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界，出現了重要的研究潮流或者研究上的轉向，即當代文學研究中的“史料學”轉向以及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這兩種轉向或者潮流，追根溯源還是當代文學作為一個學科，在不斷尋求自身的“學術性”努力的結果。我們知道，史料是學術研究的前提條件，而在當代文學研究中，這個“前提性”的條件，卻是在近些年來不斷被突顯出來，不斷被完善的。這也是當代文學研究中新的學術“增長點”與“新視野”。在這種新的研究方式中，也出現了一些推動當代文學研究發展的重要著述。但因為當代文學這一學科的特殊性，這種研究的新視野中的一些思維方式、價值預設等方面的內容，也在當代文學研究界產生了一些爭議。筆者就相關的爭議，結合閱讀到一些當代文學史料研究以及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的著述，淺談一點兒“門外”的看法。

一

較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史料工作起步較早，而且也有了比較成熟完善的史料整理與史料研究的方法。樊駿先生在《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一文中，便詳細地討論了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的范圍與內容。其中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搜集、整理、研究的內容，對于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具有很大的參考、借鑒價值。例如樊駿先生在文中指出，“比校勘和注釋深入一步，工作量也更大的，是考證。通過眾多的、有時還多有抵悟的史料的相互參照和反復核對，或者揭開事情的真相，或者糾正原有的謬誤，都能幫助讀者更好地認識歷史。”［1］在目前筆者有限的閱讀范圍內，關于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的整理與研究中，所見到的多是作家佚文的搜集、整理，校勘、注釋類的研究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而樊駿先生所提及的“考證”文章較之前兩者就更少了。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比較多，比如中國當代文學中的作家，與中國古典文學、現代文學作家相比，其創作中包含的歷史、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信息比較少，除了在一些特殊的歷史時期內，一些作家與歷史產生了重要的聯系，并留存下來與重要歷史時刻相關的文字。因為在作家身上所附著的歷史文化、社會政治信息比較少，可能就沒有多少可以“注釋”或者“考證”的空間。考證的文章，大致就是證實與證偽兩類。一般來說，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的考證性文章，多是證實性的文章，這類研究主要依據作家的回憶錄、創作談等“自述性”文字，來梳理、印證作家創作中的一些特殊事件、重要時刻、人物本事等方面的內容。這種依據作家“自述性”作品的考證文章，因為是來自作家自身的“回憶”與“闡釋”，這類文字其優長便是因為“親歷”或者是“自我”言說，可能會讓研究者覺得“可信”與“真實”。但是，這類文字存在的問題或者需要研究者“考證”之處，也恰恰是因為“親歷”與“自我”言說。因為這類“自述性”作品的作者，是將自己“鑲嵌”在“自述性”作品之中，而這些文字所涉及的歷史事件、文學現象、人事糾葛、論戰紛爭等內容，均與作者有關。出于作者的歷史角色、人性動機、人際關系等方面的考慮，作者在此類作品中呈現的“真實性”也不應該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問題，而是一個需要或者可以“考證”的問題。因此，單純地依靠這類“自述性”作品，并不能完全呈現創作或者歷史的“真相”，只有依靠“眾多的、有時還多有抵悟的史料的相互參照和反復核對”，才有可能抵達“真相”。在這方面的研究中，洪子誠先生的“注釋性”研究系列論文（后結集為《材料與注釋》出版）是一個有益的嘗試與探索。例如在《一則材料的注釋》一文中，洪子誠以“1967年底，北大中文系幾位教師，就 1958 年‘大躍進’期間北大中文系 1955 級學生集體編 寫《中國文學史》，以及 20 世紀 60 年代初周揚主持文科教材編寫的相關情況，訪問楊晦、游國恩、林庚三位先生”［2］的記錄稿為“史料”，將楊晦、游國恩、林庚三位先生的訪談“原貌”呈現，并對訪談中的相關內容做了注釋。洪子誠先生的這種“注釋”，不是一般“學術規范”意義上的“標注”，而是帶有背景性、“闡釋性”的注釋，是一種基于“原始材料”基礎上的“史論結合”的研究方式。在這種研究方式中，史料是一個重要的前提，但“史料”并不是“沉默”的，而是在“研究性”注釋中被激發出了“歷史活力”，釋放出了歷史的闡釋效能。上述所言的是“證實性”的考證研究，而關于“證偽性”的考證研究并不多見。至于為何“證偽性”的考證比較少，個中原因比較復雜，本文不做相關的討論。

