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間，《世界文學》主編高興專程到鄭州來和我們一起商議“田中禾文學創作60年暨《同石齋札記》新書研討會”一事。經過三個月的精心準備，是年11月下旬，研討會在鄭州如期舉行。會議當天，陳眾議、賀紹俊、王彬彬、張清華、高興、陳東捷、宗仁發、沈衛威、徐兆壽、田原、程士慶、朱燕玲、何言宏、王守國、孫先科等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以及《人民文學》《花城》《作家》等學術機構、文學期刊的專家學者、編輯家以及河南本土的作家、評論家共90多人齊聚一堂，從不同的切入點對田中禾從1959年5月出版長詩《仙丹花》至2019年的60年間的文學創作成就作出了中肯的評價。

一晃，四年過去。2023年7月25日，田中禾先生離開了我們。在這些日子里，我的記憶時常回到那些與先生相關的日子。那次研討會對田先生的文學生涯來說，是值得重筆一書的事件。研討會開幕的當天下午，主持會議的高興讓我首先發言。其實，在會議之前我寫過《田中禾先生的文學風雨路》一文，將其60年的文學創作生涯分為四個不同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59年至1979年，這可以算是他的醞釀、試筆期。第二個階段是1980年至1994年，這個階段田中禾主要從事小說創作，其中以榮獲1985—1986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五月》和中篇小說《轟炸》、長篇小說《匪首》為代表作。這個時期的作品多以故鄉為背景，以個人情感為題材。獨特的地域文化，真切的鄉土氣息，以及對人性的關懷，構成了他這一時期小說的敘事特色。第三個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21世紀初，在《諾邁德的小說》《姐姐的村莊》等為數不多的中短篇小說里，田中禾除保留著第一階段的藝術追求外，主要是在結構形式和敘事方法上自覺地進行了各種探索和實踐，融入了強烈的現代意識。第四個階段是2010年至2019年，以長篇小說《父親和她們》《十七歲》《模糊》以及四卷《同石齋札記》的散文、隨筆為代表。特別是三部長篇小說，均以新穎的敘事手法和嫻熟的敘事語言，深刻反思自我，思考了我們的民族精神和命運，形象地展現了中國人在20世紀的心路歷程，代表著他在創作上的最高成就。

我和田中禾先生是忘年交。在信陽雞公山，我們兩家曾合住在一幢樓里，一個鍋里攪勺子好幾年。所以，他的許多作品，我是最早的讀者。不光是他后期的創作，他前期的重要作品，我也都研讀過，我在研討會上大致說了如下幾個與其作品相關的話題。

第一是用生命書寫。小說的本質是虛構，但無論怎樣虛構，都與小說家的個人親身經歷和認知是密不可分的。生活的親歷是命運，生與死都迎面而來，無法躲避。田中禾的寫作是對命運的思考和認知，這從《父親和她們》里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證，他寫的就是自己的家族在歷史中的命運。在《十七歲》里，父親過世以后，母親獨自撐著家中的天，小說中的“我”以孩子的目光，小心翼翼地領悟母親在困難中的智慧、堅韌和善良。還有《模糊》里的二哥，也是以自己的親人為原型：二哥、母親以及整個家庭，與這個家庭相關聯的人物等等。所以，田中禾寫的都是自己命運里經歷的東西，也就是說，田中禾是用自己的生命來寫作的。

第二是人物的典型性和深刻性。我們應該注意到，《父親和她們》里的馬文昌和《模糊》里的章明都是熱血知識分子，但又是被改造的對象。一個人的命運在歷史的巨浪里無法左右自己。而馬文昌與章明的悲劇在于，他們的被改造不但是來自時世對知識分子的改造，還來自傳統中一種可怕的“集體無意識”，就像權力意識滲透了我們的現實生活一樣，《父親和她們》與《模糊》中，傳統中的習慣勢力也滲透在我們歷史進程中的每一刻。

