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幾座城，遇見許多人。豐富的閱歷無疑會給一個作家帶來創作上的更多靈感。在每一次行走與遷徙中，他們都會張開身上所有的毛孔去感知，去聆聽，去體味人世間的每一場悲歡離合。資深作家周潔茹老師這些年里的自由行走與認真生活，就給她的創作帶來了許多滋養。此次的訪談，我們就先從東方之珠香港談起。

主持人：周老師，我讀初中那三年，每天中午從學校回家，吃過午飯后會通過鶯歌牌黑白電視機看一部香港的“單本劇”。可以說，我對香港的了解，是從看這些“單本劇”開始的。此外，我對香港的了解，還來自香港的歌曲，許多香港金曲占據著我的少年時期。我當時有一種強烈的愿望，我希望自己未來的生活很“香港”。今天遇見家在香港的您，能請您談談您眼中的香港嗎？

周潔茹：多謝昌鵬。香港我談得太多太多了，畢竟我在香港生活了十二年，連續的十二年，在美國是十年，加上請辭《香港文學》主編后又回洛杉磯陪讀的一年，十一年。但要按照年數來計算，還是家鄉常州的時間最久，二十四年。而且我也再次回到了故鄉常州，在過完我的四十八（虛）歲生日以后。比較神奇的是，我今年來到浙江傳媒學院文學院駐校，文學院的校區在桐鄉，我到了學校才知道，桐鄉是在嘉興，而嘉興正是我的祖籍。

我記得小時候我父親還專門回過一次嘉興，去尋找家族的祠堂，但我就從來沒有去過嘉興，一直沒有機會，所以現在我來到祖籍地的學校駐校，這感覺真的太奇妙了。我看過你與張怡微的那個對談，她提到的我們在“光的空間”常州店的那個活動，主題是《獨在異鄉為異客——她們如何在他鄉寫作》，我也很有印象，因為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張怡微的祖籍是常州武進，但我也不覺得她是一個“武進籍”的作家。主辦方《小說界》讓我們在現場描述一下心中他鄉與故鄉的區別，然后用一句話來總結。那一次回常州，我是乘飛機從香港到上海，然后再搭火車到常州。飛機降落在上海虹橋機場，我看了一眼窗外，那種感覺，好陌生，又好熟悉，就好像我一直一直都在，從來都沒有離開過。那些年我都是從南京或者無錫往來香港，這是十年來的第一次，到上海。我就在朋友圈發了一條：十年沒見的虹橋機場，一點沒變。去到機場里面，還是變了，一切都好陌生，一切都不是原來的樣子了。

虹橋機場于我的意義很重要，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離開家去美國，就是從虹橋機場出發的。那天，父母送我去的機場，我沒哭，也沒有回頭，就是在飛機上我都沒哭。我母親后來寫信給我說，她和我父親從上海回常州，一路都沒有說話，回到家看到我住過的空空蕩蕩的房間，兩個人都流了眼淚。后來，我父母來美國探親后再回中國，我先生送他們去機場走后，我一回頭看到父親留在家門口的那雙拖鞋，這才放聲痛哭了起來。我的知覺似乎總要慢上幾拍，有時候甚至是好幾年。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總結“他鄉”與“故鄉”的區別，我首先想到了這句“于熟悉與陌生中打轉”，這句話出自我寫過的一篇紀念《香港文學》創刊總編輯劉以鬯先生的文章。“導演王家衛說過，劉以鬯的離去象征了戰后南來作家在香港異地開花之時代的終結。這樣的評述站在歷史的角度是合適的，但是站在文學的角度，這樣的異地開花才是最璀璨的花。每一個寫作的人都在陌生與熟悉中打轉，劉以鬯先生的一生，在其中找到了優美的平衡。”

你說香港金曲占據了你的少年時期，讓你有一種強烈的愿望，希望自己未來的生活很“香港”，而對我來說，香港很“奇妙”。我一直都是非常感謝香港的，因為我是在香港重新開始寫作的，而我之前的中斷是十五年，整整十五年，我能夠回來，我無法解釋這其中的緣由。我解釋過無數次中斷寫作的原因，無法解釋回來。能夠回來，我歸結于命運的安排，以及香港。我眼中的香港，就是一個“奇妙之都”吧。希望我以后回望我在香港的生活與寫作，也能夠達得上這一句——“優美的平衡”。

主持人：說到您的寫作，您的作品從《到香港去》到《在香港》，就體現了一種身份認同的轉變，是什么讓您產生了這種對城市的認同的轉變？

周潔茹：《到香港去》是我回歸寫作后創作的第一部小說，這只是時間與地理上的回歸，客觀上講，心態上還沒有，我這個人總有點后知后覺。而《在香港》肯定了“在”，是我對我自己的提醒。很多時候我都需要“我”來告訴我，我在哪里，我要做什么，我要去往的方向。

