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洛·卡爾維諾（1923年-1985年）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卡爾維諾都不曾意識到，他已經老了。1985年7月29日，他把連自己也不知道但卻是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訪的文稿寄給《手稿雜志》的瑪麗亞·科爾蒂，并隨信附言稱，“我希望今年秋天我們能在美國再見”。可惜，“美國”并沒有“再見”，幾周之后，卡爾維諾突然中風，并于9月19日凌晨因腦出血去世。幾乎所有意大利人都悲傷不已，哀悼他深刻、有趣且高貴的靈魂，哀悼他豐富多彩卻本不該過早結束的一生。如今，時光流逝，斗轉星移，如果卡爾維諾還活著，他已經100歲了，重溯他的思想與創作，既是在追憶作為20世紀意大利文學符號的小說家，又是在追憶不知不覺間已然伴隨小說家一個世紀的未竟往昔。

從游擊隊員到小說家

卡爾維諾1923年出生在古巴距離哈瓦那不遠的圣地亞哥-德拉斯維加斯，兩歲時隨父母回到意大利西北部小城圣雷莫并在那里度過童年，他自己回憶說，“我的童年波瀾不驚，我生活在一個舒適又平靜的世界里，我對于世界充滿多姿多彩和層出不窮的想象，卻對激烈的沖突毫無概念”。與其他孩子不同的是，閱讀陪伴了卡爾維諾全部的青少年時期，他早年間讀吉卜林的《叢林故事》和《貝托爾多》《馬克·奧雷利歐》《賽特貝洛》等幽默雜志，之后開始接觸赫伊津哈、蒙萊塔、維托里尼，也喜歡康拉德和卡夫卡。

戰爭終結了卡爾維諾的少年時代。基于很早就已經萌生的反法西斯意識，尤其在得知年輕的共產黨員費里切·卡斯喬內在戰斗中犧牲之后，卡爾維諾毅然決然地加入共產黨，和他16歲的弟弟參與到意大利北部阿爾卑斯山區的游擊戰中，成為叢林中的兩支響箭，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彼時的卡爾維諾已經開始進行懵懂的文學創作，不但寫小說、詩歌和劇本，還寫影評，不但投稿給地方性報紙，還為意大利共產黨機關刊物撰寫文章，對政治也頗為敏感。從1946年開始為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工作使卡爾維諾的創作有了質和量的雙重飛躍，所創作的短篇小說后來結集為《最后飛來的是烏鴉》，其中故事既指向平靜的童年，又涉及瘋狂的戰爭。

真正使卡爾維諾成為小說家的是《通向蜘蛛巢的小徑》，這部看上去用碎片化的日常生活拼湊起來的長篇小說處女作用不易被察覺的兒童視角審視戰爭、性、英雄主義或反英雄主義和歷史。在1964年為這部小說寫的新版序言中，卡爾維諾不斷反思十幾年前的創作，用自己的方式還原了當時的創作心境和小說思路及背景，將其稱為“使命感文學”，認為所謂的“使命感”是一種承諾，“可以有各個層面的理解：在這里首先是意象和語言、主題、筆調、風格、蔑視、挑釁等”，所以在他之后的很多小說中，讀者都能看到《通往蜘蛛巢的小徑》的主人公波恩，即便有許多困難，“波恩們”依然活潑、幽默，對世界充滿無窮無盡的好奇。因此從縱深處回看《通向蜘蛛巢的小徑》，會發現它既是卡爾維諾創作的起點，又在不知不覺中建構了之后所有小說人物的內核或靈魂。

《通往蜘蛛巢的小徑》是在帕韋塞的鼓勵下完成的，用卡爾維諾的話說，“是帕韋塞第一個向我談起我作品中的童話筆調，在這之前我尚未意識到這一點，從那以后我開始注意并盡量確認它的含義”。帕韋塞是卡爾維諾至為欽佩的20世紀作家之一，他曾不無深情地回憶說帕韋塞的影子填滿了他的都靈生活，“我寫的每一頁他都是第一位讀者；是他帶我進入那直到今天使都靈仍保有國際間文化重鎮地位的出版業；也是他，街道、丘陵散步中教我觀看他的城市，品嘗那細致之美”。所以1950年帕韋塞的自殺身亡意味著卡爾維諾既失去了良師，又失去了益友。他不得不孤身一人，凄然進入1950年代。

寓言作家，或講故事的人

受帕韋塞的點撥，《通往蜘蛛巢的小徑》之后的卡爾維諾走上了一條童話之路。從1954年開始，他到處搜集意大利童話素材，用了好幾年的時間終于編成了《意大利童話》，使其成為“寓言作家”。卡爾維諾自己解釋編撰童話集的原因時說，“我們仍然沒有一部包含整個意大利的民間童話的偉大著作，這部童話集應該是讀起來輕松愉快的”。尤為珍貴的是，卡爾維諾不但做了一般意義上的搜集工作，而且將此作為學術任務，在更為深廣的維度研究童話，他還寫過《非洲童話》《童話中的民間傳統》等多篇涉及童話內部結構的文章，后來一并收在1988年出版的《論童話》中。