第三是清醒的文體意識。田中禾是一位具有文體意識的作家，我們從他的長篇小說創作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匪首》是通過一個家庭的三兄弟、一個女性來再現我們民族的精神意識。《父親和她們》圍繞父親、母親等人的線索展開敘事，除此之外還有“我”這條暗線，正是這條暗線構成了這部小說的敘事綱目，把另外幾條敘事線結合起來。在這樣的敘事文本里，到處充滿路徑，不同的路徑各具意義。《模糊》也是由兩部分組成：一是新疆寄過來的書稿，書稿內容是關于二哥的；二是“我”到新疆尋找已經失蹤多年的二哥。小說通過與二哥相關聯的四個女性等眾多人物，來講述一個熱血青年的悲劇命運。在寫作中，田中禾強調文學的創造性，并堅持個體立場與批判意識，基于對中國歷史和當代生活的思考而賦予作品深刻的思想性，在文學創作中對敘事語言、小說結構堅持不懈地進行探索和實踐。這些因素終使他成為一位難得的具有文體意識的作家。

記得那次研討會后，《文藝報》《文學報》《中華讀書報》與眾多的網絡平臺都作了報道。會后我著手編選《田中禾文學創作60年論文集》，思緒一次又一次回到會議的情景里去。記得喬葉、陳峻峰、汗漫等都在發言中說到了田中禾在文學創作上對他們的關照與引導。“田中禾對于文學的莊重態度，對于處于喧嘩和浮躁中的這一代人來說具有啟示意義。”汗漫這句話我非常認同，因為我本人對此也感觸頗深。

我初出道時還在故鄉的一所小學里任教，從那時起田中禾先生就開始關注我。我們最初的一次關于文學的通信發表在《文學自由談》上，那是上世紀90年代初的事情。田中禾后來出任河南省文聯副主席時主管文學創作，由他出面組建河南文學院，把我和行者、李洱從基層調進來搞專業創作。田中禾提攜后輩不光是在文學觀念上的言傳身教，還體現在工作實績上。王劍冰在研討會上說：“為能辦好《散文選刊》，我們是經常在一起切磋、探討，細致到無法細致……他管著好多個部門，但是對于《散文選刊》的改革發展，他常常是跟我一起謀劃。他說，‘要把《散文選刊》打造成中國散文的風向標’。田中禾先生為文學事業操碎了心，而且那種尖銳性、先鋒性、前瞻性讓人敬佩。”

如果說汗漫說的是田中禾作品的文學品格，那么王劍冰說的就是田中禾的人格魅力。我和田先生這些年的交往中，感觸最深的是從他身上時常流露出的傲骨——無論是為文還是為人。我們都知道田中禾原名張其華，1941年出生于河南省唐河縣一個商人家庭。他三歲失去父親，連年的戰亂在他的童年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20歲的時候從蘭州大學三年級退學立志成為一名作家，在隨后的20年里在鄭州郊區、信陽平橋、南陽老家嘗遍人間的酸甜苦辣。他的傲骨，是一個人在面對現實種種挑戰時始終保持自我生命的尊嚴。田中禾先生逝世后，家人遵照其生前遺愿不舉行任何告別和悼念儀式，不舉辦任何紀念會和追思會，這仍是他傲骨的一種具體體現。

田中禾在2019年11月27日《中華讀書報》發表的訪談《沒有人強迫給你的大腦植入芯片》中，說透了其文學精神產生的緣由：不媚俗、不逢場作戲、不逢迎權勢、不為名利所誘惑，無論何時何地，他都是一個能發出自己聲音的人。“精神自由”和“獨立人格”構成了田中禾的文學精神。布羅茨基說：“無視文學倡導的準則而過的生活，是卑瑣的，也是無價值的。”可以說，在82年的生命歷程中，田中禾先生用了64年的文學創作實踐，不斷提煉自己的精神生活。這，就是我們今天來紀念他的理由。

（作者系河南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