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主義可以看作是一種正視現實精神，或理解為一種如實反映生活的創作方法。”理解何謂現實主義文學，并回顧和梳理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對當下的兒童文學創作、研究和出版有很大的啟示意義。本期特邀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副編審、兒童文學研究者梅杰撰文，從五四時期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出發，深入探討當下兒童文學現實主義創作的重要意義。

——編 者

兒童主要在家庭和學校之間生活，尚未真正進入社會，不太可能普遍、深度卷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對兒童文學的現實主義創作構成了極大的限制和挑戰。

從某種程度上講，兒童文學的現實主義創作也成為了一種有難度和挑戰性的創作。兒童文學何以抵達現實主義，就成為一些人反復思考的話題。我在《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一書中曾勾勒出一個長期存在、影響巨大卻又若隱若現的兒童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并呼喚兒童本位的兒童文學現實主義創作大量出現。

理解何謂現實主義文學，并回顧和梳理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對當下的兒童文學創作、研究和出版有很大的啟示意義。

梳理現實主義文學的內涵和外延

“現實主義”的本質內涵，一為創作方法和精神層面，二為基于這種創作方法和精神而形成的文學思潮。在現實主義文學和浪漫主義文學之間，還存在著廣泛的中間地帶

學者溫儒敏在《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一書中說：“大致說來，現實主義可以看作是一種正視現實精神，或理解為一種如實反映生活的創作方法，也有的用來指一種特定的文學思潮。”

這雖然不是在給現實主義下明確的定義，但已經從兩個方面揭示出“現實主義”的本質內涵，一為創作方法和精神層面，二為基于這種創作方法和精神而形成的文學思潮。一般來說，我們所說的“現實主義文學”，指19世紀中葉以來推動現實主義文學思潮形成的現實主義文學。在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發端于五四時期。在現實主義文學之外，還有大量的非現實主義文學，它們可能也或多或少地使用了現實主義的方法，不同程度體現著現實主義的精神。

在現實主義文學和浪漫主義文學之間，還存在著廣泛的中間地帶，很難界定它們的屬性，甚至也沒有必要完全進行二選一的歸類，人們往往只就最典型的那一部分作品進行指認。

兒童文學畢竟是兒童的文學，如果要求兒童文學的現實主義創作也按照現實主義文學的標準來界定，兒童文學必將面臨非常大的創作困境，兒童文學的本質屬性“兒童性”決定了兒童文學很難體現“社會剖析功能”。因此，兒童文學現實主義的疆域范圍是否可以寬泛一些，把那些主要使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或者明顯洋溢著現實主義精神的作品都劃進來？

由此，或許可以引發我們關于另外一個問題的思考，即有沒有所謂的現實主義童話？童話的本質是幻想，張揚的是肆無忌憚、荒誕離奇、天馬行空的浪漫主義精神，肯定不是“如實反映生活”的。在現實主義文學里，也沒有把虛構類的幻想作品納入自己的范圍的。長期以來，許多兒童文學研究者把葉圣陶的《稻草人》和張天翼的《大林和小林》等作品，視為現實主義童話，這已經明顯擴大了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創作的范圍。是現實主義童話，還是充滿現實主義精神的童話，哪種說法更科學，這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

回溯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

自五四時期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學”伊始，葉圣陶秉持“為人生”的文學觀，進而拓展了現實主義童話的創作道路。經過延安時期的蓬勃發展，新時期以來進入繁榮狀態

五四時期，周作人是思考建設新文學理論最深入的作家之一，也是最早思考現實主義文學的理論家之一。他在《人的文學》《兒童的文學》等文中，指出新文學的本質就是對“人”的發現，反映“人的平常生活”。“人的文學”“人道主義為本”，研究“人生問題”等的提倡，為新文學賦予了現實主義的內涵。

