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作協主席尹學蕓，是一位從基層成長起來的作家。有時候，她甚至覺得，自己的創作經歷就是一部小說。從給報紙寫豆腐塊到整版發小說，用了七八年的時間。她是一個習慣使用笨辦法的人，從來沒想過走捷徑。而且她也發現，任何想走捷徑的想法都行不通。

2022年，尹學蕓的中篇小說《李海叔叔》獲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尹學蕓對于小說獲獎頗覺得意外，之前總是感覺這樣的事很遙遠，不是一個基層作者能夠關心的。但有一點她很高興，就是很多基層作者從自己身上看到了希望。

獲獎之后，她依然保持著良好的創作勢頭。《鬼指根》就是尹學蕓的全新中篇小說集，收錄了《大寶出生于1971》等五篇作品。五個故事，五種人生，每個故事都似有無盡深意，那些記憶里的人和故事隨文字層層撕開表象，內里的真實讓人觸目驚心。尹學蕓的文字冷靜克制，筆調洗練成熟，她不停地書寫著鄉村與城市的人情冷暖，傳遞著生活中最細微的情感表達，寫出了在大時代洪流的裹挾下前行的小人物的蹉跎命運，家長里短的煙火氣里纏繞的是親情、愛情與人情，但追問的卻是人性、道德與這個時代。

中華讀書報：《鬼指根》收錄了《大寶出生于1971》《風雅頌》《鬼指根》《會飛的父親》《我所知道的馬萬春》五篇作品。這些作品分別發表在哪里？ 這些作品結集，僅僅是因為達到出版小說集的數量嗎？ 還是有其他的緣故？

尹學蕓：五部小說戰線有點長，其實有些篇章的雛形更早一些。它們聚在一本書里，肯定不是“湊”在一起這樣簡單。而是，我一直在準備這樣一本書，把自己喜歡的作品放到一處。當然，這樣說顯得有點矯情，但我確實是這樣想的。比如《大寶出生于1971》發表在《長江文藝》。沒有比它更坎坷的命運，它曾經走過很多省市，后來寄稿子簡直不是為了找地方發表，而是讓它代為旅行。這一點，我在創作談中談起過。很多編輯看不上它，但我堅持認為它是部好作品，甚至不想輕易讓它進入到哪本集子。就是這樣。《風雅頌》發表在《福建文學》。

后三部都發表于《收獲》雜志。主題和敘述手法各異，但想起它們，我都覺得沒有缺憾。

中華讀書報：能否談談《鬼指根》？ 小說意象豐富，您說想寫人心的歸屬問題——是寫作之初就安排好的？ 小說中倪依沒有告訴張居士她也在讀《楞嚴經》。您是不是也在研究佛學？

尹學蕓：小說是在行進過程中逐漸明晰和確定了方向。我對佛學有種景仰，沒做過專門研究，但遇見佛教元素會心動。三十年前去五臺山，南臺頂的主持無故給我列了份書單，送我們下山時依依不舍。這份書單我現在還保留著。這種心理有點說不清，好像是保存了對佛緣的一點念想。對于倪依來說，她讀《楞嚴經》也許與張居士有本質的不同。各有各的出發點，各有各的結論和結局。

中華讀書報：您的小說可讀性很強。《我所知道的馬萬春》的敘述者“我”是一位叫陳四賓的司機，從他的視角反思頂頭上司馬萬春是好人還是壞人。故事并不新鮮，但是您的講述還是很有新意。

尹學蕓：很多讀者都覺得我寫個中篇好像不怎么費力氣，其實不然。《我所知道的馬萬春》這篇小說在敘述方式上就改了好幾次，而且還曾以“王云丫”這個視角嘗試，寫了幾千字，覺得隔，又改轍了。找到合適的敘述感覺非常不容易，通常要費盡心思。后來用陳四賓這個第一人稱，屬靈機一動。

