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為編《穆旦詩文集》，經詩人杜運燮先生介紹，我與楊苡老師相識并通信。雖僅存短信六函，卻對詩人穆旦（查良錚）的生平考證與詩文發掘彌足珍貴。信中給予我的精神砥礪與陶冶更是永難忘懷。

穆旦自西南聯大開啟現代詩藝探險，歷經滇緬抗戰、顛沛北歸，負笈芝加哥大學、輾轉回國，執教南開大學、蒙冤“枷戴荊冠”，于困頓中翻譯普希金與拜倫、艾略特與奧登，并在沉寂中恢復與友人的通信、甚至抄寄詩作悄然往來，終因突發心臟病而過早離世……始于西南聯大、親歷波詭云譎的歷史巨變，楊苡是活得最久的穆旦的同學，也是相互始終保持通信的友人，又是為現代詩壇成就超卓的穆旦詩歌從塵封中復出、跨世紀傳播而奔走盡力的同仁。

“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孟子·萬章下》）楊苡晚年，親自撰寫或接受訪談，復現了穆旦生平與創作的諸多往事；同時，對于穆旦詩文的發掘及其年譜的編纂，又保持著“同代人”的嚴謹審慎。例如，對于署名“城隍廟小學第二年級生查良錚”的短文《不是這樣的講》（天津《婦女日報》1924年3月16日）是否收入《穆旦詩文集》，在我收到的第一封來信中，楊苡老師便直抒己見：“算起來詩人寫這篇時不過六歲多，也算是‘神童’了，也看出他從小對富人的反感。但這是否有必要收進集子里，我很懷疑。”（2003年7月6日信）

當我去信向她索要簡歷，一是為編委會的組成，二是用于入選詩文與所附年譜的注釋，三是穆旦早期抄贈給西南聯大同學的一篇詩作，楊苡既是當事人，也是原始文本的提供者，收入詩文集有必要說明背景出處。楊苡老師在回信中寫道：“請原諒我至今才寄‘簡歷’，其實我始終心里以為不必要，最多一行介紹即可。……我對他（穆旦長子查英傳）說：‘這是你父親的書，沒有必要多介紹別人。’事實是：他父親也不需要別人的名聲去抬高威望的。”（2003年10月23日信）。

然而，為收集穆旦史料，楊苡老師不顧高齡且不遺余力，介紹親歷者、走訪當事人，親自電話聯絡、書信索尋。僅是在這封信中，老人家就提供了西南聯大穆旦的三位同學陸智常、江瑞熙、張定華的地址和相關背景，不僅提出尋訪線索與側重點，還提前告知三方家屬以備接待訪談：“這三人是穆旦不同時期的知交。雖然江已逝世，但你若要查詢江的簡歷，江對查詩人某個時期的了解，或陸和查在四十年代的交往，也許這三個地址會有用的。”也正是在這封信的結尾，她才附上自己的簡介，并代寫了“江瑞熙簡介”。

次年2月13日，楊苡老師來信：“附上我在家找到的巫寧坤（西南聯大、芝加哥大學同學、南開大學同事）舊作，供參考。查英傳常來電話，比較細心，我盡可能提供他信息。最近讓他打電話給周定一（西南聯大南荒社、高原社骨干成員），很有幫助。”對如何編好《穆旦詩文集》，楊苡老師作為過來人與當事者，也提出中肯的建議：“我個人以為全集前面的序不宜為僅上三個學者的文章摘抄，畢竟都是學院派的。我以為謝冕的《論中國新詩》（已獲北京三聯文藝評論一等獎）中必有論穆旦的，應當摘錄。還有詩人周良沛寫的（中國新詩穆旦卷卷首）你可能已收到趙蘅寄給你的那本小書‘穆旦詩選’。還有巫寧坤寫的一篇都可以摘取一些，使前面的代序更豐富些，也表示眾口皆碑。所謂‘代序’，也就是用了學者、詩人對穆旦的評價。對了，還有邵詩人（邵燕祥）那篇精彩的發言（已收入邵詩人最近出的集子中）也不能忘記。這樣便有七位著名學者詩人對穆旦的評價。你看對不對？這樣摘抄，我個人認為更能使人耳目一新。”（2004年2月23日信）

可誰能料到，上述兩信竟是骨折手術后出院不久的85歲老人寫于病榻之上。“我在床上，靠在靠墊上寫信，很不好寫。希望您原諒我的潦草。”遙想老人忍著傷痛寫信的情景，讀到信尾的附言：“一切從今年開始，必須樂觀有信心！您見到苗子夫人時，她剛開過一次刀，不久又開了一次，最近又一次，（乳腺癌兩次，子宮癌一次）人家也不在乎。”（2004年2月23日信）心中充滿感傷與感佩。

直至《穆旦詩文集》初版即將殺青，楊苡老師反復斟酌，又提供了1972年穆旦寫給她的一封書信，并附函對32年前的特殊背景與文史價值予以說明：“寄上穆旦信一封，我想這信可以與你手頭那封一起收入文集。信寫得十分好，但由于我有顧慮（怕人家亂猜測，個別句子比較含蓄）所以遲到今天才決定再寄去一封。信中，‘陳蘊珍’即巴金夫人蕭珊，可加注釋……”寫此信時，老人依然在與骨傷做著頑強拼搏：“我仍無法下地走，站幾分鐘也只能靠右腿。想當年穆旦跌交（跤）沒有及時治療，還能譯出那么多東西，真可佩服！我和他一樣全是股骨脛骨折，我現在的醫療條件強多了。”（2004年3月5日信）

尋線索、覓詩文、捐文獻，懷摯友，憶往事、見真情，書信呈現的人格與情意，正與穆旦詩作《友誼》的意境與詠歌交相輝映、共振回響：

受到書信和共感的細致的雕塑，

擺在老年底窗口，不僅點綴寂寞，

而且像明鏡般反映窗外的世界，

使那粗糙的世界顯得如此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