1921年，周作人與茅盾、鄭振鐸、葉圣陶等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文學研究會的主要成員葉圣陶的作品體現出比較鮮明的現實主義精神。《稻草人》里的童話，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早期的幾篇，給小讀者“一個美麗的童話的人生，一個兒童的天真的國土”（鄭振鐸語）。二是占多數的中后期作品，表達“成人的悲哀”，詛咒“有那些強盜的世界”。后期童話里彌漫著“成人的灰色云霧”，愈發“悲哀和痛苦”，以至于葉圣陶曾寫信問鄭振鐸，“不識嫌其太不近于‘童’否？”對此，鄭振鐸指出：“在成人的灰色云霧里，想重現兒童的天真，寫兒童的超越一切的心理，幾乎是個不可能的企圖！”鄭振鐸提出了一個創作上的問題：在兒童文學里，成人的悲哀是否可以超越？用今天的話說，兒童文學是否應該寫殘酷現實？鄭振鐸給出的答案是：“把成人的悲哀顯示給兒童，可以說是應該的。”葉圣陶秉持“為人生”的文學觀，更是從童話創作上進行了實踐，開辟了兒童文學現實主義創作的道路。

1930年，“左聯”成立后不久召開了一次文藝座談會，討論對兒童讀物的編輯、創作的思考。錢杏邨認為：“應該特別注意”“給少年們以階級的認識，并且要鼓動他們，使他們了解，并參加斗爭之必要，組織之必要。”左翼文學新人張天翼成為左翼兒童文學的代表性人物。1932年，張天翼出版長篇童話《大林和小林》，標志著童話文體走向成熟，也標志著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創作朝著縱深方向發展。除張天翼外，20世紀30年代較為突出的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創作作家還有葉剛、茅盾和陳伯吹。

葉剛的作品是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創作中的一個另類。從《稻草人》到葉剛的《紅葉童話集》，是中國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創作的一種發展和進步。在現實主義長篇兒童小說并不多的情況下，茅盾的《少年印刷工》就成了研究中國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創作的重要參考。少年印刷工趙元生的命運是當時無數中國孩子的命運的縮影，他的勤勞、樸實、力求上進的少年形象，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陳伯吹的兒童文學思想，既受兒童本位論的影響，又受革命兒童文學觀的影響。陳伯吹在理論上信奉的是“兒童本位的文學”，在創作實踐上倡導的是“革命的兒童文學”。如何將二者融合，創作出好的兒童本位的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對作家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抗戰期間中國兒童文學的中心是延安。在延安，對兒童的定位是“中華民族的后一代”“革命后代”，革命教育就是培養抗戰后備力量、未來接班人。如毛澤東在給《邊區兒童》創刊號題詞是“兒童們起來，學習做一個自由解放的中國國民，學習從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爭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變成新時代的主人翁”。在這一特殊時代的兒童觀影響下，延安兒童文學突出革命性、階級性，進一步深化了左翼兒童文學的現實主義特征，成為革命教育的手段。在延安兒童文學中，代表性作家有劉御、蕭三、陳輝、華山、管樺、嚴文井。延安兒童文學所彰顯的時代性、革命性，以及它的一體化生產機制，后來成為全國的模范樣式。延安也就成了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的搖籃。

在延安文學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凌叔華的《中國兒女》。在《中國兒女》里，凌叔華刻畫的兒童已經不是和平年代那種只關注自然、家庭和學校等環境的小孩子，而是能夠討論戰爭時局的，甚至與大人有共同話題的“大孩子”了。因為特殊的戰爭環境，他們了解了日本士兵的殘暴，憎恨漢奸的無恥行為，甚至厭惡那些不關心抗戰的同學。凌叔華的《中國兒女》延續了以往兒童本位的創作立場，以旁觀者的敘述姿態，真實再現了淪陷區各色人等的精神面貌，是兒童文學現實主義創作的重要成果。

1950年代初，典型的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作品有杲向真的《小胖和小松》、任大星的《呂小鋼和他的妹妹》等。任大星的《呂小鋼和他的妹妹》“意味著一種范式的誕生”（劉緒源語），這是一種非常高的文學史評價。在劉先生看來，這種新的范式最突出之處在于“很有生活氣息”“嚴格從生活出發”“敏銳地發現了兒童生活中新的政治性因素的滲入，但決不讓這種因素從生活本身抽離出去，仍然堅持按生活節奏而非邏輯推斷鋪展自己的筆墨，這就保持了一個作家的本色”。在這里，劉緒源支持了任大星的創作立場，即按照日常生活真實面貌進行創作，真實刻畫了新社會的兒童形象。20世紀50年代末，陳伯吹的“童心論”遭受批判后，一時間兒童文學作家們噤若寒蟬。1961年，茅盾在《六〇年少年兒童文學漫談》中指出“兒童文學歉收”。自此時起，現實主義題材的兒童文學創作面臨巨大的存在危機。

