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地山的散文名篇《落花生》自1922年8月在《小說月報》發表后，先后被收入商務印書館《新時代國語教科書》、開明書店《國文百八課》、人民教育出版社《語文》、馬來西亞獨中教科書《華文》等各種中小學教材，廣為人知。

許地山在文學創作、學術研究和翻譯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容小覷的成就。他的多才多藝，給燕京大學同事雷潔瓊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1931年我在北平燕京大學執教時，已久仰許地山先生大名，記得我和他相識是在燕大教授鄭振鐸家中。一次，他邀請我和燕大幾位教師到一家飯館品嘗名貴菜肴‘熊掌’，席間他對‘熊掌’談到許多典故，地山先生學識淵博，熱情好客，談吐風趣”。許地山夫人周俟松回憶，許地山假日常扶老攜幼往北京郊區游覽，他佛教道教和歷史知識淵博，將一些歷史故事講得有聲有趣，引得家人和游客們歡笑無已。每次出游，大家都是樂而忘返。

許地山經常被稱作文學家、教育家、學者、翻譯家，但是他還有一個不常被人提起的身份——演說家。方錫德指出：“自清末興起的講演，曾經在新文化運動中大放光彩。講演的底本或記錄稿也已經成為現代散文大家族的一員。許地山從燕大讀書開始，就是熱心的講演者。執教港大期間，更是講演不斷。”這些講演不僅語言淺近曉暢，而且時有自由發揮，不乏趣味。

早在燕京大學期間，許地山就顯示出演講的才華，冰心說：“我和地山認識是1922年在燕京大學文科的班上聽過他的課。那時他是助教，有時替教授講講書。我都忘了他講的是什么，他只以高班同學的身份來同我們講話。他講得很幽默，課堂里總是笑聲不斷。”此后，各類媒體報道許地山的講座，為我們留下珍貴的一手資料。1934年12月23日，許地山在北京大學講演“造成偉大民族的條件”，《益世報》次日刊發演說節錄，并加按語“聽眾五百余人，言中時弊，聽眾皆精神振奮”。1937年12月21日，許地山應邀到廣州嶺南大學演講，《嶺南大學校報》報道，“許教授隨于掌聲雷動中登臺演講，題為‘英雄造時勢與時勢造英雄’。發揮盡致，聽者無不認為不可多得之演講”。不僅在大學講壇廣受歡迎，連中學生也成為他的粉絲。1934年許地山從印度訪學歸來途經廣州中山大學講學期間，在真光女子中學演講“文學與創作”，“許教授莊諧夾出，坐中員生無不解頤”。

1935年9月，許地山赴香港大學任教。六年間，他為大學師生、中學學生、社會團體演講數十場，內容涉及民族、宗教、社會、教育、文化、婚姻等。僅第一個月就連續作了五場專題講演，主題分別是“中等學校之國學教學問題”“服裝問題”“白話文學”“中國文藝之精神”“新文學運動在今日”。而且他還多次擔任全港男女中學校學生國語演講比賽評判、港九小學生故事演講比賽評判等。張一麐稱贊：“許先生之學，上下古今，無所不包。除香港大學文學系主任為其本職外，其余學術團體，請其演講者，在十個單位以上。孜孜不倦，聽講者無不滿意。新文字學會開設語文講座四次，亦恃許先生為中心……許先生未及五十，精力過人，正為教育界之明燈，文化界之泰斗。”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11月1日，香港大學學生會組織追悼會，許地山抱病出席，他不僅親撰挽聯：“青眼觀人，白眼觀世，一去塵寰，靈臺頓闇；熱心做事，冷心做文，長留海宇，鋒刃猶铦。”而且演講“魯迅先生對于中國新文學之貢獻”。1939年10月19日，在魯迅逝世三周年之際，楊剛擔任主編的香港《大公報》“文藝”副刊舉辦魯迅紀念座談會，許地山、劉火子、郁風、劉思慕、林煥平等21人出席紀念會，許地山先做了紀念魯迅的演講，并在接下來的“民族文藝的內容與技術問題”討論中發言，他指出：“我們寫東西時，新名詞新說法常常用來沒有解釋。舊小說里的《水滸傳》，連篇都先用了解釋說明，叫大眾看得懂。其次，我們學民眾口氣寫東西，要避免專抄他們的話，要把那些話加以提煉、提高，一面使民眾懂，一面提高他們的程度。”

許地山曾多次應邀到漢文中學給學生頒獎并演講。漢文中學是港英當局在省港大罷工發生后成立的培育優秀中文教師的學校。香港大學成立之初，中文只是一年級的普通選修科目，在創設漢文中學后，為了進一步發展香港的中文教育，1927年香港大學成立中文學院。面對這些中學生，許地山具體解釋了“獎品”的意義：“（一）自然的收獲，如春播種，秋冬自然收成；（二）法律的勸禁，如商鞅立木，信賞必罰；（三）基于希冀心其作用為引誘，而歸結到學校獎品的意義蓋于此外別有具焉。得獎者實與全體共有之，以己為獎品之所寄而已；得獎者實系一種標準而已，此標準要繼續提高，那獎品才有意義。”許地山告訴他們，“更大的獎品在前頭，不是在后面”，他呼吁學生讀好了中文，為祖國服務，“那才是最大的獎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