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動物紋銅牌飾，茂縣羌族博物館藏。

盛夏時節，四川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人氣火熱，正在這里舉辦的“吉金萬里——中國西南地區青銅文明展”為國內外觀眾奉上一場青銅藝術盛宴。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館長朱章義介紹，此次展覽匯集四川、重慶、云南、貴州、廣西5個省區市32家文博單位從先秦至秦漢時期的精品文物294件（套），其中一級文物103件（套），是國內迄今規模最大、展品數量最多、文物等級最高的西南地區青銅文明專題展，也是獻給成都大運會的一份厚禮。展品中有多個重要考古遺址的代表性文物和近年最新考古發現成果，其中88件（套）文物為首次外展。

展示各地特色器物

青銅，古稱“金”或“吉金”，在中國古代歷史長河中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西南地區先民創造的青銅文化，以濃郁的地域風格和民族特色著稱，在其鼎盛時期代表了當時亞洲青銅文明的高峰。

此次展覽包括序廳、川渝地區的青銅文明、云南地區的青銅文明、黔桂地區的青銅文明、尾廳五部分，生動展示了中國古代西南地區輝煌絢爛的青銅文化和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圖景，講述了中國西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故事，實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發展格局。

四川和重慶（簡稱川渝地區）自古便是中國西南地區連接中原乃至世界的重要交通樞紐。川渝地區的青銅文明最早可追溯到中原二里頭文化時期（約公元前17世紀），在商代晚期達到鼎盛，經過融合發展，成為中國青銅時代的杰出代表之一，并對周邊區域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川渝地區的青銅文明”單元，可以看到三星堆遺址近年新出土的商代銅人面具、銅扭身跪坐人像、銅眼形器、銅鳥形飾等，與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商周時期銅人頭、龍形銅飾、魚形金箔飾、獸面紋銅鉞等相互對照，反映了兩個遺址文化的延續性，也體現了古蜀人獨特的審美意識和宗教信仰。

3件“成都”銘文的青銅兵器首次集中展示，訴說著成都古城的悠久歷史。1985年雅安市滎經縣戰國晚期船棺墓出土的虎頭紋“成都”銘文青銅矛，將“成都”稱謂的出現時間向前推了200多年，此前學界認為“成都”最早出現于西漢時期。成都市蒲江縣出土的“成都”銘文矛，是目前唯一在成都地區發現的“成都”銘文青銅器。來自廣元市青川縣的“九年呂不韋”銘文戈，正面刻銘“九年相邦呂不韋造蜀守金東工守文居戈三成都”，背面鑄文“蜀東工”。這些帶銘文的青銅矛、戈，不僅為研究巴蜀青銅兵器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更為追溯成都城市名稱歷史提供了證據，由銘文可知“成都”一名至遲在公元前238年已經存在。

云南地區的青銅文明萌芽于夏商之際，至西漢達到鼎盛，以滇中地區的考古發現最為集中。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官渡羊甫頭等墓地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銅器、金器、玉石器等，再現了2000多年前滇人祭祀、戰爭、貿易、生產、生活以及對外交流的場景。

貯貝器是滇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云南地區的青銅文明”單元展示了李家山貴族墓地出土的西漢馴馬場面銅貯貝器、紡織場面銅貯貝器等。馴馬場面銅貯貝器整體為圓筒狀，腰微束，平底下有3個扁平足，器身兩側鑄對稱立體虎形耳。圓形蓋上鑄10人7馬，分為8組，生動表現了滇人在頭領的監督下集體馴馬的場景，似為供奉馴化和駕馭烈馬、蠻牛的“御神”。