童話之路的另一個岔口是《分成兩半的子爵》《不存在的騎士》《樹上的男爵》的寫作，這三部被命名為《我們的祖先》的三部曲幾乎成為卡爾維諾典范創作樣態的象征。如果說《通往蜘蛛巢的小徑》和《最后飛來的是烏鴉》是卡爾維諾初出茅廬的小試牛刀之作，那么《我們的祖先》已然是前期卡爾維諾的集大成者，完完全全體現出了他的文學特征。

一是筆法的輕逸。三部曲很好地解釋了卡爾維諾自己創造的這個詞，最集中的表現是，他很多時候將意義附著在沒有重量的詞語上，使小說中的一些語匯承載本不屬于它的意義。“分成兩半的子爵”已經被分成兩半，讀者卻感受不到任何生理或心理的不適，以至于娜塔莉亞·金茲伯格評價說，“有些故事是關于戰爭、死亡、流血的，但是絲毫不會遮蔽滿天的陽光”，算是關于輕逸的注腳。二是清醒的幻想。無論如何確證卡爾維諾的“新現實主義”或“新表現主義”，《我們的祖先》中的故事都是現實之中不存在的，沒有人會被分成兩半，也不會有人永遠生活在樹上。其高明之處在于，恰恰在介乎現實與非現實中間使讀者相信本不能使人相信的“事實”，論此功力，恐怕只有他的前輩卡夫卡能與之比肩。三是形式的精確。在卡爾維諾那里，想要寫什么、如何寫、如何寫生動，是需要謹慎考慮的不同問題，比如《分成兩半的子爵》，既有《薩拉戈薩手稿》的影子，又在致敬堂吉訶德和桑丘·潘沙，還勾連了《項狄傳》的敘述方式，可謂是“無一字無來處”，其準確性可見一斑。當然，《我們的祖先》所奠基的藝術特征不止于此，想象、諷刺、反諷、幽默、換喻、寓言等手法的運用使卡爾維諾徹徹底底成為“講故事的人”，而他的小說也因此走向更多元的受眾層面，甚至復興了20世紀意大利的大眾文學。

職業編輯的身份及對童話及童話模式的專注，使卡爾維諾從1950年代開始漸漸遠離政治，專心寫作。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例子是，1951年，卡爾維諾到訪蘇聯，以日常生活為中心完成了《蘇聯旅行日記》的寫作；1959年，卡爾維諾又去了美國，當年旅行的日記、札記、信件后來一并被出版為《一個樂觀主義者在美國》。1950年代這一前一后的兩次旅行仿佛印證著卡爾維諾的某種政治轉向，在之后的日子里，卡爾維諾不止一次說過，他最喜歡的城市，是紐約。

巴黎隱士

然而1967年，卡爾維諾還是舉家遷往巴黎，開始了他長達13年的法國生活。至于為什么是巴黎，也許能在1978年朱迪契對他的采訪中乍見端倪，他解釋說那樣可以從巴黎回看自己在意大利的“不在場”，“那個我留下的空白可以由另一個我填補，做我原本該做但不知如何著手的事”。可以確定的是，卡爾維諾將1960年代的生活看作是閑云野鶴的隱居，所以他說，“六十年代我扮演的主要角色是隱士。遠觀，又不至于太遠”。按照“小隱隱于野大隱隱于市”的邏輯，蟄居在巴黎市郊的卡爾維諾給人一種“味無味處求吾樂，材不材間過此生”的名士風度。

作為“巴黎隱士”的卡爾維諾依然沒有放棄他的編輯身份，編書、譯書、寫書。所編書中，比較重要的是受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委托主編的“百葉”叢書，其中不但包括康拉德、司湯達、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等卡爾維諾鐘愛的經典作家，而且包括名不見經傳的意大利作家。當時，卡爾維諾與羅蘭·巴特、格雷馬斯、格諾等人過從甚密，這種友誼既基于思想家和文學家之間的志同道合，更多的源自于卡爾維諾對符號學的贊賞，他曾在一篇文章中直言，“羅蘭·巴特將科學家推衍一般規律的能力和詩人對于獨特性的關注結合起來，耕耘于這篇每一個課題都獨一無二的科學苗圃中”，而格諾等烏力波成員對組合數學的濃厚興趣更是直接影響了卡爾維諾的創作。同時，卡爾維諾也沒有忘記旅行，客居巴黎的那段時間，除了經常返回亞平寧半島過夏天外，他還曾去往美國、墨西哥、日本和伊朗旅行，異國見識使他迸發了很多靈感，一些關于旅行的散記后來被收錄到《收藏沙子的旅人》中，他關心日本的寺廟和庭園，也流連于古老的瑪雅文明，無論走到哪里都像孩子一樣面對未知世界。

