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博物館工作的時候，常到地下書庫看舊的期刊，對于幾本有意思的雜志慢慢增多了認識。編刊物的人，都有一點情懷的，那是帶有主觀色彩的舞臺，誰出來，說什么，非隨意點染，有時候是含著編輯的意圖的。看過了舊期刊，就如同翻閱歷史的畫冊，總有意外的感受涌來。也不妨說，好的文學刊物，也像一本年歷，記載了特定時期的風氣，和一些時代語境。

民國時期的雜志很多，但也多是短命，能夠堅持三五年已經很是不錯，所以，也就沒有持續的傳統，很快就煙消云散了。新中國成立后，情況大變，每個地區的雜志，都是跨越不同時期的，也就有了自己的歷史。這個現象，也說明文化色調的持續性，也有國家體制的內力在里。但代際間的審美，還是有所不同，讀刊物如同看時光里的日歷牌，每一頁都是不重復的。

在當代文壇上，《北京文學》是一本有分量的雜志。我接觸過幾任編輯，留下不少可追憶的片段。1980年代，我第一次見到林斤瀾先生，就感到他的異樣，人很有魅力，氣場也是大的，周圍團結了一批有生氣的作家。那時候汪曾祺等已經復出，許多作品紛紛于此面世。我們還在上面看到了諸多新人。對于那個時期的北京文壇，人們至今談來，依然津津樂道。

林斤瀾編刊物，是繼承了老舍那代人的傳統的。他對于老舍的評價，不是批評家那種概念式的，而有著氣味的感受。《北京文學》的前身，曾有過《北京文藝》這個園地，同時期還有《說說唱唱》等，似乎都有連帶關系。手里有一期《北京文藝》創刊號，但看作者的名字，就能夠感到彼時的特色。郭沫若、周揚、彭真、梅蘭芳都寫了賀詞，作品則有老舍三幕劇《龍須溝》，端木蕻良小說《蔡莊子》，馮至的《波斯坦記游》，陣勢是強大的。其中也有革命隊伍中來的詩人與作家的作品，比如李伯釗、張志民、王亞平即是。那是易代之際，風格與題旨都是有一種內在性的關聯的。據說老舍對于林斤瀾，特別看好，他們間的互動，說起來也很值得深寫的。

經歷了多年的變化，林斤瀾知道，80年代的作家，自有另類的責任。他覺得老舍那代人，留下了不少遺憾，一些未竟的工作需要自己這代人去做。所以，他主持雜志工作時，就一直看重審美的個性表達的人，身邊的作者，寫作姿態與過去略有了一些變化。余華、劉恒、劉震云、王安憶、劉慶邦、李銳、曹乃謙……真的是精英薈萃，幾乎囊括了當代文壇最活躍的新人。

北京文壇向來的風格，是兼容并包的。京味兒傳統里有老舍、鄧友梅、陳建功、趙大年等，受現代主義影響的則是林斤瀾、王小波、徐小斌諸人，而京派色彩濃厚的是汪曾祺、宗璞和端木蕻良。這些人彼此并不排斥，各自在不同的路上。《北京文學》的編輯看重精神的獨創性，推出的一些話題至今還被人們所記著。比如九十年代后期，雜志還搞過青年問卷，刊登了一些有挑戰性的文字，一時引起爭議。如果從五十年代的文本讀起，再到今天，就會發現，該雜志最大的特點，是與時代的關系密切，精神是不斷前行的。重要的是一些作家敏于觀察，善于思考的審美表達，引領了一種風氣。

關于那一段歷史，有許多人寫過回憶，都值得回味再三。從資料看，林斤瀾是個有眼光的人，汪曾祺生前唯一一次的作品研討會，就是他主持的。他特別看重老友汪曾祺的文字，那美學風格是獨步文壇的無異。在林斤瀾看來，汪曾祺寫的都是非主流的作品，但在沒有意義的地方生出了意義，即以美的精神消解了流行的概念。汪曾祺說自己追求的是和諧，這里有障眼法，林斤瀾覺得那其中有另外的深意。和諧不是淺薄，而是“沉淀”，沉淀到記憶深處，脫去身上各種外在的顏色，回歸于自己的本色。這是作家要有的精神，也是《北京文學》要吸納的精神之一。

說起來，汪曾祺與《北京文學》的關系，有耐人尋味的故事。他本人屬于北京市系統的人物，與老一代作家有所接觸。另一方面，喜愛北京的一些藝術家，與他們有一些互動。他自己得意的作品，有些是在《北京文學》上刊出的。當年李清泉能夠力排異議刊登《受戒》，是有勇氣的。因為這篇小說，《北京文學》有了生氣，也影響了后來寫作風氣的演變。

汪曾祺與北京文壇的關系，可以談論的地方，確是很多的。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回憶北京文壇的舊事，除了老舍外，林斤瀾與汪曾祺折射的內涵，一直被后人所津津樂道。我想那原因可能與他們深厚的文化情懷有關。老舍摸到了古城的文脈，汪先生經由古城，回歸到晚明和六朝，逆行得更遠，而林斤瀾則站在魯迅的旗幟下，又呼應了卡夫卡等人的傳統。這是三個不同的流脈。一個是市井的風景的勾畫者，一個乃打通古今的文章家的高手，一個是現代感與謠俗氣相間的獨行者。他們三個人身上都有暖意，老舍醇厚，汪先生飄逸，林斤瀾幽玄。這是北京文壇三道景觀，胡同里的幽怨，市井中的茶香和古路上的塵土都清晰可辨。凡熟悉他們文字的，也不由得愛之、念之，且成了心儀的榜樣。