紡織場面銅貯貝器亦為束腰圓筒形，器蓋、器腰兩側各鑄一對虎形耳，底有3個扁足，器身飾卷云紋和菱形紋等。器蓋立雕10名女子：中心位置有一位貴婦跪坐于鼓上，通體鎏金，身邊放著壺、豆、盤等器皿。旁有3個侍女，或捧送食盒，或撐傘，或跪坐聽候差遣。周圍有2人，一坐一立，面面相對作理線狀。另有4人面向中間席地而坐，用“腰機”織布，不同的動作反映了織布過程中的不同環節。“腰機”亦稱“踞織機”，是斜織機出現之前一種較簡單的織布工具，云南地區至今仍有一些少數民族使用踞織機。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滇人對宗教和祭祀的重視在貯貝器、扣飾等青銅器的圖案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李家山出土的西漢剽牛祭祀銅扣飾展現了祭祀前眾人制服健壯公牛的場面：11人合力將1頭公牛縛在圓柱上，1人被牛角挑穿大腿，5人推按牛身，2人拉牛尾，2人拉繩索繞于圓柱上。柱頂端呈盤狀，立一牛，柱身有多道三角形紋和弦紋。

古滇國青銅器大部分是兵器，許多兵器上裝飾著各類動物紋樣，華麗異常，是實用性與藝術性結合的典范。展廳里呈現了西漢蛇首形青銅叉、東漢蛙形銎銅鉞、西漢劍鞘金飾等，其豐富的造型和裝飾令人贊嘆。

第三單元聚焦“黔桂地區的青銅文明”。其時代最早可追溯到商周時期，至戰國秦漢時期進入發展高峰，出土青銅器既有鮮明的地域特色，還體現出中原與巴蜀、滇、楚、南越等文化的影響。

畢節市赫章縣可樂遺址是貴州地區規模最大、遺存最豐富的戰國秦漢時期遺址，對研究夜郎古國的歷史文化具有重要意義。可樂遺址發現了目前國內僅見的“套頭葬”，即埋葬時在墓主人頭部、足部套銅釜、鐵釜或銅鼓等。飾虎銅釜出土時套于死者頭部，其口沿加鑄儀態威猛的立虎，虎上套頸圈，彰示墓主的權威性和神秘性。

貴州興仁出土的東漢連枝銅燈吸引了許多觀眾駐足欣賞。燈呈樹狀，高1.2米，由燈座、燈柱、燈枝和燈盤組成，通身上下飾有盤龍、烏龜、鳳凰、小鳥、跽坐人、吹簫人、擊掌人等，靈動多姿。此燈造型與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神樹相似，是貴州境內所見體形最高大、結構最復雜的一件青銅器。

講述文化交融故事

展覽中的文物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勾勒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景象。

重慶市巫山縣大昌鎮出土的商代三羊銅尊是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之一。銅尊呈喇叭口，束頸，折肩，弧腹，高圈足。器身以云雷紋為地，上飾夔紋和饕餮紋。其造型與紋飾總體呈商代晚期中原文化的特征，而模糊的地紋、粗獷的鑄造風格，又表現出明顯的地方特色。此尊應該是巴人在商文化影響下創制的重器，是迄今所見巴人故地年代最早的一件大型青銅容器，對于研究古代巴人的礦冶技術、文化進程以及與商文化的關系具有重要價值。

川西地區位于四川盆地與青藏高原交界地帶，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走廊。考古工作者在四川茂縣、甘孜、鹽源等地發掘了一批戰國至漢代的墓葬，揭示了2000多年前這片土地上的遷徙、戰爭、貿易等情況。茂縣牟托大墓出土的戰國動物紋青銅牌飾為帶柄扇形，應是插在某種器物上的飾件。牌飾外圈飾小乳釘紋，頂上有8只相對而立的圓雕禽鳥。圈內以同心圓泡區隔為3層，從上至下鑄有鹿、虎、蛇。動物紋牌飾在北方草原文化中很常見，在石棺葬里卻是首次發現。這說明石棺葬的主人是從中國北方遷徙到岷江上游的羌人，保留著北方草原文化的風格。