在關于現代文學史料整理的迫切性上，樊駿先生認為：“現代文學的史料工作與古代文學的相比，最大的差別就在于除了‘死’材料，還面對著后者所沒有也不可能有的大量‘活’材料，它與當代文學的史料工作相比，最大的差別又在于這些‘活’材料正在迅速消亡中。盡快將這些材料記錄、保存下來也就成為現代文學史料工作一項獨特而且緊迫的任務。”［3］在三十多年前，樊駿先生對現代文學“活”材料整理緊迫性的擔憂，在三十余年后，同樣出現在了當代文學史料的整理上。程光煒教授在他與學生們所從事的史料整理與研究工作中，也有與樊駿先生類似的憂慮與緊迫感，“當代文學史，怎么就不能算是‘史料’了呢？我最近幾年，還有一個經歷，讓學生去做王蒙、從維熙、李國文等老作家的口述采訪。他們都是 80 多歲以上的老人，風燭殘年，有些已經不能離家下樓。所以，學生要么被婉拒，要么因史料牽涉一些敏感事情、敏感人際關系，也無法去做。這些老作家中，從維熙、高曉聲、浩然、張賢亮已故世，其余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時候還能接受采訪。想想這些狀況，‘搶救史料’這個問題，日益變得急迫起來，有了一種刻不容緩的感覺。”［4］

解志熙教授在《美的偏至》一書的扉頁上寫了一句話，“現代文學研究要想成為真正的學術，必須遵循嚴格的古典學術規范”。在解志熙教授看來，盡管中國現代文學已經有了明確的史料意識，但較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范式，還有一定的差距。而在后續的研究中，解志熙教授提出了“批評性‘校讀’”的方法并將之運用到自己的學術研究之中，“近幾年，我側重在現代文學文獻的搜集和整理上做了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有時也順手以新發現的文獻史料為線索，嘗試著對有關的作家作品及其他相關問題做點分析和闡釋工作，從而撰寫了一些長長短短的‘校讀札記’。做這些工作，在我其實既有自覺的成分又有不自覺的因素。有所自覺，是因為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我對自己前些年強調過的現代文學研究不妨‘古典化’一點的有意嘗試。”［5］從文獻學“校注”到批評性“校讀”的變化，恰恰就是將“史料”與“批評”“分析”結合起來的一種研究方法，打破了“史料”與“批評”之間的“界限”（也是本不應該有的“界限”），“按照通常的學術概念，校注、考釋的工作屬于文獻學的范疇，而對文本的整體性解析和評價，則屬于文學批評的范疇。這種基于習慣的區分自有其道理，從上述校注與考釋的諸多例證即可看出，它們大多局限于文本中具體字詞句的校勘與解釋，而無關乎篇章大義。但是，也有一些字詞句的校注與考釋關系到對文本之整體篇章的理解與評價，所以把文獻學與文學批評的區分強調到互補往來的地步，也未必妥當。何況說到底，文學文本乃是由語言建構起來的意義結構，讀者和批評家對文本意義的把握，固然需要創造性的想象與體會，卻不能脫離文本的語言實際去望文生義、胡思亂想、穿鑿附會，而必須有精讀文本、慎思明辨的功夫，并應比較觀聽作家在文本的‘話里’和‘話外’之音，才可望對文本的意義以至作家的意圖做出比較準確的體認和闡釋。”［6］這種方法是建立在“史料”基礎上的。兼及“批評”與“分析”的一種“綜合性”研究。這種批評性“校讀”與洪子誠先生的“材料與注釋”有異曲同工之處。在我看來，這種批評性“校讀”或者“材料與注釋”才是一種好的史料研究，同時也是一種好的文學批評。

二

近年來在當代文學研究中，隨著“史料學”或者“歷史化”研究趨向的興起，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化”程度越來越高。但與此同時，文學批評與文學史（突顯史料研究趨向的研究）之間的分歧或者爭論也逐漸出現。

