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提出的以自然選擇為基礎的進化論，掀起了新一輪的科學革命，激發了人們對物種進化的探討和想象。三年后，查爾斯·金斯利就將這一石破天驚的理論，編織進兒童故事《水孩子：獻給一個陸地孩子的童話》中。一個掃煙囪的孤兒，不幸落入河中，變成了像水蜥一樣的“水孩子”。他要從這個新的動物化的起點開始，重新進化為一個人類的男孩。在進化論的視域中，水孩子的故事表征了一個新穎的命題：兒童在何種程度上算是動物？

這個命題關聯著維多利亞時代進化論一個重要的推論——重演論。重演論認為在妊娠期，人類胚胎經歷了從變形蟲到人類的所有低等動物的階段，重演了物種進化的過程。個體發育重演了系統發育。隨著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對重演論持續高昂的熱情，兒童重演論的階段從胚胎階段延伸至了童年。

斯賓塞認為成長中的兒童正在重復物種的進化，所以兒童必須模仿我們祖先原始心理狀態的發展過程——細致的觀察、果斷的實驗、耐心的試錯與縝密的演繹。這樣一套科學方法的運用應該成為基礎教育的核心。閱讀、書寫這些既非野獸，也非早期原始人類的行為，和進化發展的過程毫不相干，就應該被排除出兒童的教育過程。重演論對兒童的重構，引發了爭論兒童文學閱讀（阿諾德）和科學實驗（斯賓塞）孰優孰劣的文化危機。吊詭的是，正是在這場文化危機中，兒童文學的黃金時代來臨了。金斯利的《水孩子》和卡羅爾的《愛麗絲漫游奇境》以文學想象為方式，回應了重演論及其帶來的教育爭論。如果說水孩子的故事演繹了斯賓塞的科學教育，那么以科學無厘頭和文學戲仿搭建起來的愛麗絲故事，則聲援了阿諾德文學教育的主張。

近四十年后，進化論傳入晚清，引爆了知識界的認知結構，成為晚清發現現代兒童的認知裝置。嚴復是將進化論引入中國的第一人。早在1896年，嚴譯《天演論》就已出現在梁啟超于《時務報》刊登的一系列暢談教育改革的文章中，成為進化論被大眾熟知的傳播起點。經嚴復轉譯的進化論，也成為梁啟超重構兒童教育問題的理論資源。

在中國傳統的精英家庭的教育中，兒童（一般指男童）和成人的知識教育是不分的。由于兒童被寄望將來能學而優則仕，順利在仕途經濟之路上完成社會資本的再積累，兒童自小便在父親的督導下，開始了漫長的日課。18世紀，科舉不第被迫授館的人數大增，課徒之時兼而教子的情形，一時蔚然成風。享有晚清開眼看世界第一人之譽的林則徐，自三歲開始，便跟隨父親去教書，“懷公入塾，抱之膝上，自之無以至章句，皆口授之”。清代的考古辨偽學家崔東壁五歲始學《論語》，崔父“每授若干，必限令讀百遍”，還將百枚銅錢放在書本的左邊，讀一遍便往右邊移動一枚銅錢。“無論若干遍能成誦，非足百遍不得止也。”六歲時他已開始誦讀《孟子》《大學》《中庸》等。近世中國精英階層追求早慧的兒童。據研究，自宋代開始，教育幼兒學習的起點每隔一個或一個半世紀就會減一歲左右。有意思的是，這些順利進階仕途、歷史留名的神童背后，都有一位科場失意的父親。林父科舉不第轉而授館，崔父則“五試順天不中，自度不能仕進，遂轉其念于教子，以蔪行其志于后世”。

當梁啟超借助1895年甲午戰后，由新學主導的知識界的話語網絡的變革，開始重新思索兒童教育問題時，兒童成為了現代意義上“對象化了的兒童”。兒童不再作為“小大人”來接受教育，而是開始和成人分割開來，成為“作為孩子的孩子”，開始具有獨立的意義。梁啟超對兒童教育問題的闡述主要集中在《幼學》中，在《女學》中也有所涉及。但是《女學》往往被學界視為僅論及女性教育問題，基本忽視了兒童的教育問題才是重構女性教育的起點。雖然梁啟超是在《女學》談及胎教問題的注釋中，首次談及“侯官嚴君又陵譯《天演論》”，這個重要的注釋也被視為進化論在中國傳播的起點，但通觀梁啟超整個系列的教育文章，進化論的思想是貫穿始終的。