云南保山、德宏是南方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根據文獻記載，該區域可能是哀牢人的活動中心。保山市隆陽區羅明壩出土的戰國時期銅盒造型很有特點，僅在哀牢地區發現。銅盒整體呈扁長方形，由上寬下漸窄的盒蓋和上窄下漸寬的盒身扣合而成，扣合部內收呈束腰狀，蓋頂下弧呈馬鞍形。盒蓋與盒身飾雙同心圓紋、束線菱形紋、圓圈紋等。近年在越南發現一些束腰銅盒，形制與保山發現的銅盒相近，可見哀牢文化經過族群遷徙向南傳播到越南南部。

西漢時期，嶺南地區出現了以鏨鑿制作銅器紋飾的鏨刻工藝。廣西合浦風門嶺出土的刻花三羊鈕銅簋是漢代鏨刻花紋銅器中的精品。器呈扁圓形，蓋頂置鈕，鈕上套一活環，外飾凸弦紋一圈，邊緣呈品字形，分塑3只羊，羊首均正視蓋中心。腹部置一對鋪首銜環，圈足外撇。蓋頂飾柿蒂紋，間有一對獸鳥，蓋面及腹部飾菱形花紋，足飾蕉葉紋。此器制作工藝精湛，器型與紋飾兼具中原風格與地方特色，反映出越漢文化的交融。

展廳里有3件西漢羊角鈕銅鐘，分別來自云南、貴州、廣西。這是百越族群常用的打擊樂器，因頂部兩側有羊角狀鋬鈕而得名，造型獨具特色，明顯區別于中原地區的鈕鐘。羊角鈕鐘在中國云南、廣西、湖南、貴州和越南北部等地均有發現，是南方青銅文化的一種代表性器物。

反映多元一體格局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西南地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飾片、飾有太陽芒紋的銅鼓等體現了中國古代先民崇拜太陽的共同信仰，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物例證。

銅鼓曾廣泛流行于中國南方和東南亞地區，它不僅是一種樂器，更是財富和權力的象征，常用作祭祀中溝通神靈的禮器。銅鼓上的太陽紋、蛙紋、翔鷺紋的藝術表達與三星堆、金沙出土文物的太陽崇拜表現方式驚人地相似。

展覽尾廳展示了6件鼓面有太陽紋的銅鼓，分別來自云南騰沖、云南廣南、廣西貴港、廣西桂平、貴州赫章和四川鹽源。

云南騰沖春秋時期繩紋銅鼓屬于萬家壩型銅鼓。萬家壩型銅鼓是世界上迄今發現的最古老、最原始的銅鼓，流行于春秋至戰國早期。鼓體分為3段，鼓面小，胸部突出，胸徑大于面徑，紋飾簡單，鑄造技術粗糙。

云南廣南牡宜遺址出土的西漢戰爭場面銅鼓和廣西貴港羅泊灣出土的西漢羽人劃船紋櫛紋銅鼓屬于石寨山型銅鼓，鼓身上紋飾繁復，展現了當地先民的社會生活和精神信仰。

隨著秦滅巴蜀、漢開西南夷和南方絲綢之路的開拓，西南各地相繼納入中原王朝的統一管轄，全面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近幾十年來，云南、貴州等地相繼出土了“滇王之印”金印、“巴郡守丞”銅印、“輔漢王印”銅印、“漢叟邑長”銅印等漢代官印。2021至2022年，云南昆明河泊所遺址出土一大批封泥、簡牘、銅器、鐵器等文物，其中封泥有837枚，大多為官印封泥，包括“滇國相印”“益州太守章”等，該遺址的發現入選“2022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些印章與封泥見證了漢代中央政府對西南地區的治理，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實證。展柜中陳列著河泊所遺址出土的“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滇池長印”等官印封泥，這是它們首次面向觀眾展出。

有學者認為，這次展覽呈現西南地區異彩紛呈的青銅文明，具有歷史的厚重感，又與當代考古熱點相結合，凸顯了文化在傳播、傳承與創新中不斷煥發生命力，深刻反映了中華文明多元聚為一體、一體容納多元的發展演變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