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中國文學史，郁達夫是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在他的文學人生中，展現出了真誠與率性、熾熱與冷靜交織的矛盾特點。在話劇《郁達夫·天真之筆》（浙江話劇團出品）中，編劇林蔚然在把握郁達夫這個人物形象時，精準而細膩地勾勒出三條線：一是文學，二是情感，三是革命。經由這三點鋪陳而來的話劇《郁達夫·天真之筆》也在戲劇舞臺上呈現出獨特風貌。

聚焦郁達夫，我們要首先從文學的角度展開討論，沒有郁達夫開創的浪漫主義抒情體加自傳體小說之先河，今天大概沒幾個人會知道“郁達夫”其名其人。因此，文學是構成郁達夫的基石，也是我們認識郁達夫的窗口。但是郁達夫的文學作品越豐富，其舞臺提煉就越艱難，這考驗著編導的才情與智慧。

在《郁達夫·天真之筆》中，編劇充分展現了郁達夫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以及他在小說、詩歌、散文和日記體中的造詣。“秋天，無論在什么地方的秋天，總是好的”“朝來風色暗高樓，偕隱名山誓白頭。好事只愁天妒我，為君先買五湖舟”“醉眼蒙眬上酒樓，彷徨吶喊兩悠悠。群盲竭盡蚍蜉力，不廢江河萬古流”……他所寫下的每一筆都那么真誠，凝聚在一起是一片詩心。

導演李伯男的二度創作也為該劇錦上添花。棧道，是江南之景的提取，又是舞臺上不同空間得以自由轉化的支點。竹簾，是幕布和景墻，又是文字書寫的載體與心志的投射。因為這種里外互動、精神與物質的完美相依，使得該劇的藝術語匯既豐富又純粹、既簡潔又充滿張力。

《郁達夫·天真之筆》講述了郁達夫的三段情感，分別代表世俗之愛、理想之愛、純潔之愛。除了愛情，他的人生還展現了與文學同人的友誼。比如，提“創造社”，必然離不開郭沫若；言私人交情，又一定繞不開魯迅與許廣平。還有孫百剛、成仿吾、鄭伯奇與諸位青年學子等，他們一起構成了全劇中郁達夫人生路上的多維棱鏡，照射著他那豐富多變的思緒和“孤冷得可憐”的靈魂。從郁達夫整個人生經歷看，他的情感看似是一種自我體驗，實則映射著時代大背景下人性和民族的縮影。他的一些看似滑稽的行為，總是滲透著濃烈的“情”味。該劇的獨特，正在于對人物情感精準又細膩的深描，話語背后隱藏著深沉的思考。

郁達夫是一個性情作家，更是一位抗日志士。他的短篇小說《沉淪》曾以驚世駭俗般的巨浪，滌蕩著固守傳統的中國人。拋開時代言個體，與拋開時代評文學，都很難得到較為全面的結論。《沉淪》的意義在于，那個憂郁的、總是自我否定的“中國留學生”的終點，恰恰正是我們思考文學的起點，是作家用手中之筆，開拓文學疆土、喚醒麻木心靈的一種精神。郁達夫的作品和他的人一樣，看似散漫中滲透著革命和批判的“內核”。

移居南洋之后，郁達夫更是以紙筆為武器，一如既往投身抗日宣傳工作。他隱姓埋名，利用商人身份多次營救愛國志士，延續了他在文學上、情感上的“真”，徹底實現了想“我”所想的、做“我”想做的“率性”，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舞臺上，“文學”的展示或滲透在演員的道白與對話之中，或隱退到幕景的提示之上。對郁達夫“情感”的描寫則主要鐫刻在人物的關系之中，交織在戲劇的結構之內，加之音樂的烘托、燈光的渲染，與觀眾構成了最緊密的張力。相對而言，對“革命”的講述是沉潛、安靜的，甚至在郁達夫生命最后一刻的“停頓”，也展現了其革命斗爭的一面，它恰恰是郁達夫一生的底色。因此，郁達夫在反法西斯斗爭中作出的偉大貢獻，是他作為一名中國人的天然選擇，這也是無數個中國人的天然選擇，而正是這種天然的自覺，匯聚成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之力。

話劇《郁達夫·天真之筆》對郁達夫的評價有別于一般是非、對錯、好壞的二元論，而是進行了更高維度上的思考，不僅中肯地書寫了郁達夫真實的一生，而且延展了郁達夫的精神表達，讓觀眾在欣賞藝術的同時體會到郁達夫的精神，在“美”的熏陶中看到了民族的未來。

（作者：景俊美，系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文化所副所長、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