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15—2019），中國魯迅學會副會長，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當代文學學會副會長，專攻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著有《拯救大地》《遺珠偶拾》《時文瑣談》《小說說小》《漢語別史》《魯迅六講》《不如忘破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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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7月，我在老家“和平中學”初中畢業，考試成績夠進“技校”，卻因為體檢不合格而失之交臂，只得去銅陵市第一中學（簡稱“一中”）再讀兩年高中，看能否碰運氣考上大學。

本年一件大事，是“人民公社”重新改為過去的“鄉”。做了許多年“社員”，村民們一時還不太適應，起初仍叫“公社”。在我之前，本公社高中生考大學尚無零的突破，所以全家都不抱希望，只覺得放棄機會怪可惜的。

熬兩年吧。考砸了，大不了回家務農。

不料我還沒開始“熬”，父母就提前煎熬起來。他們嘀嘀咕咕好幾天，還是向銅陵市的三姑媽開了口，希望能讓我寄宿在她家。住校兩年，食宿開支太大，照我家當時的收入，根本承擔不起。二哥特地去了趟三姑媽家，得到肯定的答復，這才最終決定讓我去“一中”讀書。

三姑媽在五十年代后期隨姑父“招工”去了銅陵市，她平時操持家務，沒有正式工作，兩位表哥和表妹都在念中學，五口之家全靠姑父一人拿工資，并不寬裕。我們半年才送去一點大米和土產，當然不夠吃喝用度，這就勢必要給姑媽家增添負擔。雖是姑舅關系，畢竟寄人籬下，剛滿十四歲的男孩，硬推給親戚家，能吃得下這苦嗎？

但事情并不因人們怎么思慮，就會朝更好的方面轉變。條件如此，別無選擇。無論怎樣尷尬勉強，我還是跟父親和二哥一道，扛起行李，趕在1980年9月1日開學前三天，踏上了去銅陵市的道路。

母親一貫視我為“子殼里的雞”（尚未鉆出雞蛋殼的小雞），她自然很傷心，但第一次離開家鄉進城讀書，我除了一點惘惘的惆悵，以及幾分好奇和激動之外，倒也并無怎樣的依依惜別之意。從家到銅陵市，直線距離三十公里，本來可以走過去，但二哥挑著幾十斤重的糧食，長途太吃力。“擦黑”趕到姑媽家，他和父親不能當天往返，也有諸多不便。所以還得坐公交車。

那時的交通實在不便。先要步行兩小時左右，走到我們“圩區”和西邊（長江上游）另一個“圩區”的交界處，等候一天只有上下午兩班的公交車。鄰居“學慶你”家有一座基本當擺設的吊鐘，不能靠它掌握時間。保險起見，我們必須一大早就出門。

趕到公交車站，原來就是隔壁“鄉”的供銷社。經人指點，知道上車后才買票，并非預先買好票，再篤篤定定“等車”。這就意味著如果人多，必須盡量擠上去，否則等下午另一班，二哥和父親就得在姑媽家過夜了，那是萬萬不可的。

好在陽歷八月底仍是農忙季節，趕上午這班車的人并不多。然而等到一輛搖搖晃晃的老舊公交車開到，還是發生了好一陣擁擠和忙亂，二十多位乘客及其難以描述的各種行李（包括我們的糧食和土產）總算全部塞進汽車。

車子開動不久，“圩區”熟悉的風景很快被拋到后面，迎面而來的是以紅壤為主的皖南丘陵地帶。聞著濃烈的汽油味，看著陌生的景物，這才意識到真要出遠門了。

全程無柏油馬路，“公路”塵土飛揚，十分顛簸。到了銅陵縣“城關”（銅陵縣治所“城關鎮”漸漸成了縣城的代名詞），再換乘另一路公交車，才能進入銅陵市區。其間周折不必細述，反正敲開姑媽家的門，正是吃午飯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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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城鄉一體化建設節奏加快，幾年前國家已撤銷銅陵縣建制，變成銅陵市下轄的“義安區”。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已經確立了市管縣的行政框架，但歷史上銅陵市與銅陵縣的隸屬關系極為復雜，迭為主客。新中國成立后二十多年，縣、市日常工作實際上長期分立，銅陵市僅限銅官山礦區及其下轄的其他若干廠礦企業，銅陵縣則主管全縣農業。前者工業地位重要，后者土地面積和人口又大大超過前者。

