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第四屆山花文學雙年獎在貴州余慶頒出，黎紫書、舒飛廉、沈念、尹文武、孟小書、張定浩、劉文飛、吳雅凌、朱朱、周婉京10位作家（詩人）獲獎。

貴州省作協下屬的《山花》創刊七十多年，是貴州歷史最悠久的雜志，也是目前貴州唯一公開發行的純文學雜志。山花文學雙年獎首設于2016年，最初聚焦小說，從2018年第二屆開始拓展為綜合性文學獎項，涵蓋小說、散文、評論、詩歌等文學樣式。

上：黎紫書、舒飛廉、沈念、尹文武、孟小書 下：張定浩、劉文飛、吳雅凌、朱朱、周婉京

本屆山花文學雙年獎所評選出來的作品，都是曾發表于《山花》的佳作。具體獎項包含小說獎5名、散文獎1名、評論獎2名、詩歌獎1名、新人獎1名：黎紫書的《流俗地》、舒飛廉的《團圓酒》、沈念的《那夜》、尹文武的《巴諾王》、孟小書的《深幽漫隧》獲小說獎；張定浩的《孟子論士君子之修養》獲散文獎；劉文飛的《茨維塔耶娃和她的詩歌》和吳雅凌的《重生：俄耳甫斯禱歌與波提切利的一次相遇》獲評論獎；朱朱的《流水賬》獲詩歌獎；周婉京憑借《星星》獲得新人獎。

值得一提的是，在《流俗地》之前，馬來西亞華人作家黎紫書從來沒有在中國大陸的刊物上發表過長篇小說。而《流俗地》也是《山花》歷史上首次刊登長篇小說。

“這個‘文學事件’，在我的寫作生涯中，可以說是少數幾件最讓我感到光榮，并且也將一輩子引以為豪的事跡之一。”雖未能來到頒獎現場，黎紫書通過視頻發來了獲獎感言，“它不僅鼓舞了我，讓我這樣一個身處文學中原以外，二十多年來只寫出過兩個長篇小說的馬華寫作者有了無比的自信，同時它也讓我見識到中國大陸真正熱衷于文學事業的有志人士，特別是青年們，以及《山花》這樣的文學刊物，在追求好作品時所展現出來的氣魄和格局。”（延伸閱讀：專訪｜黎紫書：《流俗地》寫的是整個馬來西亞華人社會）

本屆獲獎者中不少人是文學創作“多面手”。比如青年批評家、詩人張定浩這次獲得的是散文獎。他說：“在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到來之前，有幾年的時間，我確實是把大部分的寫作精力都用在對于《孟子》這本著作的鉆研上。但這絕非只是一種興之所至的跨界行為。相反，對我而言，走向先秦古典著作，就是走向一種屬人的整全，走向一種健全、明朗和完整的人格。具體到孟子，他深深吸引我的，是那種歷經世故之后的天真，和出自清明理性的勇敢，而這種讀書人的天真和勇敢，對于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來講，或許顯得尤為珍貴。”

又比如翻譯家劉文飛此次獲得了評論獎。他依然覺得自己是以一位中國的外國文學工作者的身份領取這個獎。“近些年來，我一直在試圖為進一步拉近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的距離作一些努力，在把外文作品翻譯成中文的同時，在寫作關于外國文學的著作和論文的同時，也想用漢語散文的形式來更直接地表達我在翻譯、研究外國文學時獲得的體驗和感受。我的這些嘗試之一獲得了肯定，我感到十分高興，甚至還有些得意，似乎有人猜透了我的一個躊躇滿志、卻又不便道人的小心思。”

還有文學新人周婉京，她感慨從《大榆樹》到《出埃及記》和《星星》，《山花》見證了她步入文壇之后從零開始的寫作。“我的小說中經常關注的是一代人的‘共時性’問題，那就是——生活在當下的年輕人，如何通過‘或此或彼’的選擇，來塑造自身？”她表示，自己一定會繼續寫下去，成長下去。

當日也舉行了“山花·余慶文藝創作采風基地”授牌儀式。

【附】“第四屆山花文學雙年獎”授獎辭

黎紫書《流俗地》

黎紫書的長篇小說《流俗地》聚焦馬來西亞的華人生活，虛構了一座名為“錫都”的城市，以一棟高層組屋“樓上樓”的居民為主要講述對象，尤以盲女銀霞及其兩位少年伙伴為生發點，不斷輻射，見證成長中各自家庭的來路與影響。這些不斷出現的家庭與衍生人物彼此交織，通過時間的有效串聯，共同織就了一張形同蛛網般縱橫交錯、彼此依托而又各自獨立的“存在”之網。個體的生命軌跡、不同人物的命運起伏，都被納入這網狀的結構之中，讓人得以如此緊密、貼近地去觀看一個復雜社區、社群的形成與離散，不同人物所攜帶的不同文化因素也在這樣一個時空融合展現出來，既面向作者所要表現的群體，也面向更為廣闊的人類本身。作家采用了一種非線性的娓娓道來的方式，讓時空不斷重疊，消弭了時間單一化進程帶來的單調與枯燥，如同制造了一座關于人物和時代的迷宮，每個人物都在不同的時空點里呈現出不同以往的面貌與情態，并在最終時刻與眾多人物一道完成了各自的形象塑造。人與環境（城市）在這一進程中不斷蛻變，互為見證，數十年的光陰被來回穿插講述，每個人都深刻地與他人發生著關聯，這種種纏繞，既有個體的鮮活印記，也有著作為整體氛圍的影響，更揭示了標題中“流俗”的隱喻，向讀者呈現了這一段活潑熱辣又飽含辛酸的現實生活。

