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粟看待“志摩手札”： 決非一人一時之事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飛機失事而殞命。中國新詩界最杰出的代表就這樣英年早逝。消息傳出，社會各界無不感到震驚與哀痛。從1931年11月22日至1933年11月20日，兩年時間里，關于這場死難事件的各種調查與追訴一直在進行，對徐氏英年殞命的哀悼與紀念活動也在持續進行中。

在悼念活動中，作為徐志摩的多年摯友，其暫寓北平期間的“房東”胡適，始終輾轉奔忙其間。在徐氏逝世兩周年之際，胡適等倡議出版《徐志摩全集》，以為永久紀念。

當時，全集文稿編制基本就緒，遺孀陸小曼原擬交由良友圖書公司出版，后經胡適從中斡旋協調，改由商務印書館接手出版。因為全集待搜求的信件一時難以羅致齊備，編印工作也因之耽擱。在此期間，亦有徐氏信件零星見諸報刊發表，多為其生前友人緬懷追念之舉。

譬如，劉海粟就曾于1943年在上海《文友》雜志上，發表過數通徐氏信件——這些被冠以“志摩手札”之總題的徐氏通信，時隔七十余年之后，方才被收入《徐志摩書信新編（增補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2019年，商務印書館推出十卷本《徐志摩全集》，可謂至今最為齊備的徐氏全集，上述這些新近發掘出來的徐氏致劉海粟信件，自然悉數收入，務求完滿。

其實，劉海粟曾早在1936年末，即將部分徐氏通信冠以“志摩手札”的總題，交由上海《時事新報》的“青光”副刊發表，比后來交由《文友》雜志發表，早了七年。“志摩手札”在該報首度發表時，副刊主編的一則“短引”，就很能反映出劉海粟亟欲盡快發表這批徐氏信件的“初心”所在：

某次遇到劉海粟先生，他對我說，徐志摩死了已好幾年，現在商務將刊印《志摩全集》，曾托小曼向他索志摩手札，他便中檢出若干通，里面有許多有趣味的史實，你如果把它在“青光”上刊印，讀者是很注意的。只要“讀者注意”，我是沒有不歡迎的。隔了幾天，劉先生果然把志摩手札的原稿送來，而且還附了封信說，“此類文件，關于將來文化史，決非一人一時之事，志摩問世較弟為遲，弟更不必借志摩手札以自重也”。雖則“決非一人一時之事”，讀者是可以從原信里得到證實，但我以為劉先生這一種表白卻是對的，故在刊布之前，作一短引如上。

——曼華

徐志摩致劉海粟信札，最后一次刊載于《時事新報》，1937年1月25日（局部）

徐志摩致劉海粟信札，首次刊發于《時事新報》，1936年12月28日(局部)

“曼華”即朱曼華，其人自1935年初主編“青光”副刊，直至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后，《時事新報》遷至內地續辦。當時，朱曼華對劉海粟擬將志摩手札先行發表的心愿，表示理解與支持。自1936年12月28日至次年1月25日，《時事新報》的“青光”副刊上，陸續十二次刊發了“志摩手札”，全部為徐志摩致劉海粟手札，共計達十七通之多。

辭職“北上”前的心聲：“故國風光，依然黯淡也”

“青光”副刊首次發表的“志摩手札”，為徐志摩于1930年10月26日致劉海粟的手札。1943年7月15日，此信又在上海《文友》半月刊上刊發了出來，信文字詞上略有差訛。在此，謹以“青光”副刊所刊布的“原信”為底本，轉錄全文如下：

海粟我兄：

承常賜音問，得知老友徜徉瓊天瑞地，逸興遄飛，氣概非凡，艷羨之余，輒自冥目遐想：兄等蹤跡，醉心湖光山色間。邇來生活之匆忙乏味，已臻絕境，奔走寧滬間，忍受冷板凳生涯，睡眠缺少，口舌枯瘦，性靈一端，早經束之高閣。但待有遠飏機會，更期吐納，在此絕不能有何發展。兄今意興正豪，千萬弗遽萌歸念，為語故人，故國風光，依然黯淡也。劉夫人已然孟晉從學，拜佩無限，承囑事，已向次彭談過，他說此事須問陳和銑，他允向道地，同時囑語，兄即日送一呈請致江蘇教廳，或由謝次彭轉亦好，想不難成功也。伯鴻夏間患痢，乃積癆所致，近來稍好。此公真熱心腸人，我敬之彌篤！中華新文藝叢書，我為收羅稿本，已有二十余部，但皆未印得，轉瞬滿年，此職至盼賡續。兄如函伯鴻，乞便為道及，上半年幸兄與鴻公惠助，得坐享閑福許久，感念未可言宣，但為中華，總當為盡力選書至慎，決不要做虧賠生意也。宗岱、太玄諸兄壯健，均念。此頌儷福無量。

