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之城：桂林文化城的另一種溫故》（以下簡稱《昨日之城》）梳理桂林的文化、出版、教育等方方面面，資料爬梳非常細致，您做了很充分的準備吧？

黃偉林：確實做了大量的史料文獻梳理工作。我從2013年前后接觸了許多桂林文化城的第一手文獻，發現和過去讀的有關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文章，認知是有出入的。那段時間先是主編了《桂林文化城作家研究》，又編選《抗戰桂林文化城史料匯編》，后者不單是文學，而是整個桂林文化城的方方面面，2015年前后開始撰寫有關桂林文化城的系列隨筆。寫隨筆是用原始材料，而不是想象或推理——想象很容易出現錯誤。我用大量一手材料來支撐，2018年出版了《歷史的靜脈——桂林文化城的另一種溫故》，今年又出版了《昨日之城：桂林文化城的另一種溫故》（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桂林文化城主題隨筆，很大程度上類似歷史敘事。由于我并未親身經歷那段歷史，因此，我把自己的這種寫作稱為基于文獻的非虛構敘事。在寫作的過程中，我盡可能依據抗戰時期圖書報刊的文字記載以及時移境遷之后親歷者的回憶文字，不做任何修飾和更改。這也是一種“述而不作”。我并不認為當時的文字和親歷者的回憶就是絕對的歷史真實，但至少，它比大量充斥坊間的相關文字，更接近歷史真相。

身為桂林人，您有冷靜的反思和批判，也有對桂林美好的祝愿。您寫這部作品的目的是什么？

黃偉林：桂林既是山水名城，也是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抗戰文化城，不論是自然遺產還是文化遺產都很豐厚。我經常流連于這座城市的山水之間，沉浸于這座城市的文化歷史，但是作為桂林人我也還是理智客觀的。現實的桂林，不得不承認，在經濟乃至旅游等各方面全國排名都是比較靠后的。上世紀80年代時，提到旅游城市，是北京、上海、西安、桂林；現在桂林連前50名都達不到。桂林也在思考，如何在山水旅游之外開發文化旅游。我時時感受到這座城市尷尬的現實處境，感受到她的衰落，期待著她的自我超越。作為桂林人，我們對所在的城市確實懷抱美好的愿望。我希望讀者在打開《昨日之城》這本書的時候，能真切地感受到那段歷史的光芒，真切地感受到這座城市的芳華。

作品收入的文章角度獨特，比如《〈大公報〉里的桂林師院》，在寫作時是不是也比較注意技巧？

黃偉林：我希望這些文章能夠有較多的讀者，這是我用隨筆而非論文的方式寫作的原因。在寫作過程中，我注意發掘那些與已有研究認知不完全相同的史料，尤其是歷史中真實的人與有趣的故事。桂林的歷史文化從古至今，最輝煌的當屬抗戰文化城時期。桂林文化城對于我們既是研究的對象，也是教學的內容，還是我們服務地方文化建設的重要切入點。我們要做的是一個系統工程，就是把“新西南劇展”同桂林文化城主題的田野調查與文化城的課程教學結合起來，活化有價值的文化資源，發現有價值的文化傳統，在歷史落幕的地方重新出發。

在研究桂林文化城的過程，一定有大量的閱讀支撐，能否概括一下您的閱讀有哪些方法？

黃偉林：抗戰時期，桂林因為聚集大量文化人，新聞出版、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教育衛生事業都很繁榮，成為西南文化中心，而被稱為文化城。

