效果，對它們的評析也能探驪得珠。”“文鵬兄主編《文學遺產(chǎn)》時對文獻整理、史實考證及理論闡述的稿件一視同仁，但他本人最喜愛的研究路數(shù)似乎以藝術(shù)分析為主，本書就是一本‘談藝’之作。讀完全書，我相信文鵬兄寫作本書時肯定心曠神怡，他時而點頭微笑，時而拍案叫絕，他對那些警句的欣賞喜愛之情洋溢在字里行間。從‘知之’到‘好之’，再到‘樂之’，是文鵬兄閱讀古典詩詞的三個階段，本書的構(gòu)思、撰稿也包含著這三個過程，最值得稱道的則是‘樂之’的心態(tài)。”相信古代文學研究界的同仁們，都會認同我的評價。我自己覺得這篇序言樸實無華、無一虛言，如果說時下許多任意拔高、滿紙諛詞的序言或書評像是甜蜜的醴酒，我的序言則有如一杯清茶。

我與文鵬兄在各方面都差別甚大：就資歷而言，文鵬兄早在60年代就從北大中文系畢業(yè)，后又長期在人稱“翰林院”的社科院文研所工作，且曾榮任《文學遺產(chǎn)》主編，名馳海內(nèi)；我則遲至1978年才考進大學，畢業(yè)后也一直是個默默無聞的普通教師。就性格而言，文鵬兄豪爽倜儻，相交滿天下；我則拘謹木訥，落落寡合。就生活習慣而言，文鵬兄多才多藝，常在大庭廣眾中引吭高歌，余音繞梁；我則不通一藝，在公眾場合總是退縮一隅，沉默寡言。文鵬兄給人寫信，信尾的問候語常是寫得斗大的“握手”二字，豪情滿紙；我寫信總是循規(guī)蹈矩地用“頌安”或“敬問起居佳勝”之類的陳辭來結(jié)尾。雖然如此，我倆的交往卻相當和諧，文鵬兄長我八歲，但他總是稱我“老莫”，我也徑稱他為“老陶”，從未用過“先生”之類的敬語。聽葛曉音教授說，文鵬兄曾多次在背后稱贊我的論文。我也對別人表達過對文鵬兄人品的欽佩，以及對其見解的欣賞。但我倆從未當著對方的面說過任何揄揚的話，我們的交往稱得上是君子之交。歲月不居，轉(zhuǎn)眼間我們已垂垂老矣。文鵬兄年過八旬，我也年逾古稀。我近年脫落了幾顆牙齒，又懶得裝假牙，說話有點漏風。文鵬兄幾年未見，形容也蒼老了不少。那天他在開幕式上致辭，雖然聲音洪亮、思維清晰，但原有的英風豪氣畢竟稍有減損。我凝視著正在發(fā)言的他，突地想起韓愈的兩句詩：“我齒豁可鄙，君顏老可憎。”但愿我們雖然形貌日益衰老，心智則一如既往的健全清朗。更希望我們的交誼長如一盂淡水或一盞清茶，永遠不要沾染世俗的塵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