當然，這個時期最重要的還是卡爾維諾不斷向前推進的文學創作歷程。1970年代，他先后完成了一系列短篇小說和幾部引以為驕傲的長篇小說，后者包括《命運交叉的城堡》《看不見的城市》《寒冬夜行人》，都是杰作。其中，《看不見的城市》為卡爾維諾收獲了很多讀者，尤其是在美國，使他成為更為出眾的作家。除了確認之前所有對世界和人的思考之外，這幾部小說最大的特征莫過于從新現實走向超現實、從具體走向抽象：如果說之前卡爾維諾思考的是“寫什么”，那么避居巴黎期間卡爾維諾思考的則是“寫什么”之后的“怎么寫”，他以更為精密復雜的方式思考小說結構的多種可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文學實驗中為作為概念的“小說”不停地拓展邊界。

在彼時卡爾維諾的頭腦里，是數學、圖示、關系、符號的集合，并以此建構已知與未知、可能與不可能、過去與未來、經驗與超驗的思想和文學譜系，這多重的復雜性使卡爾維諾出離于傳統文學史意義上現代主義或后現代主義文學范式，像卡夫卡，又不是卡夫卡；像海明威，又不是海明威；像博爾赫斯，又不是博爾赫斯。這反而塑造了卡爾維諾的獨特性，《看不見的城市》或《寒冬夜行人》使讀者開始覺得，言說卡爾維諾需要創造一些新詞匯。他們恍然發現，卡爾維諾既是隱士，又是高士。

生前事，身后名

1980年，卡爾維諾全家由巴黎搬到羅馬，其中原因，他一直諱莫如深，他曾對瑪麗亞·科爾蒂聊起此事解釋說，“只要我不問自己‘我為什么在這里’這個問題，就一切都好”。恐怕卡爾維諾自己也沒有想到，之后五年的羅馬生活竟成為他人生的終點。從圣地亞哥-德拉斯維加斯到圣雷莫，從圣雷莫到都靈，從都靈到巴黎，從巴黎到羅馬，歲月在無聲無息中已經悄然劃過一個甲子。

卡爾維諾當時的身份遠遠超出小說家的外延和內涵，所以在短暫的“暮年”，他依然匆匆忙忙，像是在“了卻生前事”。作為小說家繼續寫小說，如《知情識味》和《帕洛馬爾》；作為文學批評家繼續寫批評文章，比如評論格諾長詩《袖珍本小型宇宙進化論》的文章《小型宇宙進化論的小型導讀》，再如為卡夫卡的小說《美國》作序；作為編輯繼續編書，比如負責編審《符號、數字與字母》；作為迷影人繼續寫影評，還擔任了第38屆威尼斯電影節評審團主席。此外，還創作了《扎伊德》《真實的故事》《二重奏》等歌劇和音樂劇。在人生最后的“短”羅馬時期，卡爾維諾踏踏實實度過了他從58歲到62歲的時光，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

1984-1985年間，卡爾維諾最重視的莫過于受哈佛大學邀請遠赴美國諾頓論壇演講，他給瑪麗亞·科爾蒂信中所言的“能在美國再見”指的就是這個講座。為此，他兢兢業業準備講稿，是為后來的《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又名《美國講稿》，在這部講義中，卡爾維諾將文學的本色及價值概括為“輕逸”“速度”“精確”“形象鮮明”“內容多樣”“開頭與結尾”，旁征博引，微言大義，從各個方面講述自己對文學的理解，又仿佛是他一生創作精神的總結。在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史上，《美國講稿》算不上如福斯特《小說面面觀》那樣的業內杰作，但作者對文學的主觀情動和精密思考使這部講稿變得與眾不同并足以不朽。卡爾維諾對這次美國之行極為重視，然而天不遂人愿，即將啟程之際，撒手人寰。

卡爾維諾被安葬在托斯卡納佩斯卡亞堡附近的海濱墓地，墓碑樸素莊重，周圍種滿了迷迭香，墓園安靜、平和，面朝大海，天遼地寧。在《帕洛馬爾》的最后一章，卡爾維諾專門討論了死亡，并且討論了“如何在死后部分地生存下來”的問題。其實，就卡爾維諾的高名而言，他并沒有認真思考過死亡，尤其是他自己的死亡。然而生活就是如此，生老病死，無非剎那。除了《美國講稿》之外， 在卡爾維諾身后還留下諸多遺稿，包括他生前就已經完成卻來不及出版的書，如《美洲豹陽光下》《圣約翰之路》《一個樂觀主義者在美國》；包括妻子和出版社根據某些專門的話題指向重新整理之后出版的書，如《論童話》《為什么讀經典》《在你說“喂”之前》《巴黎隱士》《文字世界和非文字世界》。這些腳前腳后的著作不斷被整理、出版、閱讀，重塑了卡爾維諾作為職業作家的身份，在他離開的若干年里，無論是他的祖國意大利，還是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抑或是更加遙遠的中國，都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卡爾維諾來到中國