還在上世紀80年代，我閱讀過一些學者有關桂林文化城的論述，當時因為自己的淺薄，還很不以為然。大約是1990年，我閱讀了章回體長篇歷史小說《桂系演義》，讀得很盡興。這部長篇歷史小說有“新三國演義”之稱，它從舊桂系的分崩離析寫起，寫到陸榮廷、沈鴻英、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等舊桂系分裂后多種軍事力量的角逐，寫到廣西統一后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合作發動的北伐戰爭，然后是蔣桂分裂、桂系抗戰、競選總統，一直寫到桂系覆亡。小說真正稱得上波瀾壯闊、跌宕起伏、引人入勝。我因為撰寫評論，反復讀過這部作品，后來隨著我對桂系歷史的了解越來越多，我更認識到這部作品的可貴之處。它書寫的是真實的歷史，卻又是非常地道的文學敘事，既充滿扣人心弦的戲劇性，又滲透不露聲色的歷史感，真正將文學與歷史融為一體，說它是一部史詩亦不為過。

閱讀《桂系演義》使我意識到民國時期的廣西確實非同凡響，對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產生了深刻影響。《桂系演義》主要是從軍事和政治的層面寫桂系的興衰浮沉，桂林文化城研究則使我意識到桂林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是我后來以主要精力投入桂林文化城研究的動力。

我父親在大學歷史系工作，我從小對歷史和文學都很有興趣，特別喜歡那些歷史與文學相得益彰的作品。為了進入桂林文化城研究，我閱讀了一批桂林文化城親歷者的回憶錄和傳記，如《李宗仁回憶錄》、黃紹竑的《五十回憶》、夏衍的《懶尋舊夢錄》、徐鑄成的《徐鑄成回憶錄》、胡風的《胡風回憶錄》、程光煒的《艾青傳》、董健的《田漢評傳》、蔣碧微的《我與徐悲鴻》，這些非虛構文本讓我建立了對于桂林文化城的基本感性認識，產生了對桂林文化城的研究興趣。

真正進入桂林文化城研究之后，一些有關桂林文化城的史料性著作，如魏華齡等人編著的《抗戰時期文化名人在桂林》、蘇關鑫等人編著的《旅桂作家》、廣西戲劇研究室編選的《西南劇展》以及桂林圖書館編輯的《桂林文化大事記》等等，成為我經常使用的工具書。

當然，最重要的閱讀是抗戰時期出版的各種報紙、期刊和圖書，也就是通常所謂第一手文獻。閱讀這些當時的出版物，相當于進入了歷史現場，傾聽當時各種人物的言說，感受各種人物的思想，觀察各種人物的行為，獲得對桂林文化城相對真實的認識。這方面的文獻堪稱海量。

我的閱讀沒有什么捷徑或者特殊的方法，只能硬讀。閱讀積累多了，自然會產生觸類旁通的效果，但我現在顯然還沒有達到這樣的境界。在桂林文化城研究方面，我因為工作生活在桂林，可以比較便捷地走訪當年的歷史現場，諸如文化機構、名人故居、文化活動的遺址，盡可能獲得身臨其境的體驗。

您曾師從任洪淵等名師，在讀書方面，任先生給過您什么具體指導嗎？

黃偉林：任洪淵老師是高度近視，他看書的狀態在年輕時代的我看來是非常吃力的，但他對中國古代美學和西方當代美學都有非常深刻的領悟。我在高度佩服的同時也在想他的閱讀一定是非常有效率的。我覺得這與人的天賦有關。作為任洪淵老師的學生，我對他只能說是仰之彌高。這不是客套話。任洪淵老師的詩與詩學在我看來都具有極高的境界，只是我們對其價值還有待鉆研。

在您的文學研究道路上，從現當代文學研究到桂林文化的側重，哪些作家作品對您產生過重要影響？您覺得哪些作品對自己的治學研究有較大影響？

黃偉林：從專業研究的角度，杰姆遜的《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同行專家如王一川的《中國現代卡里斯馬典型》、費振鐘的《江南士風與江蘇文學》、王曉明的《潛流與漩渦》以及吳亮、南帆、陳思和、許子東、陳曉明等人的論著都對我產生過較大的吸引力。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上海一批青年評論家影響較大，我經常閱讀他們的評論作品，受益良多。您會常常重溫讀過的書嗎？反復重讀的書有哪些？

