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紅羽是晉察冀文藝的重要參與者，是抗戰詩社《鐵流社》的骨干，也是抗敵劇社的重要成員，創作過多個劇本、多首歌詞。作家吳霖在研究作家、語言學家、教育家盛成時關注到這個人物，此文鉤沉了作為盛成妻弟的鄭成武去延安前后的事跡，和更名為鄭紅羽的緣由。

1936年4月，方令孺在南京曾寫過一篇《瑯琊山游記》，發表在本年10月18日《大公報》上。文中提及：該年清明，她與友人共五人有安徽滁州瑯琊山之游，但內中其他四位同游者姓名在發表時均隱其名，其中三位以××替代，只有一位是有姓而無名的，即“鄭家小弟弟”。我在《方令孺與誰同游了瑯琊山》一文中，考證出三位××者，為徐悲鴻與盛成、鄭堅夫婦。在方令孺筆下有著親切描寫的“鄭家小弟弟”，并不如有的研究者認為的是盛成夫婦的孩子，而是鄭堅的弟弟鄭成武。鄭成武生于1918年，這一年18歲。方令孺之所以如此稱呼他，大約因為鄭成武與她的女兒陳慶紋同齡。

1935年盛成從歐洲回國后，與鄭堅把家安在了南京，居住在明故宮附近大光路。次年春，搬家至湖南路。期間，鄭堅曾獨去北平接母親、弟弟鄭成武（其父鄭逸峰已于1924年去世）到南京生活。

據盛家親友說，鄭成武在北平曾就讀過志成和輔仁兩所中學，盧溝橋事變后，鄭成武從北平南來，曾借讀于揚州中學。盛成侄女盛如（盛成胞兄盛白沙之女）1934年夏天從揚州中學畢業，考入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鄭堅母校），她曾回憶，與她同齡的鄭成武，因上學時間晚，此時仍在中學就讀。因此，1936年春，鄭成武與母南來，主要是因為盛成夫婦在南京定居的計劃。鄭成武如確曾入揚州中學借讀，應是有完成高中學業并繼續升學的打算。

盛成的老師歐陽竟無在1922年創辦的支那內學院，是一家集研究、講學、刻經、傳道于一體的佛教機構，也是中國第一所佛學院。該校招收學生很少，學制有中學和大學，并有大學預科和特科等等，學制較為靈活。從現存資料看，支那內學院在1922—1940年間在冊住院弟子僅115人，鄭成武大名在注冊學生名單中。姓名后籍貫加注“湖南”字樣。而盛成名字位列“院外學友弟子”名單，該名單另有黃懺華、湯用彤、梁漱溟等40人。

鄭成武進入支那內學院學習，應該與盛成的主張和建議有關。時間當在1936年。

盛成在1939年5月31日鄭堅去世一周年時，曾寫“祝壽信”致已故亡妻，其中回憶到三年前的1936年，“是年夏，決意你與母回平，弟留京，我去滬。”盛成夫婦原擬打算長期居住南京的計劃此時不知何故突然有了變化，因此，1936年夏天，鄭堅帶著兩個孩子和母親又回到了北平。盛成因有工作需要完成則東去上海，而“弟留京”的原因，應該是鄭成武此時在支那內學院已經有了穩定的學習環境。鄭成武在該校時間，應該一直持續到次年年末因抗戰全面爆發歐陽竟無將內學院遷往四川之際。

1936年12月30日，盛成與鄭堅第三個孩子（女兒盛滴娜）在北平出生。1937年春節甫過，盛成攜全家遷至上海，居住在薛華里路薛華坊3號，與汪亞塵緊鄰。

是年上半年，盛成應中華書局約稿，埋頭翻譯巴爾扎克的《村教士》。暑假前，譯完了全書。盧溝橋事變發生時，盛成正在南京。盛成作有《歐陽竟無大師漸傳》一文，講及1937年7月1日至18日，歐陽竟無召集門人講晚年定論。期間，北平發生盧溝橋事變，適“梁漱溟來，因韓復渠不抵抗而曲為之辨”，據盛成文中描述，當時，歐陽竟無氣憤地“拋粥碗于地，并令鳴鼓而攻。以示內院為真是真非之所在”。可以想見，以盛成的性格和立場，一定是積極參與批駁梁漱溟觀點最厲害者之一。梁漱溟亦為歐陽弟子。當時在場的，還有蒙文通、湯用彤等門人。歐陽漸友人李證剛、柳詒徵亦在場。

不久，上海發生八一三事變，盛成積極參加了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12月2日，盛成全家從上海逃出。線路是從上海坐船至南通，再換船坐至泰興。經旱路到揚州，再至儀征。匆匆將鄭堅及三個兒女（長子盛保羅4歲，最小的女兒盛滴娜1歲）在老家安置后，盛成即與同行的姚瑞芳安矜群夫婦渡江至龍潭，再到南京。這已經是12月6日，盛成去找劉斐，劉已離去，其副官讓盛成一行趕緊離開南京。盛成坐火車經鄭州、徐州到了武漢，找到了王炳南。

支那內學院也是在12月初舉校遷往內地的，次年1月到重慶，2月6日，在江津舉行了蜀院成立大會。因需就近照拂在儀征的姐姐及三個孩子，鄭成武既沒有馬上緊跟盛成去武漢，也沒有追隨學校內遷。

