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被稱為“禮樂之邦”，彼時人們對音樂的重視程度遠超今人的想象。孔子自己就是一位偉大的音樂人。他把音樂作為“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之一教給三千弟子，《論語》中記載他探討音樂方面的言論和實踐有近30處，其中包括他自身彈琴詠歌的行為、對音樂功能及音樂教育的探討，以及對不同音樂的評價等。

《樂記》提出：“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音樂，原本就是人抒發快樂心情的一種表達。由于語言的有限性，有時快樂之情在語言表達不出來時便嗟嘆之，嗟嘆不足時便詠歌之，詠歌不足時又會舞之蹈之。所以人們才說，語言到達不了的地方，音樂可以。

商周時期起，朝廷就有專門負責音樂的官員“樂正”，樂正立四教，用詩、書、禮、樂塑造士人。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時至孔子，他認為人的教化主要需通過禮樂來實現，因此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音樂的功能，今天似乎更多在于娛樂。事實上，在古人心中，音樂是用來升華人性的。樂教既是成人之始，也是大成之終。

孔子是懂音樂的，這種懂得首先來自于他自身的生命體驗。《論語·述而》中有一則廣為人知的內容——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這講的是孔子35歲時旅居齊國的經歷。魯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魯國權臣架空魯君，魯君出奔齊國，一向不滿權臣作為的孔子也離魯去齊。而相傳韶樂是舜帝所作，音樂旋律優美，音樂內涵深刻，以至于讓客居他鄉的孔子長久沉浸其中，忘記了美食之樂，并感慨地說，“真是沒有想到音樂竟有如此的魅力和魔力”。音樂展現的美善境界，令孔子忘記了世間滋味。

孔子熱愛音樂，不只是在欣賞層面，更孜孜以求，把音樂變成自己熔鑄身心的本領。《論語·述而》記載，“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意思是，孔子和別人一道唱歌，如果那人唱得好，一定請他重唱一遍，然后自己跟著他唱。其中體現的不僅是夫子對音樂的熱愛，更有他的謙謙君子之德：孔子對自己沒有“偶像包袱”，對他人能夠充分欣賞和學習而毫不嫉妒，這樣的姿態，放在今天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正所謂“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相比較而言，“禮”作為外在的強制性規范，能使上下有別，貴賤有等，而“樂”則能充分調動人的思想感情，使看似不同的人相互親近。看繁體字更有趣，加上草字頭，“樂”便成了“藥”，其實，樂本身也是一味藥，能安神和氣，撫慰人心。禮樂的配合，體現了中國古人偉大的智慧。

圣人無常師。夫子的謙遜好學，還體現在他拜師師襄的過程中。《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學琴于師襄，十日不進。”通常在師襄子教授學生的過程中，當一首琴曲練得差不多了，就會再教第二首。但孔子一首琴曲已練得相當純熟，仍不肯換新曲目，說還沒有把握琴曲的韻律之美；于是再練幾天，終于掌握韻律之美了，師襄子就讓其學新的曲子，但孔子說“未得其志”，即尚未領會樂曲的志趣，于是繼續練習，師襄子說可以繼續往下學了，但孔子說“未得其人”，即尚未感通作曲者的內心世界。于是繼續練習，時而莊重穆然，若有所思；時而怡然高望，志意深遠。終于有一天，孔子對師襄子說，我已“得其為人”，此時，在孔子心中出現了作曲者的形象：皮膚深黑，身材頎長，眼睛深邃，仿若統治著四方的王者，他推測到“這個作曲者大概就是周文王吧！”師襄子聽聞此言，趕緊避席拱手作禮，說“君子圣人也”。可以說師襄子確實有點驚到了：因為他并沒有告訴孔子琴曲的名稱，而此曲正為《文王操》。音，乃心之所發，孔子通過琴聲便能感知出作曲者，不僅因為他對音樂亦有著非凡的造詣和感悟，更重要的是，他與文王是真正的“知音”，同樣具有崇高偉大的人格，才能感而遂通。