我自己和《北京文學》真正的接觸，還是九十年代，那時候的風氣有點變化，社會開始轉型，刊物已經不太景氣，作家也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我記得雜志曾經搞過“新體驗小說”，讓作家去面對一些新的事物。一時間許多人開始響應，對于變化的社會發聲。這種選擇，有點文人的焦慮意識在里面，變動的時代人們似乎不知道如何為好。不過，真正好的作家，是不太會隨著風氣走的。比如端木蕻良，晚年專心寫《曹雪芹》，風格與意蘊都區別于流俗，可謂另行一路，是有大的氣象在的。汪曾祺還是以不變應萬變，照例走在自己認可的路徑上。林斤瀾對于這種選擇是看重的，他覺得寫作不是運動，而是個體的獨行。循著清香的野徑，也能走到精神的高地。我們看那時候北京刊物上，安于樸素和孤獨表達的文字，今天讀來依然有著諸多的好來。而彼時耀人耳目的作品，已經大多被讀者遺忘了。

刊物與人，系著一個時期的文風與趣味，大眾特定的認知也深含于此。我記得趙樹理、巴金、韋君宜在編輯刊物時，留下許多心得，如今思之，都是含著生命的箴言的。趙樹理主編《說說唱唱》時，為了尋覓合適的作者，付出諸多心血，自己也做出不少犧牲。巴金之于《收獲》，也故事多多，他自己堅持的品位，與一貫的信仰有關，其中也保持了五四那代人的理念。改革開放后，思想的解放過程，文學期刊也功莫大焉。那些平臺上的文字如何影響了世道人心，是可以做系統的研究的。1979年1月，在韋君宜努力下，《當代》創刊，一時成為一個熱點的雜志。在發刊詞中，韋君宜特別強調了思想解放的意義，對于片面的文藝觀，持一種警惕的態度。她呼吁多發現新人，出高品質的作品，其思殷殷，其語切切。老一代人留下的辦刊精神，都是值得珍惜的。

聰明的編輯們早就意識到，在單一的平臺上，看到的風景總是有限的。大約二十年前，《北京文學·中短篇小說月報》問世，就不再僅僅是區域性的雜志，而成了連接四面八方的園地。這是一本選刊，內容更為龐雜、豐富了。創刊不久，我便參加了刊物的活動，大約是評選當年優秀的作品吧，于是見到了許多國內活躍的作家，沒有在《北京文學》露面的人也來了許多。這個選刊對于作家的個性十分尊重，不避土洋，無論東西，凡有特色者悉被注意，轉載后還有點評的文字。那時候木心的作品剛在大陸出版，我便受編輯之邀，寫了篇點評小說《壽衣》的文字。當時國內對于木心知之甚少，而批評界對于他多是漠視的。選刊能夠及時轉載這類作品，也證明了那胸懷之大。

自從有了《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讀者看到了更多的佳作。那時候的選刊很多，《小說月報》《小說選刊》《中華文學選刊》都有影響力。而新的選刊的出現，帶來了另類的顏色，其中也有一些學術意味。這大概與編輯有關，或者批評家云集在周圍也說不定。新刊物慢慢成熟起來，已經被文壇所接受，我因為忙于自己的專業，對于它的了解也是斷斷續續。有幾期的印象深厚，一是對于莫言成就的集中體現，留下了一個特定年月的精神思考。二是對于邊緣地帶的寫作群落的注意，像香港小說的集中展示，對于了解不同環境的母語經驗，有了深入的感受。如今看這類內容，覺得編輯們在試圖記錄時代的重要的文本，也在陳列被忽略的存在，生態就多樣化了。這是頗為難得的經營，它在文壇被人所注意，也是源于視野的開闊吧。

由一本雜志，連帶出新的選刊來，這在國內不多，二者像姊妹一般，影子是相隨的。這或許是時代風氣使然，也是讀者需求，可謂應運而生的。大凡經過風雨，持續幾十年以上的雜志，是有自己的風格的，也自然有了被回味的遺存。《收獲》的高貴，《十月》的多姿，《作家》的豐沛，現在想來都值得好好寫寫。研究當代文學史的人，離不開對于這些園地的凝視，雜志的信息里，有作家選本與文集沒有的更為多的光景。一本期刊，擁有了自己的傳統，那就厚重了。《北京文學》《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散著古都的氣味，也有不斷尋路的跋涉之跡。那些時光深處的一頁頁文字，讀來亦如讀史，背后是一群為人生而藝術的人，在那里，不僅僅繼承了什么，重要的是拓展了什么。有一些人走了，另一些人來了，他們的身影疊印出一條美的長廊。許多年后才感到，曾經的熟悉而有趣的人，很難被復制了。在生命的河流里，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自己，其間的文字的溫度，喚出活著的人悠遠的追憶，也由此，我們的生活不再單一起來。

202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