中華讀書報：《風雅頌》講述兩代女性婚戀觀沖突的故事，更顯示出您從日常生活中提煉素材的高超藝術。如何在我們熟視無睹的生活中發現小說素材，能談談您的經驗嗎？

尹學蕓：鄉村題材的小說越來越難寫，是因為越來越不知道它的脈搏在哪里，怎樣才能生成故事。有一次下鄉，偶然聽老鄉說，一個外來的媳婦是網戀，因為婆婆不接受，在工棚里住了六個月，直到懷孕，才草草辦了婚禮。這個事很觸動我。鄉村的改變千頭萬緒，情感方式最是與時俱進。《風雅頌》寄托了我對鄉村的美好愿景，如果說有經驗，那就是從情感入手。不是說寫鄉村愛情，而是寫自己對鄉村的那份情感和期許。

中華讀書報：《會飛的父親》塑造了一個“不成器”的父親，不會干農活，在家中挑不起大梁，也不被尊重。父親年輕時就喜歡出走，年紀大了，又從養老院出走，再也沒有回來。這篇小說的結構和意象很有新意，“我”在尋找父親的過程中看到了黑暗中的微光，執意的“尋找”暗含著什么？

尹學蕓：找尋父親，其實也是找尋自己。當找尋變成一種執念，其實就已經超越了行為本身。明知找不到，或者不為找得到，從被動到主動，是尋覓光的過程，是找尋人生的意義。微博上有作家私信我，說這是我最好的小說。他說的未必對，但于我是很大的安慰。人生其實就是不斷找尋的過程，只不過，很多人意識不到。

中華讀書報：您的創作談很有特點。一般作家，能從其創作談中讀出創作背后的故事，對于讀小說是一種補充和延伸，但是您的創作談，常常比較隱晦。

尹學蕓：感謝你關注到了這些小塊文字，我還是比較喜歡這種創作談的方式方法。看似言不由衷，卻有言外之意。1990年的第一部中篇小說名叫《大河洼紀事》，那也是我第一次寫創作談。寫了第一稿，編輯不滿意。當時《天津文學》的馮景元老師說，創作談可以不去闡述文本，可以稍微有點距離。這句話深深影響了我。故事擺在那里，怎樣理解是讀者的事。最近讀到一個讀者的評論與作者的創作意圖南轅北轍，這也好玩。源于他不理解，也源于他就是這樣理解，這是他的權利。創作談這樣寫還有一種好處，就是不劇透。

中華讀書報：您的很多小說很善于借助懸疑小說的外殼？

尹學蕓：好像也沒刻意追求，而是一種自然而然。這與講故事的方式有關，應該是繼承了民間傳說的一些技法。小時候特別愿意聽別人講故事，也特別愿意講故事給別人聽。弟弟小我三歲，每晚我哄他睡覺，把故事講得奇形怪狀，跌宕起伏，才能讓他睡著。民間故事都有一個神秘的外殼，吸引人探求究竟。后來特別喜歡聽評書，“且聽下文分解”是賣的一個關子，曾讓我非常惆悵。

中華讀書報：《曾經云羅傘蓋》曾經被多家刊物退稿，被退稿的經歷在您的創作中很多嗎？ 您在創作談中提到自己在編輯們的指導下改了三稿，究竟改了哪些方面，能具體談談嗎？ 這些修改意見，您都能接受嗎？

尹學蕓：退稿是我年輕時的夢魘。我母親不識字，卻能準確從大隊的信箱里，挑揀出我的退稿信拿回家，從沒拿錯過。他們不覺得這有什么難堪，覺得我會寫小說，能跟遠方發生關聯，已經是奇跡了。這部中篇在我的經歷中有著特殊的意義，不僅僅因為與我年輕時的生活相關聯，還因為這個人物的命運本身是大時代的一部分，特別讓人唏噓。修改的一些細節還記得，是涉及到家庭倫理的。說到修改稿子，就不能不談《收獲》雜志。很多稿件都曾修改過。我不知道他們內部的運行機制，也沒問過。意見可能不是責編一個人的。他們的意見總是中肯又明確，讓作者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