和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從重演論來爭論兒童教育的方式不同，晚清對進化論的接受，是從種群的競爭這一現實關切出發，重構兒童的觀念。如果說在達爾文的進化論中，進化并不預示著必然的進步，一切都是出于生物的變異、生物對環境的偶然適應性，以及神秘的生存意志，那么經由嚴復和梁啟超的先見，傳播到中國語境中的進化論就剔除了其中的偶然和運氣，簡化為強調競爭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梁啟超在《自序》的開篇，描述了生物不斷繁衍的場景，并以此入題：“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變……一日千變，而成生人。”（《時務報》第1期）在這個不斷變更、日新的世界中，種與種爭，群與群爭。為了在優勝劣汰的競爭中勝出，改良現代國民的教育問題，就成為保國、保種、保教的關鍵。

在談論科舉、學會、師范的問題后，梁啟超開始考慮幼學問題。他從腦部的結構和發育，獨立出兒童教育的意義。他說人體有大腦和小腦之分，大腦關聯悟性，小腦關聯記性，以往以訓詁、考據為主的誦讀式的強化記憶的教育，往往阻塞大腦的發展。為了激發悟性、適應兒童腦力發展，需要循序漸進、寓教于樂的兒童教育：

“識字之始，必從眼前名物指點，不好難也；必教以天文地學淺理，如演戲法，童子所樂知也；必教以古今雜事，如說鼓詞，童子所樂聞也；必教以數國語言，童子舌本未強，易于學也；必教以算，百業所必用也；多為歌謠，易于上口也；多為俗語，易于索解也。”（《時務報》第16期）

帶著這種將兒童與成人分割開來，把兒童視作不斷在成長演化的觀念，兒童的年齡也具有了意義。五歲到十歲是一種教法，十一歲到十五歲為另一種教法。

在梁啟超那里，和兒童育養相關的母教和胎教問題，成為女性接受教育的兩大理由。另外兩個理由是女性出外工作能夠生利和建構新的女德來穩定家庭。梁啟超從孩童的天性出發，認為母親比父親更能導引孩子“性情嗜好”的培養，這就改變了父親在傳統孩童的知識教育中的教導作用。又因西國“物種人種遞嬗遞進之理”，梁啟超認為，國中婦人應“一律習體操”，才能生出“膚革充盈，筋力強壯”的孩子（《時務報》第23期）。

梁啟超振聾發聵的教育宣言，迅即得到了晚清士大夫的積極響應。梁啟超的《女學》啟發了經元善。經元善于1898年創辦了晚清第一所女學堂。《幼學》和《女學》中的兒童教育設想，激發了葉瀚等人在1897年創辦晚清第一份面向兒童的報刊《蒙學報》。在葉瀚撰寫的《蒙學報緣起》中，他直接轉述梁啟超的兒童教育論，并以此作為報刊的框架。他再次重申了梁啟超保護兒童腦力的宣言，并按照年齡有別的兒童觀，安排報刊的內容設置。“本會立報于養育幼孩之法則，重在五歲至七歲，以母儀為本。于啟發童蒙之法則，重在八歲至十二歲，以師范為重。”《蒙學報》成為指導孩子在家中接受母教，在學校接受教育的教科書。

以進化論為認知裝置，梁啟超發現了現代的兒童，并通過現代兒童觀念的建構，重新安置了和兒童問題相纏繞的現代文化中的性別、社會和政治想象。在性別的重構中，梁啟超破除了傳統安于內的性別分工，女性一方面能夠走出家門進入社會空間，通過工作獲得經濟獨立，另一方面又要成為家中育養孩子的主力，承擔起孩子的生活起居和早年教育職責。這種女性觀念在重新安置女性家中職責的同時，又因女性與兒童早年教育的關聯，一度拓展了女性的師范教育和女性社會身份的建立。女性成為小學教師的不二人選。

因與成年人分割開來，兒童邁向成年的另一個階段，青春和青年也被發明了出來。當傳統世界子承父業的模式走向沒落，男孩像父親那樣成士、為農、經商不再必然，女孩也不再像母親那樣從一個家庭邁入另一個家庭。兒童的下一個階段青年，“將不再復制父輩的青春，不再經歷預先描述的青春，也不再是一個永恒不變的角色”，青年開始了全新生活道路的探索，“永遠不滿和不安成為現代青年的精神內核”（Franco Moretti，The way of the world:the Bildungsroman in European culture）。隨著現代兒童發現而來的青年，將成為下一個歷史時期——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新青年》雜志同人所要思索和回答的問題。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