縣政府所在地“城關鎮”跟銅陵市相隔一個“天井湖”，規模小，但畢竟是一縣的治所，農民們絕不會隨便轉悠到“縣里”，除非青年男女相親成功，婚前由媒人領著去縣里“扯布”（男方給女方買布作嫁衣），或青壯年得了急病或受了重傷，赤腳醫生宣告束手，只好抬著去“縣人民醫院”（老年人就不折騰了）。總之那時候農民進銅陵縣城可真是一件大事。

至于銅陵市，就更加遙不可及了。這座黃山山脈北麓的山城素有“銅都”之稱，據說銅礦開采可上溯至商周兩代。西漢元豐二年（前109年）在銅官山設銅官，東漢更置“銅官鎮”。唐時已因銅礦冶煉而名震遐邇，詩仙李白途經此地，先后寫下《銅官山醉后絕句》《與常贊府游五松山》《宿五松山上荀媼家》《贈劉都使》《記南陵題五松山》等詩，所記皆是他在銅陵的真實生活經歷，包括對冶煉現場的描寫。李白提到的“銅官山”“五松山”“南陵”都在當時的銅陵市境內，也都可作古銅陵的代稱。

唐宋以下，歷代經之營之，未嘗停歇，但大規模建設還是在“一五計劃”推行之后。三姑父就是那時“招工”進城的。此后銅陵市境內陸續發現其他礦藏，都納入銅官山礦區統一管理。四面八方建設大軍蜂擁而至，人口劇增，很快形成一座工業化程度較高的中型城市，經濟地位與繁華程度后來居上，遠超銅陵縣“城關鎮”及其下屬的各鄉鎮。八十年代中后期，在繼續發展支柱產業（有色金屬開采與冶煉）的同時，又通過招商引資，加快推進以紡織為主的輕工業。一大批高考落榜的城市待業青年經過又一輪考核選拔，紛紛進入新建的毛紡廠或絹紡廠，極大地緩解了就業壓力。

在我讀“一中”的八十年代初，銅陵市商業還不甚發達，中心城區只有“舉市聞名”的一條貫通東西的主干道“長江路”，商業區就在“長江路”跟另一條主干道“東風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俗稱“十字街”）。“十字街”附近有全市唯一的百貨公司、工人文化宮、長江劇院、醫院、銀行、少年宮、火車站。

當然也有一家門面不大的新華書店。1980年秋，我跟著大表哥逛街去過這家書店，看到一本《李家莊的變遷》擺在櫥窗顯要位置，不知是何名著。1984年大二暑假回鄉，路過這家書店，這本書過了四年還紋絲不動擺在原處。盡管流行音樂時髦服飾早已在這座城市四處開花，卻完全不見那個時代為人所稱羨的排隊搶購文學名著的景象。不知出于怎樣的一種沖動，我不假思索買下了趙樹理這本小說。暑假結束回上海，正好在火車上一口氣讀完。

“一中”就位于百貨公司和工人文化宮背后一個小山坡上，鬧中取靜。從“長江路”正門走進學校，迎面是大操場，就著山坡底部挖建而成，與街道保持在同一平面。其他建筑，教學樓、住校老師宿舍、行政辦公樓、食堂（帶澡堂）和臨時加蓋的一棟專供不能走讀的學生住宿的平房，都沿著操場東西兩側，像梯田一樣逐級向上，依山而建。

學校主體建筑是盤踞半山腰的教學樓，坐北朝南，青磚木結構，上下兩層，據說建于五十年代后期，是學校歷史最悠久的建筑物。站在二層陽臺憑欄眺望，半個銅陵市和更遠處的山巒盡收眼底。周圍陸續建造的其他校舍就沒有這種氣魄了。

除了一些必要的道路，所有空地都被不知是這座小山原有還是后來栽植的大量樹木所占據。整個學校隱藏在一片茂盛的樹林中，甚是清幽。

本屆（1980年）高中有四個平行班，近兩百名學生。第一學期結束前舉行摸底考試（也參考入學時的初中畢業成績），本著教師評估和學生志愿相結合的原則，我被安排在唯一的文科班。

畢竟剛從閉塞的鄉下出來，我不可能像城里同學及其家長們那樣，根據豐富而靈通的信息，反復斟酌文科與理科的優劣。況且我生性中有一個很矛盾也很沒出息的地方，就是在小事情上挺認真，逢到大事反而隨波逐流，甚至可說是任人擺布。文科就文科吧，況且學了一學期的物理化學，也實在太難。專攻語文、數學、歷史、地理、英語和政治，對我來說也還算相宜。

