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5月20日，魯迅將編訂好的《吶喊》全稿及200塊大洋印資交給北大新潮社。三個月后，8月22日，《魯迅日記》載：“往西城看屋兩處。晚伏園持《吶喊》二十冊來。”所謂去西城看房，起因是魯迅當年夏與二弟失和后搬出八道灣11號大宅，與夫人朱安租住在磚塔胡同，可隨后母親魯瑞老太太也跟來和長子同住，為安頓母親，魯迅不得不在北京第二次四處看房。這勞心勞力的一天行將結束時，《晨報副鐫》編輯孫伏園來訪，給魯迅帶來了剛剛印裝完成、正式發行上市的《吶喊》初版樣書。初印數大約1000或1500冊，封面設計簡潔，殷紅的底色上，中間僅以方磚一樣的黑色塊做底標著書名與作者名，別無多一絲裝飾。可以說是新文學史上最重要、劃時代的一部小說集就此正式誕生了。今年8月，它已面世了整整100周年。

幾乎不用去贅言《吶喊》之于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學的地位和意義。書中14篇小說（初版中還有《不周山》，共15篇）及《自序》，半數都被選入了語文課本，在每個人的學生時代留下或明或暗的投影。進入社會，又在見識種種真實后，反復咀嚼出年少時所未能真正理解的那些篇章的真意。閏土、阿Q、孔乙己、華老栓，這些人物依然能在現實中找到投影，“精神勝利法”“人血饅頭”“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這些語匯依然活在當下的日常語言中。它們模仿現實又反復被現實模仿，刻入國人靈魂骨血，構成符號，構成象征，構成心中的魅影，同時也構成腳下的路。在文學性、社會性、思想性和心靈性交織的多重維度上，可以說，20世紀沒有一部中國文學作品能與之相撼。1999年《亞洲周刊》曾評選20世紀百強華語小說，它高居榜首，當之無愧。

為紀念《吶喊》出版100周年，魯迅博物館魯迅書店從今年初起策劃實施了一項特別的閱讀活動，邀請北京第三十五中學八道灣魯迅紀念館特聘首席研究員榮挺進，從家庭和社會教育角度帶領孩子們逐篇細讀《吶喊》全部文本。書店是向公眾開放的，隨來隨聽。8月中旬，隨著最末一次共讀在出版紀念日前夕順利結束，在榮老師的邀請下，我來到《吶喊》誕生地八道灣故居，與1919至1923年的魯迅重逢。

偏居一隅創造出阿Q

八道灣魯迅紀念館是今天北京市三十五中校園一部分，師生們課間隨時可以進來看，外人也可預約參觀。來看的人都會不覺將其與宮門口西三條21號的那座魯迅故居（現在北京魯迅博物館內）比較一番，然后驚嘆這里好大好氣派，房間好多。這是自然——西三條的小四合院是魯迅在與周作人失和后獨立新買的，花了他八百大洋，而八道灣11號這座三進院落，則是賣了紹興故居置辦的，花了3855塊銀圓，為的就是全家北遷住在一起。看房、買房、修葺、裝修，都是在北京的魯迅一手操辦的。1919年12月，他返回紹興，將母親、朱安和三弟周建人一家接到北京，入住八道灣新居。

與別處不同，八道灣故居不直接臨著街，而是有一方外院，周作人、周建人的孩子們常常在這里玩耍。進了門，右手是兩小間門房，左手的幾間房子，分別用作外客廳和客房。現在外客廳壁上掛著曾到訪周宅的一些人物照片，其中有時年26歲的毛澤東。至于“客房”，據多方考證，其實一度是魯迅自己寫作歇息的地方。他習慣深夜工作，為不打擾別人，選擇一個人待在這個偏于一隅的僻靜房間。此處位置不佳，條件也簡陋，只有一扇后窗，卻就在這書案的燈下，魯迅寫就了《阿Q正傳》等名作。

二進院子里，北面上房住著魯瑞和朱安，東廂房是傭人住房及廚房浴室等，西廂房則是三兄弟的書房兼收藏室。榮挺進介紹說，這間普通安靜的屋子，見證了兩件現代史上疑云重重之事：一是周氏兄弟失和之謎，1924年6月11日午后，回來取東西的魯迅在此與周作人激烈大吵以至產生肢體沖突；二是1939年元旦，抗日鋤奸團學生在這個房間里向周作人開了一槍，周作人僥幸未死。現在，這里是“魯迅書房”，書架上陳列著按魯迅藏書目錄選購的圖書，供師生和來訪者瀏覽。從二十四史到《夢溪筆談》《齊民要術》，依經、史、子、集分類，數量之巨之雜，讓人驚覺魯迅的刻苦用功，其深厚思想資源實是其來有自。他對傳統的切脈和揚棄，非為激情下的偶然，而來自長期、深入的理解沉潛。

后院一排屋，從西向東分別住著周作人一家、周建人一家，以及最東的一間客房。1922年2月到次年4月，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來到北京，就曾借住在八道灣周家的這間客房里。房前有一眼小小鴨池，便是《鴨的喜劇》里寫到的那個，愛羅先珂為排遣異鄉的寂寞，指揮孩子們在這里養了蝌蚪又養了小鴨。這些房間現在陳列著“魯迅與新文化運動”“說不盡的阿Q”“八道灣與志成”三個展覽，有蔣兆和、豐子愷、丁聰、葉淺予等名畫家筆下的阿Q形象，每一張不似也似，透出“沉默的國民的魂靈”的不同側面。