文學批評與文學史作為兩種研究方式，兩者之間既有聯系也有差別。在《文學理論》中，韋勒克駁斥了貝特森對于文學批評與文學史的觀點，在他看來，“文學史處理的是可以考證的事實，而文學批評處理的則是觀點與信仰等問題。可是這個區別完全站不住腳的。在文學史中，簡直就沒有完全屬于中性的‘事實’材料。材料的取舍，更顯示出對價值的判斷：初步簡單地從一般著作中選出文學作品，分配不同的篇幅去討論這個或那個作家，都是一種取舍與判斷。甚至在確定一個年份或一個書名時都表現了某種已經形成的判斷，這就是在千百萬本書或事件之中何以要選取這一本書或這一事件來論述的判斷。”［7］從韋勒克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文學史處理的所謂“材料”，也不是“客觀”的，因為“選擇”什么材料來處理，不選擇哪些材料，甚至是要“回避”哪些材料等，這些都涉及作者的價值立場、思想觀念以及寫作需要等因素。與此同時，我們還應該認識到，材料與現實之間的“距離”，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距離”也成為我們從“材料”認識“現實”的障礙。而這種“障礙”也是需要我們在研究中來破除的，借用樊駿先生的話說，這種“障礙”也是需要“考證”的。因此，文學史研究的“主觀性”或者是“主體性”恐怕并不亞于文學批評中的“主觀性”或者“主體性”。只不過文學史研究處理的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經過了一定時間的“沉淀”。加之我們對“時間”本身也有一定的“信任”，這種經過“沉淀”的“材料”容易讓我們產生一種“信任感”。但是，這種“信任感”也不是堅不可破的，我們從已有的研究中，或者產生爭議的研究結論中，都可見到對這種“信任感”的挑戰與顛覆。在韋勒克看來，文學史家應該走出對“時間”的“信任”，“學院派人士不愿意評估當代作家，……他們宣稱要等待‘時間的評判’，殊不知時間的評判不過也是其他批評家和讀者——包括其他教授——的評判而已。……‘文學史家必須是個批評家，縱使他只想研究歷史’。”［8］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學批評是文學史研究或者文學史寫作的一個“前提條件”。不僅文學史家“必須是個批評家”，而且文學史家也需要面對諸多的文學批評結論，從中進行篩選，將其納入到文學史研究或文學史寫作的視野。而文學史知識也構成了文學批評的“背景”與“參照”，“文學史對于文學批評也是極其重要的，因為文學批評必須超越單憑個人好惡的最主觀的判斷。一個批評家倘若滿足于無視所有文學史上的關系，便會常常發生判斷的錯誤。他將會搞不清楚哪些作品是創新的，哪些是師承前人的；而且，由于不了解歷史上的情況，他將常常誤解許多具體的文學藝術作品。批評家缺乏或全然不懂文學史知識，便很可能馬馬虎虎，瞎蒙亂猜，或者沾沾自喜于描述自己‘在名著中的歷險記’”［9］。在這種研究方式中，文學批評與文學史，直面文學現場與“歷史化”方案之間之間建立起了一種有機的聯系，在“歷史化”中可見豐富的“文學性”敘述，在批評的現場也充滿了“歷史感”。

注釋：

［1］樊駿：《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上）》，《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2期。

［2］洪子誠：《一則材料的注釋》，《文藝爭鳴》，2021年第10期。

［3］樊駿：《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上）》，《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2期。

［4］程光煒：《搶救當代文學史料》，《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第一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9頁。

［5］解志熙：《老方法與新問題——從文獻學的“校注”到批評性的“校讀”》，《考文敘事錄》，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7頁。

［6］解志熙：《老方法與新問題——從文獻學的“校注”到批評性的“校讀”》，《考文敘事錄》，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8頁。

［7］［美］勒內·韋勒克、［美］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修訂版）》，劉象愚、邢培明、陳圣生、李哲明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頁。

［8］［美］勒內·韋勒克、［美］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修訂版）》，劉象愚、邢培明、陳圣生、李哲明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頁。

［9］［美］勒內·韋勒克、［美］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修訂版）》，劉象愚、邢培明、陳圣生、李哲明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頁。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時期文學論爭史料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19BZW121）、 吉林省教育廳項目“1980 年代‘文學事件’資料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JJKH20201134SK）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