我的高中生活，這就算正式開始了。

3

“一中”的前身，乃是創辦于1938年春的“國立第十六中學”。抗戰八年間，共有二十二所收容流亡學生的國立中學，以數目字順序統一命名。“十六中”校址在今重慶市永川區，不知哪位作者撰寫了校歌《北山之歌》——

北山何蒼蒼，花木何芬芳。黌舍嵯峨接大荒。

弦歌永不輟，蔚為邦國光。生聚教訓憶越王。

出中序，入大庠。此何時，君莫忘。

山河半壁，家淪亡。大地豕蛇正跳梁。

北山何蒼蒼，花木何芬芳。步趨我國父，收復我國疆。

大仇未報寇未滅，志士無顏歸故鄉。

1946年秋，學校遷至銅陵市西南臨江的“大通鎮和悅洲”，改名“省立銅陵中學”。這可是一處水陸交通要津，上世紀三十年代以“和悅洲”為中心發展到鼎盛期，人口七萬，大小商號一千二百余家，“四大銀行”在此都有分行。1954年“發大水”，學校一度轉移到附近的長龍山，1955年夏再遷至銅官山。初名“銅官山中學”，1958年正式確立“銅陵市”市名，學校也隨之更名為“銅陵市第一中學”，一直沿用至今。

從國立到省立再到市立，招牌越來越小，學校的實體內涵卻越來越大。

但高中兩年，關心母校歷史的同學并不多。文科班來自“大通和悅洲”的陳姓兩同學也從未炫耀過他們家鄉與母校的因緣，只有飽學的地理教員“周老夫子”隱約提過一筆。這固然跟人們歷史意識向來淡漠有關，但主要還是因為兩年制高中始終以“高考”為目標，時間金貴，即使周老夫子肯講校史，聽眾也不會太多。

1978年，我還在鄉下“和平中學”念初二時，母校就已經被確立為省屬重點中學。當時師資力量應該有過一番優化調整。等到我們這屆高中生入學，教學質量已穩居銅陵地區十幾所中學之冠，任課老師也皆一時之選。

這里首先要說到呂達貞老師。她是個殺伐決斷的重慶女漢子，擔任文科班班主任，當時只有三十七歲，精力充沛，樂觀開朗，工作投入。她不僅督促同學們珍惜每一分鐘，也為文科班不斷“拉”來她心目中最好的老師。

呂老師1966年四川大學歷史系畢業后就分配到“一中”，教我們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綽綽有余。那時還沒有猜題押題的說法，教學大綱規定的內容，她不會放過任何一個細節。教材和教學大綱之外的內容，她也盡可能讓我們有所接觸。上她的歷史課，真要“開足馬力”。她講完每個單元，都有當場提問環節，拼的全是記憶力。

同桌一位來自鳳凰山煤礦的“復讀生”特別賣力，他偷偷告訴我，每天早飯前喝半碗鹽開水，可以長記性。我倒用不上他這件獨門暗器，呂老師課堂所講內容都寫在教科書上，我只要認真聽講，再看兩遍教材，基本上就能背誦了，而且還記得背誦的內容在第幾頁第幾段，著實令這位“復讀生”驚嘆不已。其實并非因為我記憶力超強，實在當時的教學資源有限，少年人的大腦就像剛啟用的新電腦，內存足夠，不會因為輸入信息太多而影響運轉速度。抱怨“記不住”的同學，或是課堂聽講不夠專注，失去了第一時間接受和處理信息的良機，事后“炒冷飯”，注意力難免分散，自然就事倍功半了。

為了讓同學們加深理解，加強記憶，呂老師用盡渾身解數。她十分強調形象思維的重要性，除了繪聲繪色講好中國和世界史上那些有名的人物與故事，還充分利用教材或教學參考書上的插圖，或者從家里帶來大幅繪畫作品。僅“斯巴達克起義”一節，她就結合插圖、繪畫和意大利作家拉法埃洛·喬萬尼奧里長篇歷史小說《斯巴達克斯》，差不多將“狀如皮靴”的意大利半島地理形勢說了個遍，以至于引起教地理的“周老夫子”善意的“抗議”（搶了他飯碗）。

撰寫這篇不成樣子的小文之前，我從“中國知網”特地下載了呂老師刊登于《安徽史學》1984年6期的《就〈斯巴達克起義〉教學談課本插圖的運用》一文，認真拜讀。此文雖在我高中畢業兩年后發表，但顯然是她長期教學經驗的總結——

