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770）的詩歌，在中國婦孺皆知。隨著《長安三萬里》的熱播，詩人、詩史、詩歌再次進入觀眾們的眼簾，李白、高適、杜甫的事跡也都栩栩如生。

本書就是一本別開生面的“杜甫傳”，其中也包括與杜甫有關的高適等人。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杜甫《憶昔》詩是中學課本的學習內容之一，但對于杜甫早年的歷史，人們其實所知不多。除了少數文學專家之外，一般文學愛好者只能從唐詩中尋覓詩人史實。可是杜詩恰恰略于早期而詳于晚期。于是，多數讀者只能望詩興嘆。

王炳文博士的《杜甫的歷史圖景：盛世》（以下簡稱《杜甫》）這本書則不一樣。

本書從杜甫的外家崔氏講起，追溯到崔氏的家族、高宗去世后詭秘的政治形勢，追溯到杜甫的父親杜閑、爺爺杜審言的早年生活，追溯到杜甫誕生的環境。在杜甫短短一生中，與外家過從甚密，這是作者從杜崔氏的家族寫起的重要原因。他的外家諸舅在關中、劍南乃至湖南都有分布，他們是杜崔氏的從父、從祖兄弟。作者認為，杜甫在仕宦、生計、人事等多個方面，都獲得了外家崔氏的重要幫助。因此，終杜甫五十九年的生命旅程，他的崔姓舅親可以說相伴始終。

杜甫出生于開元前一年（712），作者寫到安祿山造反的755年，所以“盛世”二字，適當其名。書中詳細地梳理了唐代盛世的事實，內容分為“杜甫家世”“少年時期”“初游文場”“京兆貢士”“兗州趨庭”“東都二年”“天寶長安”“帝國周邊”“羯胡構逆”共九章。作者下筆的重點不是杜甫的游歷，而是杜甫的時代；不是杜甫的生活，而是為什么會出現杜甫，杜甫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人生軌跡。

文字老辣而生動，是本書的一個特點。與李白、高適相遇那一段，見于第七章“天寶長安”的第一節“李杜相遇”：

初次相見的李白與高適頗為投緣，三人在宋州城中找了家酒肆，邊飲邊敘。言談之間，高、李二人展示出的文藻才華令杜甫大為喜悅。酒酣之際，三人走出酒肆登上吹臺。據傳先秦著名樂師師曠曾在此演奏音樂，而這一古跡到唐代似乎已在汴州和宋州間存有爭議。如果按照唐人方志《元和郡縣圖志》的記載，當時官方認可的吹臺在汴州開封縣，也就是說，李、高、杜三人游了一處“偽古跡”，他們登上的更有可能是縣城南郊兔園里的吹臺。兔園是梁孝王舊園，其中的吹臺又名文臺。但這并不妨礙他們的懷古之情，從杜甫關于宋州“名今陳留亞”的說法來看，汴、宋這兩個密邇相鄰的古州本就經常被人們拿來談論比較。

不管怎樣，在天寶三載這個深秋或初冬的日子，從宋州城中酒肆相扶而出的李、高、杜三人醉眼迷離，沿街往城南而去，登上了兔園中的吹臺，極目遠眺，懷古撫今。臺東的平原雜蕪遍野，極力伸展向天邊，那是芒碭山的方向，大風吹動，孤云飄走，空余一片雁鶩相呼，清冷而悲壯。

雖然引用的是杜甫后來的回憶詩作，但是作者重建的則是杜甫當年的過從。

李白之所以被召為翰林學士待詔，與玄宗日益崇信道家密切相關。同時被召的還有道家著名人物吳筠。正是在這種場合下，杜甫結識了李白。三人都是盛唐詩壇的風云人物。作者的重點卻瞄向詩壇以外。

眾所周知，開元年間吏治與文學之爭，對于長安政壇影響巨大。對于出入文場的杜甫來說，張說、張九齡的黯然失色，也對他產生了莫大的震動，并進而影響其詩歌創作和人生道路。這一點也許讀者略知一二，可是對于集賢書院成立前后的政治事件和人際關系，讀者則知之較少，而這無疑影響到對于杜詩的理解，進而影響到對杜甫其人行事與作品的理解。

鮮于仲通在唐代政壇上，地位不高不低。但是，他與楊國忠、杜甫都存在不可忽視的關系，交情不淺。因此，楊家、鮮于家族都是研究杜甫不可忽視的歷史群體。作者構建了“章仇—鮮于—楊”政治團體，指出其內部地位，特別是天寶三載（744）楊釗進京后，這種權力結構發生的潛在變化。同時，作者重點討論了“章仇—鮮于—楊”集團蛻變為“鮮于—楊”政治結盟之后產生的連鎖反應。這些史實的揭示，讓人恍然大悟，茅塞頓開。