黃偉林：出于職業的需要，我會經常閱讀魯迅、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汪曾祺等作家的小說和散文。在閱讀這些作家作品的時候，我會真切感受到經典的魅力。有前輩老師說他最快樂的時候是與學生分享世界名著。事實上，課堂上的教學并不總是快樂的，但在課堂上講這些作家作品的時候，大多數時候都能感覺到快樂。因為這些作家作品確實抵達了很高的境界。這些作家的作品既有可以直觀感受到的美好，也有必須解讀才能感受到的高妙；既有寫作時代的高度，也有超越時代的深度；還有很重要的一點，這些作家的作品在不同的時期閱讀，會出現不同的閱讀感覺，所謂常讀常新。這就是經典的力量。

您會為學生們推薦書目嗎？如果推薦，會是哪些書？

黃偉林：我經常推薦的研究類著作有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朱光潛的《詩論》《談美》《談文學》、梁宗岱的《詩與真》《讀與真二集》、錢鍾書的《七綴集》等。這些作者的特點是西學和中學的根底都很好，文章既有思想，文學性又強，是文學論著的典范。

如果您有機會見到一位作家或學者，您想見到誰？

黃偉林：我想見愛因斯坦。愛因斯坦不僅在物理學領域有卓越的貢獻，而且有關科學、人文、藝術方面的論述也令人敬佩。青年時代我曾閱讀過《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還買過一本小冊子《愛因斯坦談人生》。這些書中有許多精辟獨到的見解，同時也讓人感到作者的平易近人。

愛因斯坦如此真實而又如此神奇，不得不讓我充滿好奇。我想見愛因斯坦，讓我相信并見證神奇的存在。

若可以帶三本書到無人島，您會選哪三本？

黃偉林：第一本我想帶《水滸傳》。《水滸傳》涉及中國傳統文化忠與義這一對重要的中國文化概念，涉及朝廷、官府、江湖、民間、山水等各種有特色的中國空間，其中的熱鬧與蒼涼，令人覺得既熟悉又陌生，實在難以訴說。第二本書我想帶《論語》。大學畢業后十來年，我寫了一本《孔子的魅力》，憑借的是本科期間閱讀《論語》的基礎。這是我青年時代寫的書，我寫得青春意氣，得到不少讀者的喜愛。孔子稱他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非常羨慕這種人生境界，但我過了五十之后似乎越來越迷惑，越來越糾結，如果重讀《論語》能解決我的迷惑和糾結，那真是善莫大焉。第三本書我想帶賓克萊的《理想的沖突》。我一直希望有心情認真閱讀這本書，理解各種相互沖突的思想學說出現的社會時代背景，理解各種互相矛盾的思想學說與人生命運的關聯，為自己的人生困惑找到解答，為自己的茫然無措找到寄托。

假設您正在策劃一場宴會，可以邀請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會邀請誰？

黃偉林：中國作家我想邀請孔子、莊子、司馬遷、李白、費孝通5人。

外國作家我想邀請惠特曼、聶魯達、弗羅斯特、史景遷4人。惠特曼的自由大氣令人佩服和向往，聶魯達的情詩寫得特別好，弗羅斯特的詩極有韻味，他那首《未走過的路》，令人唏噓。史景遷是歷史學家，但對中國文學充滿興趣。大約是1990年的端午節，我在桂林觀看龍舟比賽的時候無意中與史景遷相遇，與他游山玩水整整一天，談文學、講歷史、說名人，當時我并不知道他在學術界的地位。晚上分手后我太太告訴我她讀過有關史景遷的介紹。我查閱《參考消息》，才知道史景遷確實是著名的漢學家。后來我閱讀了他的《改變中國》《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天安門》等著作，他那種以人物敘述進行歷史書寫的方式，以及西方人看中國的獨特視角，給我很大啟發。

我想請費孝通主持這個宴會。費孝通晚年曾經對文化自覺這個概念作過闡釋。在這樣一個主義紛爭、文明沖突、利害抵觸的時代，不知道能否將不同思想學說、不同性格、不同國別種族的客人們引導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