《斯巴達克起義》一節教學，主要目的有三，一是讓學生認識起義的原因，二是讓學生了解起義的過程，三是讓學生理解起義的意義。

多使用掛圖，一是符合人們由感性到理性的認識過程，二是符合青少年的心理特征，能加強教學效果。

讀到這兩段，我心頭一熱，不禁淚目。所謂“學生”“青少年”，不也包括當年坐在“一中”課堂上目不轉睛、聚精會神聽呂老師授課的那個“我”嗎？

4

呂老師親切地稱周學夫老師為“老夫子”，但她告訴我們，別看“老夫子”頭發花白，一派藹然長者的儒雅風度，其實也就四十來歲，“跟我差不多”。呂老師這樣說，主要出于對周老師的敬重，其實他們至少相差十多歲。

周老師強調學習須從興趣出發。他講中外地理，總要岔開去，圍繞當地風俗民情、歷史傳說、自然景觀和物產、人文環境、古今變化，大加發揮。聽他講得眉飛色舞，津津有味，你很難判斷這到底是順乎同學們的興趣，還是周老師自己的興趣。呂老師是班主任（后升任副校長），負責全校（當然包括文科班）升學率。她欣賞周老師的教法，但又不得不提醒他“無軌電車”別開太遠。

他們兩個教我們史地課，真是黃金搭檔。

畢業于華東師大的嚴順賢老師是全班同學崇拜的偶像，他年輕帥氣，滿腹經綸，從容自信，口才極好，硬是把政治課講成“政治經濟學”+“邏輯學”+“演講術”+語文課謀篇布局遣詞造句的大集錦。迄今為止，我在大學課堂和各種學術會議上，很少再看到有誰具備嚴老師那樣的縝密思維和一流的口才。

初中畢業考試，我的英語成績為零分，呂老師起初安排我學俄語。不知何故，兩個月后還是讓我改學英語，這就使我有機會一睹1966年之前就來“一中”執教的朱莉莉老師的風采。朱老師十分看重英語發音，為此經常將pronunciation拆分、慢讀為pro-nun-ci-ation。盡管我發音糟糕，亟需糾正，卻武斷地認為這樣太夸張了，女同學們跟著咬牙切齒地讀，也缺乏美感，因此腹誹久之。

年少輕狂，無知無畏，如今追悔晚矣。

朱老師當然看不出我的腹誹，還好心地安排她最欣賞的溫良嫻靜的女生L同學抽空輔導我如何發音，從二十六個字母與國際音標開始。L同學很熱心，果真制定了一個計劃，每周某個固定的課余時間一對一輔導。不知為何，我總是心不在焉，因此這樣的輔導并未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

文科班分出來之后，朱老師轉去教理科班英語了，接手教我們的是如今已想不起名姓的一位俊秀小伙。他以為朱老師已經解決了大家的發音問題，便專從語法和翻譯下手。這就使英語根本開不了口的我得以濫竽充數，也似乎找到了借口，很快結束了跟L同學一對一的補習，徹底錯失了糾正發音的良機，以至于到了大學課堂，第一次用英語回答問題時，全班八十多名同學都驚得目瞪口呆，因為我幾乎沒有一個字發音正確。

這是后話。說回高中文科班這位年輕的英語老師，每當他提問而沒有即刻得到回應時，失望之情就溢于言表，總是說“想不到啊，偌大一個文科班——”一年半下來，我只記住他的口頭禪“偌大”，以及他那副失望的樣子。“偌”讀“ruo”音，斷乎不會弄錯。至于英語的pronunciation，我只能屢戰屢敗，屢敗屢戰了。

文理科分班之前，教我們語文的是全校唯一不修邊幅的鮑顯然老師。他臉色黑而黃，香煙不離手，一口濃重的桐城口音普通話，不茍言笑，望之儼然。但呂老師很佩服他。可惜分班之后，這位“桐城派”轉教理科班了。

我在語文課的鮑老師時代，很出過一次風頭。那是第一學期快結束時，鮑老師命我們用白話翻譯他剛剛講解過的《楚辭·九歌·國殤》。第二周上課，他用一節課時間評點同學們的作業。只聽他清了清嗓子說，“這次，這個這個‘郜無寶’啊，翻得最好”，然后就用悠長婉轉的桐城腔煙嗓子朗讀起我的作業來。