在新時期，中國兒童文學的現實主義寫作迎來了空前繁榮。70年代末，當代文學中出現了傷痕文學思潮，在兒童文學中也得到了反映。如劉心武的《班主任》、黃蓓佳的《阿兔》、范錫林的《管書人》、程遠的《彎彎的小河》等。這些作品往往寫出了兒童的悲劇成長過程，但同時又具有反思、懺悔的意識。在兒童“傷痕小說”基礎上，又演變成了兒童“問題小說”。諸如失足少年、后進生、“朦朧愛”、親子關系、校園霸凌、獨生子女等現實問題，開始成為作家們關注的題材，這方面代表性作品有王安憶的《誰是未來的中隊長》《留級生》、劉厚明的《黑箭》、丁阿虎的《今夜月兒明》、程瑋的《see you》等。具有傷痕兒童文學色彩的作品還有柯巖的長篇小說《尋找回來的世界》，同時它也是一部有影響的社會主義新人小說。

“社會主義新人”是黨和國家從政治層面對中國兒童培養的一種期待，可以說是一種理想兒童。對這種理想兒童形象的塑造，引導孩子們求真、向善、尋美，打好精神的底子，成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創作的主題。曹文軒提出的“兒童文學作家是未來民族性格的塑造者”，道出了當時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寫作者的創作觀念。從作品上看，能夠代表新時期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創作高度的作家有張之路、秦文君和黃蓓佳等。張之路的《第三軍團》，是他最有影響的小說之一。作品塑造了幾個生性勇猛、嫉惡如仇、喜好打抱不平的高中生形象，彰顯了懲惡揚善的社會正義。秦文君刻畫的“新人”是中學生“男生賈里”“女生賈梅”。這種“新人”不同于傳統高大上的英雄人物，也不同于張之路筆下的“第三軍團”，反而是當時人們眼里的那種喜歡搞惡作劇的“壞孩子”。“壞孩子”也能成為“新人”，成為小說的主角，這說明兒童文學作家在創作時有著不一樣的視角。而黃蓓佳被譽為“兩棲作家”，她的兒童小說往往同時具有成人文學和兒童文學的雙重世界。《我要做好孩子》關注應試教育問題，讓人們思考什么是“好孩子”，什么是“壞孩子”，思考社會、學校、老師和家長衡量孩子好與壞的標準是什么，思考應試教育下分數高的孩子是否就是好孩子等系列問題，直指教育制度的缺陷，拓展了茅盾和張天翼的傳統，書寫了中國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創作的新經典。

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創作的當下啟示

優秀的中國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創作應基于“兒童問題”，立足中國傳統，不能背離兒童本位，更要正視和客觀面對該題材的創作難度

對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創作從理論和創作實踐層面，進行探討、總結，并達成相對一致的共識，無疑極有現實意義。我認為，回溯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創作的發展歷程能夠給我們以下幾方面的啟示：

首先，典型的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創作應該基于周作人、陳獨秀等提出的“兒童問題”的文學。一部兒童文學作品，如果不能根植于兒童自身的需要，或者兒童成長中所面臨的許多現實問題，那它就不屬于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創作，至少不是典型的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創作，甚至有可能是“偽現實主義”作品。曾幾何時，現實主義文學一度成為“瞞和騙的文學”（魯迅語）、“虛情假意的空話文學”（溫儒敏語），這種歷史教訓應該汲取，一定不能重蹈覆轍。對“兒童問題”的深刻體認與把握，成為兒童文學現實主義寫作者的創作起點。

其次，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創作不能背離兒童本位。兒童文學是溝通成人世界和兒童世界的文學，是雙向互動和交流的文學。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創作往往體現成人對兒童的成長期待，這種包含成人訴求的寫作立場，不自覺地就會與兒童本位錯位，導致達不到雙向交流的目的和效果。由此，正確處理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創作中成人訴求與兒童本位的關系，成為重中之重。

再次，弘揚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創作，有助于推動具有中國氣派的兒童文學發展。中國氣派的兒童文學，應該體現三個方面的內涵，一是中國的文化傳統，二是中國的詩性文學傳統，三是五四以來確立的新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中國氣派的兒童文學，離不開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創作的發展。

最后，不要低估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的創作難度，要正視和客觀面對它。新時代兒童文學要實現高質量發展，超越新時期的兒童文學，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創作是一條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