卡爾維諾溘然逝去的1985年，就已經有幾部小說被翻譯到中國，而最早的漢譯甚至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1955年，短篇小說《把大炮帶回家去的兵士》由顧沅據法語譯出，刊載在當年《人民文學》第5期上，成為卡爾維諾漢譯的發端之作。隔年，這部小說又被嚴大椿重譯，和另一部短篇小說《塞維家的七弟兄》一并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兩部小說都表現了法西斯的暴行和意大利人的反戰情緒，可以看作是對卡爾維諾共產黨員身份的“中國”確證。

1970年，中國和意大利兩國建交，無形中使兩國之間文化交流開始頻仍。1981年，卡爾維諾本有機會訪華，但卻遺憾錯過，殊為可惜。不過，被譽為是卡爾維諾代表作之一的《分成兩半的子爵》當年已經被張密和劉碧星兩位譯者譯出，當時譯名為《一個分成兩半的子爵》。而1980年代，吳正儀也一直在翻譯這部小說和《不存在的騎士》及《樹上的男爵》，及至1989年，由吳正儀、蔡國忠合譯的《我們的祖先》由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此外，這十年間，卡爾維諾整理的意大利童話及民間故事也被翻譯出來，得知《意大利童話》即將在中國出版，卡爾維諾特意為中譯本題詞，謙稱這“對我來說是極大的幸事……故事講述藝術的提高，依賴于不同文化的交流。您的譯本在我們兩國傳統文化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溫暖平和，足見風度。

1990年代，如《看不見的城市》《寒冬夜行人》《帕洛馬爾》《新千年文學備忘錄》相繼被翻譯成漢語，使中國讀者對卡爾維諾的了解越來越多。同時，阿城在《威尼斯日記》中不止一次言及這位意大利小說家，王小波更對他推崇備至并以之為導師，在那個崇尚閱讀的時代里，知名中國作家的影響力又進一步強化了普通讀者對卡爾維諾的期待與接受，使更多人了解這位20世紀意大利最偉大的作家。然而也必須指出的是，出于對文學理解的不同境界，卡爾維諾的讀者必然會被分為兩個圈層，一般讀者關注的是他那些具有故事性的小說，比如《樹上的男爵》，或《分成兩半的子爵》；知識界則更關注如《看不見的城市》《寒冬夜行人》這樣具有實驗性的小說以從中發掘新的理論增長點。

當然，所有了解和理解都建立在中國翻譯家對卡爾維諾的譯介上。20多年來，卡爾維諾的著作不斷被翻譯成漢語，其體量蔚為大觀。概而言之，其一是直譯性。比之于早期翻譯都是以法語或俄語轉譯，21世紀的卡爾維諾翻譯幾乎都由意大利語直接翻譯，大大提高了文學作品語言的準確性。其二是復譯性。因為好看，所以卡爾維諾的小說經常被重新翻譯、重新再版，如《美國講稿》《寒冬夜行人》都有不同的譯本，《我們的祖先》三部曲更是多次再版，卡爾維諾的小說幾乎是同類作家中被翻譯最多和再版最多的。其三是豐富性。對卡爾維諾的翻譯沒有止境，他的訪談錄《我生于美洲》2022年在中國問世，《馬科瓦爾多》也在他百年誕辰之際被翻譯出來，其書信集和多部其他作品正在翻譯之中，中國翻譯家頗有不把卡爾維諾的作品全部譯出誓不罷休的意思，既可愛又可敬。

在《為什么讀經典》中，卡爾維諾為“經典”下了很多定義，其中第一個是，“經典是那些你經常聽人家說‘我正在重讀……’而不是‘我正在讀……’的書”，正因如此，才有一代一代的讀者初讀或重讀卡爾維諾，并在此過程中開始熱愛或重新熱愛文學。這大概是因為，抖落時間的塵埃，卡爾維諾是距離讀者最近的人，他是能使讀者在小說中看見自己的人，也是能使讀者在小說中看見世界的人。假如卡爾維諾生活在今天的時代，遍觀大千世界和蕓蕓眾生，也許還是會重復《命運交叉的城堡》中的那句話，“世界應該顛倒過來看，這樣一切才清楚”。這足以證明卡爾維諾的過人之處：他既是講故事的人，又是思想者，既是小說大師，又是預言家。他的不朽已然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