課后走出教室，父親不知何時立在走廊里。原來他將新彈好的一床棉被送到姑媽家，順便來看我，正巧聽到鮑老師的表揚。“蓋好的”（我懷疑他一激動，將剛流行到銅陵的北京話“蓋了帽兒”給本地化了）。父親還提醒我，以后千萬要把名字寫清楚。我覺得這種提醒純屬多余，他不知道鮑老師眼睛老花，“元”而作“無”，豈可怪我？

接替鮑老師的李道木老師年富力強，普通話略帶一點合肥口音，但比鮑老師純正多了。李老師是我見過的最謙遜和善的老師之一，從不居高臨下向我們俯沖過來。講解任何語文問題，他總是以商量的口吻輕聲細語，循循善誘。這種有意回避（至少是不張揚）教師個人風格的講解，反而更能凸顯語文本身的魅力。

李老師的另一項發明是鼓動我們懇請班主任呂老師安排一次春游。改造一新的天井湖公園正巧開放，全班集體暢游一次，可以獲得作文的好素材。他這個主意很快被呂老師采納。

高中時代集體組織的這次春游令人難忘，雖然事后我們提交給李老師的也不外乎模仿朱自清《綠——溫州的蹤跡》之類的“散文”。還有一位男生不慎失足，跌入湖中，渾身濕透爬上岸邊，接連打了八九個噴嚏。這小小的意外，更加深了我們對天井湖之游的記憶。

數學老師程祥祺住校外，這在教師中間屬于極少數的例外。在我的記憶中，他整天拎著一只棕色文件包，來去匆匆。他跟我們交流少，但上課有一套，要言不煩，切中肯綮。他反復強調，學好數學沒別的竅門，關鍵在于“吃透原理，以不變應萬變”，不必搞什么題海戰術。這倒跟我的初中物理老師（因眼睛高度近視而被同學們喚作“酒瓶底”）英雄所見略同，因此很多應該用于復習數學的課余時間，都勻給了其他課程。

實踐證明，這種教學法至少對數學來說十分可行。我高考最佳成績并非投入夠多的其他課程，而是用時最少的數學。要知道我初中畢業時，數學只考了五十點五分啊。

5

畢竟四十多年過去了，記憶難免模糊，但我對授業恩師們的感激從未改變。

高中兩年，匆匆過去。在校期間，我只去過呂老師家一兩次，跟其他老師交往也都很少。他們留在我記憶中的形象，永遠定格于講臺之上，黑板之前。

最近網購了一本《銅陵市第一中學志》，閑來披覽，這才在“教職工名錄”中看到，周學夫、程祥祺、鮑顯然、朱莉莉四位是1965年前入職“一中”的資深教師，李道木、呂達貞、嚴順賢三位則于1966年至1977年陸續來“一中”執教。他們年齡不同，經歷不同，個性不同，但在我們這些“六零后”出生的高中生眼里，他們于1980年代初的時代氛圍中不約而同走在了一起，不約而同顯示了那個時代特有的風采。

這之前和之后他們是怎樣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跟我們這班同學發生短暫交集的兩年，他們和我鄉下初中的老師們一樣，都有著1980年代為人師表者朝氣蓬勃的精神面貌，認真投入的工作態度，甘心奉獻的職業操守。這是我們民族最可貴的品格。

也就在1980年，張枚作詞、谷建芬作曲的《年輕的朋友來相會》一夜之間唱紅大江南北，在心里口里我們不曉得唱過哼過多少遍！但歌詞中“八十年代新一輩”究竟指誰？我和文科班宅心仁厚又最愛琢磨的X同學私下曾討論過多次，結論卻總是開放式的。

沒法不開放啊！“八十年代新一輩”，難道就是恰好在1980年踏進高中校園然而對世界上的一切都還懵懂無知的我們？或者在我們之前考進大學的那些傳說中的學長們？

好像是，又好像不全是。高中和大學圍墻之外各行各業、各種身份、各種處境中更多的同齡人呢？可以把他們排除在外嗎？難道“八十年代新一輩”只包括當時正在“出風頭”或被“寄予厚望”的一班“年輕的朋友”？

再說同樣邁著鏗鏘步伐走進八十年代的老師們呢？他們或者年輕，或者已青春不再，但八十年代初的時代氛圍更新了他們的生命，他們也以自己被更新的生命為那個時代增添了屬于自己的光環與色彩。難道他們就不是“八十年代新一輩”了嗎？

歌里唱的是“再過二十年”。如今兩個二十年都已轉瞬即逝，但我和X同學私下討論上述問題的情景，還恍若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