主持人：有一種說法是，“鄉土文學在中國有著相對穩固而深厚的傳統，而城市文學在百年中國新文學史上并沒有形成規模性文本和創作上的有序傳承，導致作家們對城市的書寫缺乏必要的先天準備，也相對缺少可資參考和借鑒的范式。”那么請問您書寫城市的方法是什么？

周潔茹：我的寫作確實是無意識的、沒有企圖的，更不用說有什么準備。我只是在近乎本能地寫，寫日常生活，寫有人的、有溫度的作品，用最虔誠的態度。如果一定要談方法，這就是我的方法。

主持人：那么在寫作過程中，您如何面對不同語言切換的問題？

周潔茹：我的英語和粵語都有點常州口音，我自己也知道。當然了，我的常州話就完全沒有口音，離家幾十年還是一口標準的小東門發音。純正的常州話還是非常優美的，并不是傳說中的那么兇猛，主要看怎么用詞。不同語言（方言）的問題完全沒有干擾到我的寫作，我一直都是在用常州話寫小說，因為我也是用常州話思考的。從開始寫作，直到現在，我從未變換過我的語言模式，所以也不存在“切換”這一說。我始終堅持我的寫作語言的獨特性，這一點很重要。

主持人：您有好幾年沒回家鄉了，這次回到故鄉常州有何感想？

周潔茹：這一次的感想太多了，太不同了。當年到了美國我都是要一年回一次家的，或者我父母過來美國，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看，我從來沒有與父母真正地分開過。這次是三年，三年還不止，前兩年我還抱有希望，一直在看機票，看船票，因為去澳門隔離也是一個辦法，第三年我直接回了美國，因為如果一直不通關的話，我在洛杉磯跟在香港是一樣的。我父母也不想我回去，往來的風險之大，遠遠超出了思念，我們后來都習慣了視頻通話，習慣了克服思念。

這次回到家鄉，我發現大街小巷到處都印著一首歌的名字，就是“教我如何不想她”，劉半農作的詞，趙元任譜的曲，常州人都熟悉，我還用常州話念了一遍，發現并不十分通暢，因為“如何”得念成“馕格老”才對，但也不十分對，我一時還找不到更對的對“如何”的表達。我在想，家鄉的文旅部門為什么選用了這一句“教我如何不想她”，就沒有別的句子了？大概就是因為這個“她”字，因為之前的漢字中是沒有“她”的，男女共用“他”，這首歌廣為流傳之后，中國的女性擁有了專屬于自己的“她”字，這個字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還有就是我的文學工作室在位于青果巷的我外婆家開幕了，在今年的6月12日，這一點對我個人的意義非常大。青果巷是常州最為神奇的一條巷子，許多文學藝術家，都與這個地方產生了關聯，如果未來有人定義這種“青果巷文學”的話，我認為這也是最早的最有跡可循的常州城市文學。

主持人：您提出的這個有關常州的城市文學的概念挺有意思。那您自己認為，您的寫作可以分為若干個階段嗎？常州，美國以及中國香港，是否曾讓您的寫作發生某種變化？

周潔茹：我的寫作的階段，其實特別好分，按照時間分：2000年前，2015年后；或者按照年紀：少女階段和中年階段，未來可能還會有一個老年階段；評論家戴瑤琴老師是按照我的作品分的：《回憶做一個問題少女的時代》階段，以及《到香港去》后的階段。

生活地區的變化，一定讓我的寫作發生了變化，有一種變化就是完全不寫作了， 指的就是我在美國的十年，以及回到香港的頭五年。如果按照職業變化來分，就會更戲劇一些：常州文聯專業作家階段，美國家庭主婦階段，《香港文學》主編階段，浙江傳媒學院駐校作家階段……從作品的數量及表現力上看，家庭主婦階段是完全沒有出文學作品的，可見這一份職業的艱苦以及吃力之處。

主持人：周老師在美國的那十年，從現實中捕獲的寫作素材多嗎？當然，我可能問得太早了，或許許多年后，您在美國的生活以及在美國捕獲的素材才會完成它在心靈中的孕育，您對此如何看待？素材的醞釀過程，可能從某些感性認知開始，然后發酵。過去您應該遇到過類似的情況，然后從一個感性認知，慢慢變成一部作品的起點或者某個寫作局部的生長點。