志摩十九年十月念六日

《時事新報》刊發此信時，于文末有小注稱“時海粟寓瑞士”，可知劉海粟當時旅寓瑞士，正忙于海外舉辦畫展。彼時徐志摩有意辭去南京中央大學教授的職務，應胡適之邀“北上”，赴北大任教。所謂“奔走寧滬間，忍受冷板凳生涯”“故國風光，依然黯淡”，正是這一時期苦悶心境的寫照。收到瑞士寄來的這一信件，徐志摩在回信中所流露與表達出來的情緒，恰恰反映了這一特殊時期其“奔走寧滬間”，郁郁不得志，意欲“北上”重謀發展時的真實心境與心態。

此時可念而不可即，如何能不惆悵

1937年1月25日，第十七通也是最后一通“志摩手札”在“青光”副刊上發表了出來。此信后于1947年7月間發表在了《文友》半月刊之上，同樣也被收入了《徐志摩書信新編（增補本）》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此信提及徐氏個人亟愿出國“專事內心修養”，可因為母親病重“如風中之燭”，夫人陸小曼“也是病不離身的過著日子”，所以一時無法“追隨著你們（指當時正旅寓法國巴黎的劉海粟與梁宗岱）一同過些有趣味的時日”，表現出對二人海外游學與旅居生活的追慕與向往之意。這樣的心態與心境，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后來徐志摩毅然辭去南京教職，果斷“北上”謀求更大發展的動因所在。

特別是文中一句“我不是超人”之慨嘆，更是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了，此時徐氏雖仍孜孜以求尋求個人發展，卻因“家累”種種而不得不疲于奔命的情態——在這樣的主客觀因素疊加的雙重壓力之下，一兩年后因倉促行事，搭乘載郵貨機不幸墜機罹難的命運，似乎早已冥冥注定了。轉錄全文如下：

海粟我兄：

你一再來信以及寄來的印本，我都收到。每回我念你的信，我總感到惘然，一來為羨慕你在海外藝事精進，我在此一無是處；二來回想先前在海外時的風光，此時可念而不可即，如何能不惆悵！你想來已知道，謝次彭已發表比國代辦，一月后即將離國，洵美亦挈家相從，這更叫我眼熱，我是真想出去，但困難倒不完全在沒有相當機會。我的心事第一是我的母親，她近來的身體簡直是風中之燭，我如何能恝然遠行；第二是小曼，她是病不離身的過著日子，絕無希望能去外國，如果我出去，是單為呼吸空氣，打道就回的，那還容易，但我這回不去則已，要去絕不能像上回時的走馬看花，我的心愿是去翡冷翠山中住上半年光景，專事內心修養，能著作當然更妙。因為上海這樣生活，如再過一年二年，我即使有一二分靈機，都快要到汩滅盡凈的光景了——真是言之可慘；我不是超人，當然一半得靠環境，所以惟一的救命希望，是去外國。海粟，我真日常幾于天天念著你和宗岱等，恨不能追隨著你們一同過些有趣味的時日，但我還不至絕望，我想你等著吧，也許今年夏秋間，我們又能相見歡然話舊的了。國內事無從說起，文藝界并皆消沈到極點，還是不去說它吧。

你夫人補費的事，次彭為你寫過信，但不見效，據次彭說“只要葉楚傖一句話”，陳和銑就一定照辦，吳稚老亦行，但不如葉，請你立即再想法。我們新月同人也算奮斗了一下，但壓迫已快上身，如果有封門一類事發生，我很希望海外的同志來仗義執言，我的小說集即日可出，我寄幾冊給你。宗岱我欠他無數的信債，我只能向他叩頭求恕。敬念儷安！

志摩小曼同候

上述六百余字的“志摩手札”，沒有時間落款，“青光”副刊上也并沒有任何說明。為此，不妨就從信中所言“謝次彭已發表比國代辦，一月后即將離國”之事，來推測此信的書寫時間。

據考，謝次彭即謝壽康，江西贛縣人，曾于1923年入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次年獲該校經濟學博士學位，同時比利時皇家學院院士。1929年歸國，任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1930年2月，出任駐比利時使館代辦。顯然，徐信應當寫于1930年2月前后。

遙思那一番“我不是超人，當然一半得靠環境”的慨嘆，在八個月之后“故國風光，依然黯淡也”的感慨之中，終于令其做出了辭職“北上”的人生抉擇。可以說，“青光”副刊上的這十七通“志摩手札”，是以某種類似于“倒敘”手法，將詩人從“奔忙寧滬間”轉而毅然“北上”的心路歷程，悄然呈現在了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