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學經典？葉嘉瑩先生說：“書生報國成何計，難忘《詩》《騷》李杜魂。”《詩經》《楚辭》和李白、杜甫的詩歌就是中國文學中的重要經典，其中蘊含著極其豐富的美育精神。

流淌在中國人血脈中的《詩》魂

《詩經》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所收大致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的作品，換句話說，是從公元前十一世紀到公元前六世紀的作品。由于時代久遠，很多作品比較難讀。其中也有一些作品，看似易解，卻言人人殊。譬如大家熟知的《王風·黍離》，描寫一個憂心忡忡的人，在原野上徘徊，看著因風而舞的禾苗，感慨萬千，情不由己。如果繼續追問：他為什么而憂傷？古人常把這首詩當作一首政治詩，抒寫的是一種亡國之悲。可《黍離》詩找不到類似的提示，于是又有另外一種解釋，說是一首描繪離情別緒的詩。就像唐代詩人鄭谷《淮上與友人別》所寫的那樣：“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情緒確有相近之處，但《黍離》詩的感慨既深且廣，不僅僅是離愁別意。于是又有第三種解釋，那便是人生的感悟。

2019年，在南開大學舉行的“葉嘉瑩教授回國執教四十周年暨中華詩教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席慕蓉女士講述了一個故事：葉先生在年幼的時候，聽伯父說，她的祖先源自蒙古高原上的土默特部，之后往東方遷徙，來到葉赫水畔，這個部落便定居在兩岸，以水為名，叫葉赫那拉氏，蒙文的意思是“巨大的太陽”。葉先生一直想著尋根，終于在她近八十歲的時候實現了這個愿望。那是2002年的秋天，在吉林大學同事的陪同下，葉嘉瑩先生和席慕蓉女士來到吉林梨樹縣探尋葉赫水。清澈的河水還在，而部族的居地已消失在一眼望不到邊的玉米地中。葉先生鉆過玉米地，登上了四周被玉米環繞的泥土高臺上，面對夕陽，深思良久。驀然間，老人家回過身來，動情地說，這不就是一首流傳了三千年的詩嗎？她隨口吟出詩句：“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瞬間，在場的人都被感動了。葉先生用她的生命，用她一生的坎坷，一生的堅守，生動地詮釋了《黍離》的生命價值，那是一首流淌在中國人血脈中的《詩》魂。

戰國風云中的《楚辭》

在中國的歷史上，沒有第二個詩人能像屈原那樣被人民廣泛紀念，不曾中斷。中國人為什么對屈原念念不忘呢？

首先是屈原的家國情懷感動了國人。司馬遷說，屈姓為“楚之同姓”，是楚國大姓。屈原一出生，就與楚國的歷史緊密相連，自帶光環。這有點像杜甫，雖然出生在河南鞏縣（今鞏義市）一個普通家庭，但由于母親與皇室有點血緣關系，他便把自己與李唐王朝聯系起來，家國一體，榮辱與共。

《離騷》在前八句介紹了自己的身世之后，緊接著又寫到自己的“內美”與“修能”，還有詩人外在的特殊裝扮。這種“內美”，淵源有自，“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橘頌》）屈原“行比伯夷”“法夫前修”，內秀于心，外美于形。在現實生活中，屈原的這種追求何其難也。他目睹了太多丑陋的世相，無法理解，于是上下求索，升天入地，求神問卜，征之前圣，詢之時賢，還是找不到答案。他想遠行，又無法“相忘于江湖”，更放不下家鄉的一切。最終，他只能選擇死亡，那又何嘗不是一種永生！

其次是屈原的美政理想道出了百姓的心聲。屈原深知民為國本，本固邦寧的道理，對勞動人民生活的苦難艱辛給予深切的同情和擔憂，他一生都在為國家和人民請愿，幻想著人民的幸福和楚國的強大。在《哀郢》中，他感嘆“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他還對統治者漠視民眾的苦難表示極大的憤慨，“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為此，他在詩中反復以夏桀、商紂王、周幽王等作為例證，告誡楚王避免重蹈覆轍，要以百姓為心，四海為念。當國家面臨強敵入侵時,很多人都在為自己尋找退路，屈原卻正道直行,冒死進諫，即使被國君誤解,奸人讒言陷害遭罷官流放,也堅持初衷不改、無私無畏、正氣凜然。

屈原的政治主張也極具前瞻性。他生活在歷史巨變的前夜。楚國本來是殷王朝的同盟。楚悼王啟用吳起變法，明法審令，要在強兵。其后，楚肅王、楚宣王、楚威王相繼為王，前后七十余年，楚國逐漸走向強盛。戰國七雄中，楚國的疆域最為遼闊，幾乎涵蓋了大半個中國。按照這樣的發展態勢，楚國完全有可能統一中國。《史記》說屈原“明于治亂”，對當時的政治形勢有著比較清醒的判斷。他力主連齊抗秦，楚懷王也知道“秦之心欲伐楚”。可惜，楚懷王沒有把握住榮任“縱約長”的機會，患得患失，目光短淺，犯了顛覆性的錯誤，致使秦國各個擊破，使楚國逐漸處于不利地位，最終落得亡國的下場。