歐陽竟無的著作，在1941年5月有支那內學院蜀院刻本《竟無小品》一種出版，其中收入《與李正剛》信札一通。內容很短，提及“鄭成武”。全文為：

“培老之詩，本未帶來，忽有鄭成武少年為我帶到湖南，由彼寄到渝，由德潛揭到津，現亦安然在案頭。奇極不可理喻耳！”

“培老”為沈曾植，參與創辦支那內學院，晚清詩人，著《海日樓詩》。李證剛是沈氏門人、歐陽竟無密友，此時為中央大學教授。他曾為鄭堅老師，盛成亦向以師禮待之。李證剛還是盛成鄭堅在1933年結婚時的主婚人。所以，與鄭成武當然也是認識的。這也是歐陽竟無特意在短簡中提及“鄭成武少年”的原由。

從短簡可見，鄭成武雖然未隨學校去四川，但與內學院還保持著比較密切的聯系。

鄭成武去湖南應該是從儀征出發，很可能路過南京，或受支那內學院留守人員委托，將“培老之詩”（疑為《海日樓詩》）帶往后方，因此時日軍占領南京，郵路應已中斷。鄭成武到武漢后，自然首先去找姐夫盛成。在盛成介紹他去八路軍辦事處前后（以我的推測，可能是在去之后的等待期間），鄭成武有湖南之行。湖南行的目的地應是他的衡山老家，或是看望親友并告別，或還可能籌集去延安的路費。

在將內弟鄭成武送交武漢八路軍辦事處之前，盛成已將自己侄子盛華（胞兄盛白沙之子）在1938年1月通過八路軍辦事處和周恩來送到了新四軍。

關于鄭成武，盛成在回憶錄中這樣說：（盛華送去新四軍后，）“不久我的內弟鄭成武（后叫鄭同羽）從江蘇來，也希望到延安去。王炳南帶他去見周恩來，周安排他同另外一些人一起到了延安。”

鄭成武為何沒在武漢即將詩集寄出，合理的推測是，很可能他自己也在閱讀，回到衡山后，正好看完，于是寄出。從歐陽竟無致李證剛的信中可知，鄭成武是從湖南把詩集寄到重慶，再由支那內學院的同學釋德潛帶到了江津。

在盛成將家人送回老家當月，儀征即遭淪陷。鄭堅帶著三個孩子在驚恐中東躲西藏，在次年4月1日病故。盛成在回憶錄中曾說，鄭成武是從江蘇到武漢的。所以，鄭成武很可能是從南京去儀征的，雖然也并不能排除或是在盛成離開儀征后從北平南來。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去過儀征看望過姐姐之后，他即趕赴武漢找盛成。時間在1938年1至3月間。

盛成在1938年4月17日，受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及國際宣傳委員會委托，赴臺兒莊前線勞軍，同行者中有郁達夫等數人。他是在5月4日從徐州返回武漢的途中，意外從儀征鄉親處得知鄭堅去世的消息。盛成在1938年5月14日給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寫的《前線慰勞報告》中說：“車到郝寨站（距徐州北站二十二公里），四日早晨離徐州回武漢，蘇薌雨兄同行。因避警報，步行出站外，樹下見李紹良夫人，自儀征逃難出來，說敵人將我家搶劫一空，并告我堅妹去世的消息。”

所以，盛成將鄭成武交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的時間，只能在4月之前。在武漢，盛成與周恩來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大會時候相遇并曾有過言談交流，據盛成晚年表述，在武漢時期，為避免軍統注意，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所以他與周恩來并沒有直接的密切接觸。因此，盛華與鄭成武參加新四軍和到延安，均由盛成委托王炳南牽線聯系。

王炳南與盛成在國際宣傳委員會中共事，此時還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周恩來的副官。以他作為牽線人，既不惹人注意又順理成章。從盛成愿意將兩個至親送往國共合作時期的共產黨麾下，他的政治傾向性也得以昭示。1938年，盛華25歲，鄭成武20歲。從盛成回憶中獲知，鄭成武是主動想到延安，并通過盛成達成愿望的。

鄭成武在1938年4月之前已赴延安的另一個間接證據是，他所進入的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在4月16日舉行了正式的開學儀式。

8月1日，第四期第一、第二（鄭成武所在大隊）、第六大隊即告畢業。第四期中第三、第四大隊在當年12月1日畢業。由此，第四期學生分別舉行了兩次畢業典禮，毛澤東均出席了并做了講話。

據《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史》記載：抗大第四期共招收學員5562人，其中知識青年4655人（男4001，女654）。開學時，知識青年學員中僅有530名共產黨員，占4655名知識青年學員的11%，到畢業時，知識青年學員已有3304名共產黨員，占比上升至70%。因此，此被史家稱為抗大創辦以來最輝煌的時期。鄭成武在抗大時期入黨。

畢業后，鄭成武到了晉察冀邊區工作，并進入抗敵劇社。此后，他改名為鄭紅羽，并一直在劇社工作到抗戰勝利。他是有名的創作“多面手”，不僅寫了如《讓地雷活起來》等傳遍根據地的歌詞，還會編話劇、演話劇，由他發現、創編的舞蹈“霸王鞭”更是風靡了整個晉察冀解放區，后被《中國人民解放軍舞蹈史》濃墨重彩地書寫。

1949年7月，鄭紅羽作為解放軍代表團的一員出席了第一屆文代會。會上，他不僅當選為中國戲劇家協會委員，還成為中國舞蹈家協會候補委員。這次大會作為紅色文藝在新中國成立前一次重要的會議被寫進史冊，對鄭紅羽而言，也是對他在革命文藝中貢獻以及地位的一個肯定與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