從杜甫開元十八年（730）“忤下考功”算起，到天寶四載（745）來到京師，整整十五年間，他沒有再參加科舉考試。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者從杜甫父親杜閑的四品職官位置及其用蔭的規定說起，可謂深中肯綮。杜甫不能忍受從齋郎之類的身份起家。盡管姚崇等重臣是從挽郎身份入仕的，但是，作為讀書人的杜甫，是“恥不以文墨達”的。作者推測杜閑應當有著常科及第的正式出身，加上祖父杜審言又是正牌進士出身，這就令杜甫難免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杜甫應該參加了天寶六載那次李林甫主持的考試，可惜沒人中選。史家對這次考試有許多微詞（謂李林甫從中作梗）。從天寶六載至天寶八載（747—749），杜甫少有詩作，原因可能是他在這段時間與楊氏成婚，楊氏出身名門，父親為司農少卿楊怡。此期間，杜甫在長安的主要朋友，有鄭虔、岑參、顧誡奢等。作者認為對于杜甫個人而言，這三年詩作的空白期非常重要。經過數年積累，杜甫最終通過獻給玄宗的《三大禮賦》，獲得了皇帝的青睞。

就在此時稍前，杜甫的好友高適獲得張九皋的推薦。張九皋是故相張九齡之弟，時任宋州刺史。高適參加有道科考試及第，授為封丘尉（封丘現在隸屬河南省新鄉市）。擔任這個從九品的基層文官考滿之后，快滿五十歲的高適，決定前往長安，另尋進身之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天寶十一載（752）秋，高適與杜甫、岑參、儲光羲、薛據等人相會于京師，并且一同登上慈恩寺塔，借景抒懷。王炳文細致考察了高適得到河西節度使掌書記之后對于杜甫心態和行為的影響。世稱的杜工部就是因為杜甫曾任工部員外郎。這是杜甫在四川幕府的帶職。杜甫入仕幕府可能受到了好友高適的影響。這也是那個時代士人普遍的出路，學富五車的韓愈，就不是一次性即科舉及第，也是在幕府供職才踏入仕途的。對于一般杜詩愛好者而言，這可能是不大會注意的細節。可是炳文卻將那些故事的原委娓娓道來。

同樣的精彩也體現在對安祿山的事跡問題的書寫。作者是研究安祿山及其兵變的專家，出版有《從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亂與河北胡化問題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而且頗獲業內好評（參見2021年6月27日《燕京書評》）。因此這段內容寫得也很精彩，發許多前人未發之覆。

作者從阿史德氏家族談到安祿山母子，說安祿山之母在安家最先可能只是妾，甚至奴婢，她并不是嫁給安家為繼室。安祿山的發跡是偶然，但也有那個時代唐朝與邊境胡族關系的必然。在開元二十一年前，青年安祿山在幽州所從事的工作，屬于市馬牙人兼官方牧子。作者還詳細研究了當日邊鎮的巨大財政開支情況。在這里我要引申幾句。

任何一個古典文明都是農業文明，其周邊都面臨著游牧部族的侵擾。這并非不同部族間的文化問題，也不是農業與畜牧業之間的生活水平問題，這是不同的文明之間的生存問題。游牧民族號稱馬背上的民族，有著自己的優勢：快速的行動、遠程的攻擊、變動不居的居所。對于一個以農耕為主的中原政權來說，如果說秦皇漢武有意開疆擴土的話，唐朝盛世即開元天寶年間，則主要是保家衛國。

唐太宗到高宗武后時期，對于東北部和西北地區有所開拓，正北部的邊防也達到了極致。這體現在開元之前，就是邊疆節度使體制的逐漸形成。節度使體制不是為了進攻，而是防守。這是由開元天寶的邊境形勢決定的。既然防守，就必須久鎮，既然久鎮，就要改組原來的邊防屯駐體制，這都是環環相套的動作。可惜，這套邊防體制因為安祿山的起兵而失敗了。安祿山的發跡不是貫徹守衛原則，而是扮演了進攻的一方。他據此邀功，卻斷送了大唐盛世江山。《杜甫》這部書所描述的時代，其實正好經歷了這一變動的歷史時期。

總之，作者的初衷是希望用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將杜甫置于8世紀的家族、社會、政治斗爭以及地緣格局中，考證并還原出一幅杜甫當日所目睹、所身處的歷史圖景。這個初衷是實現了的。這需要對于事實的洞悉，對于杜甫的熟稔，能夠對杜甫前半生（712—755）涉及的人事進行極其細致的勾稽與考證。此書讀來不覺繁瑣，不覺枯燥，饒有興味，值得推薦。

是為序。

（《杜甫的歷史圖景：盛世》，王炳文著，岳麓書社將于2023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