舒飛廉《團圓酒》

舒飛廉的《團圓酒》書寫一場鄉村盛宴，從籌備到結束，洋洋灑灑，表現得淋漓盡致，豐富而緊密，呈現了人物的不同情態與鄉村風物的盛大，深描了新千年以來江漢平原鄉村的巨大變化，一場大酒“喝”出了哲學意味。“形而下”的細致、縝密，鄉間的人情與風物一一如畫，“及物”與知人完美糅合，表現了鄉村的人情與物的“生態”，渾然一體，各自有聲；“形而上”的切入，俏皮又抽離，這制造了觀察的距離，又熨帖、自然。在小說致密的敘述空間里，物與人滿是情意，飽含作者的情思，在虛實結合中道出了世態的變化與復雜，即人對世界、對他人的確定。

沈念《那夜》

沈念的《那夜》以洞庭湖邊人家的命運折射人與環境的關系，人與眾生的命題在夜晚的包裹中浮現。在這人生的夜晚中，作者試圖打撈昔日時光的印痕，個體的生與離別，在一夜中被放大，這使小說冷冽、清寒，而水波的擴散處是時空的碰撞，萬物之靈的顯現。小說以情景交融的方式，將人物置于生態文明的覺醒之中，讓我們得以看到在現實紛擾中那逐漸清晰、明澈的是什么。

尹文武《巴諾王》

尹文武的《巴諾王》以“扶貧”為時代背景，展現苗寨搬遷帶來的新生活，人物經歷的復雜乃至再創造，都揭示了生活是人物學習的重要來源。苗族古英雄“巴諾王”稱號的轉化，是老阿公的情感投射，亦是來自遠古的自由召喚。小說打通了兩個時代的隱秘聯系，通過這一隱一顯的兩個時空，對身處其中的人物進行觀察與描摹，告訴我們，人們曾經怎樣生活，生活還將如何繼續。這提示我們，在身處變化的時代，在信息龐雜洶涌的潮流中，修復心靈將是人類不得不面對的功課。

孟小書《深幽漫隧》

孟小書的《深幽漫隧》以一段女友交往史，表現了時代潮流中個體的變化，勾勒了當下人與生活的關聯。以秦夢為代表的人物成為一種鏡像，不安全感的誕生是她持續轉變生活形態的根源。小說由兩個空間構成，一是現實生活中的人際網絡，以細致的敘述帶出了一代人的生活面貌與精神情態；二是“深幽漫隧”制造的出離空間，這一空間是盛放現實里密集緊迫事物的地帶，是一種理想化的出離之所。兩者的巧妙構建，形成了小說的合力。

張定浩《孟子論士君子之修養》

張定浩的《孟子論士君子之修養》解析古典著作《孟子》，從《盡心上》《離婁上》等篇章中摘析出與士君子修養的相關內容，逐條闡發，于大義中檢驗平常事理，得出兩者通達的結論，讓人看到在界限消弭處，是對事物本來面目的認知。本篇懷著還原《孟子》思想的本意，以剛健定正氣，揭示人類思與行的重要，亦顯現了作者對古典哲學的讀法研究與思考路徑。

劉文飛《茨維塔耶娃和她的詩歌》

茨維塔耶娃是俄國白銀時代最為杰出的詩人之一，是俄國文學史上最早出現的女性大詩人，被稱為“二十世紀的第一詩人”。無論在生活中還是在詩歌創作中，她都體現出了十分鮮明的個性。

劉文飛的《茨維塔耶娃和她的詩歌》結合詩人的人生經歷，具體分析和總結了詩人創作的主題、基調，對“生活與存在”的思考與表達，總結了她藝術創作的特點，諸如歌唱性、隱喻性、散文化、戲劇性等特征，最后評價了詩人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該文論述深刻、準確，對茨維塔耶娃的理解和研究不失為一篇重要文獻。

吳雅凌《重生：俄耳甫斯禱歌與波提切利的一次相遇》

吳雅凌《重生：俄耳甫斯禱歌與波提切利的一次相遇》以俄耳甫斯禱歌的發現及傳播為線索，展開了對禱歌內容的細致解讀，并將禱歌與波提切利的畫作進行比較，以畫作的形象傳達及對禱歌的投射，揭示出兩者間的隱秘回響，以學者的筆力與洞察展現了西方文化的交融與自證。

朱朱《流水賬》

朱朱的長詩《流水賬》營造的是個人思索自我命運的激浪，算的是人心出入世道應該秉持何種態度的“賬”。在詩歌中，人的生命如房間般具有“儉省”的結構，而人對自我價值的思辨則如同一個“王朝”般復雜和矛盾——詩人將抒情視角置于虛構王朝荒誕的表象和個人本有的儒、俠精神中，進行雙重呈現，最終流向對時間的哲學思考，顯示了作者在詩歌經典象征運用上的深厚功力，也展示了其出色的意象營造能力。詩人借此營造詩意之河，呈現了詩歌奔突、環繞、起伏的旋律之美。

周婉京《星星》

周婉京的《星星》講述了分岔的人生，“我”與好友的經歷，顯現了兩種人生軌跡。小說通過蔣故事與詩人男友的紐約往事表現了異域生活的冒險，理想與現實在某一個時刻內形成了相互關聯的對照與沖擊，整體沉潛的氛圍透露出了人物深沉的內心。對這一精神情態，小說有著微妙的探索與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