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笛是一種源于古羌人的民族民間樂器，傳說是秦漢之際游牧在西北高原的羌人所發明，故名羌笛，傳入中原后，形制經過了改變。從南朝至唐宋的詩詞中，經常能見到它的身影。羌笛既是唐詩中最常出現的意象之一，也是我國歷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文化符號。林庚在《詩的活力與詩的新原質》中說，“只要碰見笛聲，便似乎無往而不成為好句”。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李白的《春夜洛城聞笛》膾炙人口，千百年來，幽咽的笛聲與折柳送別的習俗成為經常相伴而出現的文化意象。

《說文解字》對“笛”字的解釋中有“笛，七孔筩也。從竹，由聲。羌笛三孔”之描述。應劭《風俗通義》引《樂記》云：“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于雅正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后又有羌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音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以當檛便易持，京君明賢，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謂商聲五音畢’。”“京君”即西漢末學者京房，馬融認為正是京房加了一個最高音按孔，使羌笛成為五孔。

沈括的《夢溪筆談》也對“羌笛”進行了描述：“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所始。舊說皆不同，周禮笙師教篪篴。或云漢武帝時，丘仲始作笛，又云，起于羌人。后漢馬融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為之注云：七孔長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耳。”唐代李善還曾對“雙笛”進行釋解：“然羌笛與笛二器不同，長于古笛，有三孔，大小異，故謂之雙笛。”按李善所言，“羌笛”“雙笛”應皆源于古羌，可見古羌在樂器制作上頗有造詣，而且，根據沈括對“羌笛五孔”的描述可推斷，至少在漢武帝之前，羌笛已流行于中原。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在“雙笛”后注謂“五孔”，給人感覺“雙笛”為一件樂器，其形制乃雙管并列，具備五孔。近代黃侃在《文選平點》中亦云“曰近世雙笛，別于古笛也”，將“雙笛”與“古笛”視為兩種樂器。清代胡彥升在《樂律表微》中認為“橫笛始于羌，與豎笛為雙笛。馬融《長笛賦》謂‘近世雙笛從羌起’者，古笛，非出于羌。世有雙笛，乃從羌之有橫笛起耳”。雖與馬融、李善觀點有異，但均認為“雙笛”源于古羌。

概言之，羌笛本是流行于古代西北羌人日常生活中的民間樂器，后來成為南朝至唐宋詩詞中的重要意象，展現了羌笛所蘊含的豐富文化屬性。

羌笛有很強的藝術表現力，聲音“廖亮清越”、幽咽動人，有助于突出纏綿悱惻的詩意和蘊藉含蓄的形象，因而成了詩詞歌賦中表達邊塞將士戍邊意志和思鄉之情的最佳隱喻。

南朝梁虞羲最早將“羌笛”引入詩詞創作之中，其在《詠霍將軍北伐》中所作的“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借“胡笳”“羌笛”歌頌漢名將霍去病的豐功偉績，也表達出自己立志為國效命、馬革裹尸的壯志豪情。南朝梁庾信奉使北上，羈留長安，被迫仕于西魏、北周，再未回南方，在這種心境之下，庾信寫下了“胡笳落淚曲，羌笛斷腸歌”，再借“胡笳”“羌笛”之音，抒發自己羈旅的孤寂凄涼。南朝陳張正見在《隴頭水二首》中也用“羌笛含流咽，胡笳雜水悲”，表達出戍邊將士聽著“胡笳”“羌笛”之音，飽受思鄉之苦，守衛邊塞的家國情懷。在這幾首詩中均有出現了“隴頭”，指代當時邊塞之地，也正是其時氐人、羌人的聚居之地。南朝詩人的創作，是“羌笛”在唐代邊塞詩詞中密集出現的前奏。

唐代詩人尤其愛在詩作中用“羌笛”的意象。尤其是邊塞詩人借物詠志，將“羌笛”低沉、傷痛、深幽的曲調，與邊塞荒涼、久戍邊疆征未還的思鄉之情形成對應。如李頎的“今為羌笛出塞聲，使我三軍淚如雨”，岑參的“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等。而王之渙的千古絕句“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更將這種思鄉之情表達得淋漓盡致。

另外，唐代李氏皇帝崇信道教，拜老子為始祖，崇尚虛無、淡然、自然的審美風尚。而羌笛“廖亮清越”的聲音特點，正符合道家哲學的審美偏好，所以羌笛受到唐代上層社會的追捧。胡震亨《唐音癸簽》：“玄宗幸蜀，行次駱谷，謂高力士曰：‘吾不用張九齡之言，至此。’索長笛吹一曲，潸然流涕。后有司錄成譜以進，且請曲名，上曰：‘吾因思九齡，可名此曲為《謫仙怨》。’其音怨切，諸曲莫比。”

至唐代中期，“羌笛”從最初表達戍邊艱辛和思鄉之情，逐漸演變為傾訴別離之情的符號，曾經的邊塞、戍邊、瀚海、大漠等情境表達被弱化。如李白在《清溪半夜聞笛》所作的“羌笛梅花引，吳溪隴水情。寒山秋浦月，腸斷玉關聲”，描繪的荒涼壯麗與哀怨婉轉，悲愁之情盡顯。沈宇《武陽送別》中的“菊黃蘆白雁初飛，羌笛胡笳淚滿衣。送君腸斷秋江水，一去東流何日歸”，此處的“羌笛”已成為表達離別悲傷之情的代名詞。杜牧《見吳秀才與池妓別，因成絕句》中的“紅燭短時羌笛怨，清歌咽處蜀弦高”以及南唐馮延巳《芳草渡》中的“燕鴻遠，羌笛怨，渺渺澄波一片”，更是道盡了滿腔的離愁別緒。此時的“羌笛”已脫離其器用功能，主要表現出其文化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