周潔茹：確實，那十年很重要，雖然說是一個家庭主婦的階段，但也是我最重要的一個階段，是一個養的階段，積蓄的階段，對于寫作來說。當然生活方面更為重要，那十年我就是很普通地、很自然地度過，結婚，建立家庭，養育孩子……看到一個朋友說，女性運勢走低的時候就應該停掉事業，去結婚，去生孩子，我是不同意的，運勢走高才應該去結婚、生孩子，婚姻的質量才會高，養育孩子的質量也會很高，當然了這只是朋友間的說笑。但我肯定是在我最好的時間去完成了我的家庭的這個部分的，所以我一直很感恩命運。包括在做了四年刊物主編以后，我又一次離了職，回到加州陪孩子上學，也許別人很難理解，在一個誰看來都是意氣風發、正可以做點事情的大運年，為什么又決然離開了？但我人生中最大的獲取其實是來自我的家庭和家人的。今年年初，出于照顧父母的考慮，我又從加州返回了常州，選擇了離家最近，也最給到我創作自由的浙江傳媒學院文學院駐校。這是最好的安排、最合適的安排，也是我最想要的安排。還是要感恩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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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其實說到駐校作家，我很好奇，也是要講課的嗎？好像內地特別少見。可以談一談嗎？

周潔茹：駐校作家制在國外特別常見。我最早知道駐校作家是從張愛玲開始的，她在寫作營認識了她后來的丈夫賴雅，整個人生就此發生了變化。我一直在想，如果她沒有去寫作營，沒有認識賴雅，沒有相愛以及之后的拖累……她這一生會不會更幸福一些？直到我看到一張她與賴雅的合影，兩個人的側面，她的那種自在，我第一次看到時就很受觸動。

我后來在美國生活，了解到很多大學都有駐校作家制，中國作家最為熟悉的應該是聶華苓在愛荷華大學主持的“國際寫作計劃”，很多中國作家都參加過這個計劃。但我在美國沒有申請任何一個駐校計劃。我回到中國后，成為浙江傳媒學院文學院的第一個駐校作家，這對于中國內地的院校來說是挺有開創性的。首先這是一個雙向選擇，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學校給了我一個創作空間，讓我可以沒有顧慮地寫作，完成自己的一些寫作項目。另外我也很愿意去與更年輕的寫作者們溝通與交流，把我的寫作經驗再來做一個傳播與擴展，要是能夠促進并且實實在在看到同學們在寫作方面的成長，那會是一種比自己寫出滿意的作品更欣喜的欣喜。而學校方面，很明確的一點就是希望駐校作家能夠豐富學校的文學教育，在網絡文學、創意寫作以及編劇等方面，為學校建設、培養人才隊伍，提升創作水平，非常清晰。駐校作家制本身就是一種很常見的文學與教育溝通互補的方式。人大文學院孫郁院長在一個訪問中說過，我們對駐校作家沒有規定動作，也沒有什么具體要求，主要是因他們的存在而使學生感受到創造性寫作的價值。這一句很好，浙江傳媒學院也給予了我同樣的感受。

主持人：關于都市文學，您做過一些設想嗎？比如未來還可以怎么寫，它或許會變成什么樣子？

周潔茹：到了未來，每個城市都可以在地球自由漂移。我曾就這個問題咨詢過水利土木方面的工程師朋友，對方說這是真實可行的。事實上，我們的城市一直在移動，而且移動的速度越來越快。今天城市的位置一定不是未來城市的位置，就如同我一直相信今天的一天二十四小時要比遙遠過去的二十四小時要少一點，時間也被縮減了，一切的變化都如此緩慢，不被察覺。于是我們的未來，都市與都市之間再無邊界，我們的文學也會到達一個更為自由自在的狀態。這是我的夢想，也是我的理想。

主持人：您剛剛講到了在校園里和同學們的溝通與交流，那最后請周老師給我們的青年作家一些閱讀以及寫作方面的建議吧。

周潔茹：老師不敢當，我給比我年輕的閱讀者和寫作者的唯一建議就是堅持，堅持寫作的信念。

主持人：從周老師的講述中，我看到了一種“回歸”，除了地理意義上的回歸，還有寫作理想上的回歸，不由得讓人心生感慨，大多數人都是在經歷了時空的兜兜轉轉之后，才能完成生命的成長與體悟。最近讀到了周老師在《上海文學》上的短篇新作《一次別離》，克制而從容的講述中，將幾個女性的命運際遇緩緩鋪展開來，她們各自所蘊藏的強大生命力也被刻畫得生動而飽滿。讓我們共同期待歸來的周老師，帶給我們更多佳作！謝謝周老師接受此次訪談！

周潔茹：謝謝昌鵬！

特邀主持人簡介

李昌鵬，20世紀70年代末生，作家、出版人，寫字客發起人。曾獲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獎優秀編輯獎，歷任《中華文學選刊》、《小說選刊》編輯，中國言實出版社第三編部主任及第四分社（文學分社）社長，寫字客CE0。在《詩刊》《天涯》《山花》《大家》《上海文學》《北京文學》《青年文學》《人民文學》等發表作品若干，出版有隨筆集《獨自歡》、《有我在此》及詩集《獻給緩慢退隱的時空》。

受訪者簡介

周潔茹，江蘇常州人，曾任《香港文學》總編輯，現為浙江傳媒學院駐校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長篇小說《小妖的網》《中國娃娃》，小說集《小故事》《美麗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