另一個歷史的片段來自于魯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時年63歲，《孔子家語·在厄》記載了此事。孔子在拜見楚昭王的路上，經過陳蔡，和弟子一起被兩國發兵困于荒野上，絕糧七日。當時的情形，“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弦歌不衰。”可以想象，師徒一行七日無糧，弟子們困的困、病的病，孔子卻依舊講授學問、彈琴唱歌，毫不畏懼。以至于直性子的子路見此情景，忍不住發牢騷說“君子亦有窮乎？”孔子則平靜地回答“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身處困厄，孔子彈琴唱歌，并非今人所以為的娛樂之用，他呈現的是臨大難而不懼的圣人之勇和內外合一的君子氣象。唐代薛易簡所著《琴訣》說：“琴之為樂，可以觀風教，可以攝心魂，可以辨喜怒，可以悅情思，可以靜神慮，可以壯膽勇，可以絕塵俗，可以格鬼神，此琴之善者也。”可以看到，即便是在顛沛流離中周游列國的十四年里，孔子也是無論何時都與琴相伴。正所謂君子無故不撤琴瑟。

孔子擅長音樂，能歌，能琴，但他最看重的從不是音樂的技巧，而是內在的誠意。他曾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他認為音樂的藝術形式只是細枝末節，內在的恭敬和仁愛才是它的大端。弟子記錄孔子“子于是日哭則不歌”，如果某一天因為吊喪而哭過，那么當天他就絕不會再唱歌。若問為何如此？無他，但因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能夠深刻共情他人也。

很多人感覺孔子永遠是溫文爾雅的文人形象，其實孔子該怒時就怒，并不掩飾。他把毫無立場的騎墻派稱為“鄉愿”，并評價他們為“德之賊也”，而他自己，對于當時很多在高位者，都是直言不諱進行批評的。在先秦時代，禮的很多儀式，都是由音樂和舞蹈相配合的。到了春秋時期，開始禮崩樂壞，魯國貴族季平子堂而皇之使用天子標準的“八佾”（六十四人的舞蹈），孔子對他的僭越行為相當憤怒，說“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意思是連這樣不合禮制的事情都能做得出來，還有什么做不出的呢？孔子還曾對三大氏族在祭禮完畢撤席時用《雍》的音樂來贊唱提出了批評，也是出于同樣的原因。

當然，除了對貴族所用禮樂的關注，孔子也充分重視音樂對普通百姓的影響，他曾說，“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他的學生子游在武城做官施行樂教，孔子來到武城“聞弦歌之聲”，對子游的做法十分贊許。孔子心中的好音樂，不僅是美的，更是善的。他曾經對比“韶”和“武”兩種音樂，說歌頌舜的韶樂“盡美矣，又盡善也”，而歌頌武王的音樂則“盡美矣，未盡善也”，原因就在于武王因伐紂被銘記，歌頌他的音樂里難免有殺伐之氣，與孔子的仁愛理想是有差距的。

孔子對音樂是有選擇的。《禮記》中強調，先王制禮作樂并不是為了滿足人們口腹耳目等感官欲望，而是教導人們培養正確的好惡之心，返回到做人的正道中來。孔子主動承擔的重大使命就是在禮崩樂壞的時代里去修正那些不正的禮樂——他說“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認為鄭國的靡靡之音擾亂了雅正的音樂。“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事實上，孔子從道德重建、提倡和推行禮樂教化入手，不但以此作為辦學興教的指導理念，而且將禮樂教化提升到國家文化治理戰略的高度。

音樂，伴隨了孔子的一生。在他百年身后，道統傳承者孟子評價“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孟子以音樂演奏為比喻，贊美孔子是一位集大成的先賢，自此，中國人也擁有了一個如此美麗的成語：金聲玉振。直至兩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孔子的思想依然影響著社會和時代，木鐸金聲依然在我們心中余音裊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