《吶喊》初版凡15篇，除前四篇《狂人日記》《藥》《孔乙己》《明天》作于紹興會館，其余都在此院寫成。在此居住的短短三年多時間里，魯迅完成了如此豐厚的創作，還間以雜文寫作、學術著述和翻譯，高產勤奮得令人肅敬。更難得的是，這些小說，他絕不敷衍，作一篇是一篇，每一篇都像一枚石子，向“鐵屋子”的門窗奮力擲去，發出咚咚聲響。過一百年，經十數代，仍然持續不斷地回蕩在耳畔。

為了孩子的吶喊

中國新文學甫在草創摸索之際，便捧出《吶喊》這樣高標成熟的作品，像個意外。對于魯迅自己，卻又不是意外：早在日本期間，他就著手翻譯外國小說，在北京又擔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小說股主任，主持小說審查，同時在數個學校教授中國小說。早在1918年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誕生之前，他已經積累了許多年的創作準備。

關于作《吶喊》諸篇的緣由，魯迅在成書時的《自序》里說得清晰又赤誠。人們從中熟悉他如何在看了幻燈片后棄醫從文，如何寂寞地寓居S會館抄了好幾年古碑，錢玄同又如何去找他，如何動員這位教育部公務員“做點文章”。前年的大熱電視劇《覺醒年代》中，就曾極為戲劇化地表現了這段事及魯迅“聽勸”后奮筆寫《狂人日記》的場景。“毀壞鐵屋的希望”，看起來何等渺茫虛妄，但魯迅竟被說服了，只因“希望是在于將來”，不能以“必無”來折服“可有”。他抱有對希望存在的相信，這是本質的光明與善。所以他說“救救孩子”，他說“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

時代反復地驗證，我們今天當然要繼續讀魯迅。一般人接觸魯迅，都是從中小學語文課本開始，還有一些人走得更遠些，進入學術研究的范疇。但這兩者，在榮挺進看來，發生了不少偏差：好些語文老師依然延續舊有的分析法，將魯迅限定為社會批判者，每一句話都是在痛斥黑暗的社會制度和吃人的禮教，這種教條之下，魯迅呈現為“橫眉冷對”的單一面貌；而部分學術研究，則有越來越抽象乃至高深莫測的傾向，與現實人生和當下經驗的聯系淡薄。而網絡世界里，眾聲喧嘩，道聽途說大行其道。因此，榮挺進想做一些“魯迅大眾普及”的工作，打通魯迅與“今天”和“我”的關聯。近五年，他立足八道灣魯迅紀念館，指導學生志愿服務的“立人講研團”，協助老師開設了一系列關于魯迅及其作品的閱讀課程。今年上半年應邀在魯迅書店開啟的與孩子共讀《吶喊》系列活動，也是這方面的實踐。

今天的孩子衣食無憂、個性鮮明，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時代，如何真正理解《吶喊》里那個一百年前的古老中國社會與“愚弱的國民”？《吶喊》開篇《狂人日記》的最后一句話，那句振聾發聵的“救救孩子……”給了榮挺進以啟發。對孩子、后輩的關懷始終貫穿在魯迅的生活和生命意旨之中。榮挺進在備課時，首先摘出《吶喊》各篇中對孩子的描寫，發現幾乎每一篇都有孩子或童年的存在。《藥》中的華小栓、《孔乙己》中的小伙計“我”、《風波》中的六斤、《故鄉》中的少年閏土與迅哥兒、《兔和貓》《鴨的喜劇》《社戲》里的一群孩子……這些孩子生活在一百年前，面對迥異的世道，但做孩子的經驗是普遍的，與今天的孩子是相通的。今天的孩子完全能從他們身上，尋覓到成長資源，介入對魯迅和《吶喊》的理解。

譬如《藥》，講革命者的熱血是如何被愚昧的國民吃掉的，但這段歷史遠遠出離了今日孩子的認知，反而會讓他們覺得可怖駭人，甚至怯于為公義挺身而出。華小栓，這個往往只被視作吃“藥”的功能人物存在的孩子，很少被認真注意。而榮挺進通過細讀，發現他勤勞、乖順、聽話的品質，并向來聽講的孩子們提出了想象問題：如果華小栓穿越到今天，聽到他的故事，他還吃得下“血饅頭”嗎？至于家長們，希望自己的孩子是言聽計從的“華小栓”嗎？結果，那天來聽的孩子和家長討論得異常熱烈，焦點在我們今天當成為怎樣的孩子上。又如《兔和貓》，這一篇充滿童趣，體現了魯迅對生命的憐惜，今天的孩子們也喜歡小動物，愛養寵物，完全可以從這篇小說里得到該如何對待弱小動物的啟示。

《阿Q正傳》里面卻并沒有一個完整的孩子形象。然而反過來，沒有孩子的、或者說孩子喪失主體性的未莊，恰恰是古老中國的世紀面貌。榮挺進問孩子們，你想成為阿Q那樣的人嗎？假洋鬼子呢？趙太爺呢？孩子們從直覺上的好惡來判斷，答案都是否定的，于是得出樸素的結論：我們不愿生活在未莊，世界不能是未莊這樣的。但當進一步追問，如果我們長大后發現自己成了這些人呢？——這個問題如警鐘震耳，許多大人后知后覺想來，也不免如遭錘擊。

從孩子到大人，或早或晚，《吶喊》都在與我們的生命經驗共振。榮挺進希望，讓孩子感受到課本里那個遙遠的魯迅是密切站在他們一邊、為他們說話的，有著光明而相信希望的底色。孩子們雖年幼，認知閱歷有限，但魯迅在《吶喊》的日常生活記錄，已然能為他們提供經驗、感受，喚起他們直覺的思考判斷，讓他們知曉自己作為孩子的權利，以及大人不能來侵害的邊界。無論是何世代，我們永遠要為孩子吶喊，使他們“不憚于前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