《楚辭》與《詩經》雙峰并峙，在中國文學史上樹立了崇高的典范。在屈原之前，中國的詩歌形式，包括《詩經》、青銅器上的銘文，多以四言為主，相當一部分屬于貴族的作品。《楚辭》則打破了傳統的詩歌形式，用一種最自由的詩體，傳達出最浪漫的情懷。《天問》提出了一百多個問題，涉及大量的神話傳說。而今，我們有問天實驗艙遨游蒼穹，實現了古與今、文學與科技的完美對接。

從漢代的賈誼、司馬遷，到唐朝的李白、杜甫，一直到現代的魯迅、郭沫若，歷代有成就的文學家，無不受到屈原的影響。李白曾把屈原的作品比作日月高懸，說“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杜甫也以屈原的成就來自勉：“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后塵。”魯迅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魯迅稱他們是中國的脊梁。屈原就是這樣的人，以不屈的抗爭成就了偉岸的身軀。

“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的李白

每一次讀李白，都有一番驚奇的感覺，這感覺伴隨著我，整整五十年了。1973年的初春，父親從廢書堆里給我找到一本《白居易詩選》，我如獲至寶。其中一首寫到了李白之墳，給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記：“采石江邊李白墳，繞田無限草連云。可憐荒隴窮泉骨，曾有驚天動地文。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這是我第一次讀李白，知道他薄身厚志，文動天地，詩泣鬼神。一幅飄逸欲飛的形象，就這樣深深地駐留在了我的心間。此后的歲月，我曾造訪過李白出生的地方，李白幼年生活過的四川江油，也曾親臨采石江邊憑吊李白。但是，我從來沒有真正讀懂李白。讀大學時，聽老師講李白，總有一種感覺，那不是我心目中的李白。后來自己也成了大學教師，在講授中國古典詩歌時，還是講不出心中感覺到的李白。在他面前，似乎只有驚愕，只有困惑，還有腦海中不時浮現的種種關于他的美麗傳說。

相傳李白出生在碎葉城，他的血脈中，很可能有著西域的基因。他喜歡縱橫術，好為擊劍，頗似俠客。這種性格特征與內地接受傳統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迥然有別。唐代文人多視科舉為正途，蹭蹬仕途，白首考場。而李白偏不走這條路，他對自己的才能充滿信心，相信會有名人的推薦，朝廷也會征詔，活得灑脫自在。事實上也如他所料，他結識的道士吳筠推薦李白進入京城。“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老詩人賀知章一見李白，嘆為“謫仙人”，認為有仙風道骨，可與神游八極之表，因解金龜換酒。一時間，李白名動京師。那時，他感覺真好。可惜，詩人還是過于天真了。有時，文學才能與政治才能并不能畫等號，而且經常是南轅北轍。文學上的巨人，在政治的舞臺上很可能是蹩腳的演員。李白如此，杜甫又何嘗不是如此。

身邊的杜甫

杜甫和李白不一樣，讀他的詩，就感覺他是我們身邊一位普通老人，相貌常常，為人忠厚，你甚至能感覺到他的噓寒問暖，很親切的樣子。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的那一年，杜甫出生在河南鞏縣。他一生經歷了玄宗、肅宗、代宗三代皇帝，比李白小十一歲，在盛唐詩人中年輩較晚。李白的詩反映了盛唐氣象，而杜甫的詩則反映了安史之亂后大唐帝國由盛而衰的歷史過程。兩位偉大詩人的作品把這段由盛而衰的歷史轉折時期的特點充分地展現出來了。

杜甫早年寫《望岳》，氣象不凡。三十五歲進入長安，此后困頓十年。最初還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志向，到后來則“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連自己的家人都養不活，只能送到農村去。最后十幾年，他逃難到隴南，進入四川。安史之亂平定后沿江出川，希望回到家鄉，最后死在一條小船上，那年他才五十九歲。

李白生前名滿天下，流譽八方，而杜甫則不為世人所重。臨死之際，杜甫曾作《南征》詩云：“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又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這是很凄苦的自慰之詞。李杜并稱，是詩人謝世四十年以后的事了。中唐大詩人韓愈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元稹應杜甫后人之請，作《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稱杜甫集古今之大成。晚唐孟棨《本事詩》把杜詩比為“詩史”，既反映了他自己生活的歷史，更反映了唐代由盛而衰的歷史。在歷史的天平上，杜詩的價值得到了最準確的反映。

葉嘉瑩先生說，“難忘《詩》《騷》李杜魂”，《詩經》是中國文學的重要源頭，一部詩集的地位為什么這樣高，乃至居六經之首？這就涉及以“禮樂”為中心的中華文明特色。賈誼《陳政事疏》說，禮主要作用于事故、災難發生之前，而法則是底線。禮，會讓民眾見善思遷，遵守倫理規范。當然，人生從善還不夠，還需要美與真，于是便有了詩教與樂教。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葉嘉瑩先生畢生研習推廣《詩》、《騷》、李、杜，其實質是在倡導人文化成的美育精神，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命脈所在。

謹以此文恭祝葉嘉瑩先生百歲華誕。

（作者：劉躍進，系河南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