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瀅是誰？一個喜歡到處跑貨的古玩商，一個曾混跡于巴黎十三區中國城的“黑戶”，一個被導師稱作“失蹤人口”的文獻學博士生，一個年少屢獲文學獎卻少有新作的小說家。

在寫出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大獎作品《鳥》、臺灣臺積電文學獎首獎作品《東課樓經變》十余年后，這個喜歡到處“晃膀子”的85后終于帶來了新的作品。今年上半年，費瀅的最新小說集《天珠傳奇》由理想國出版。

今年上半年，費瀅的最新小說集《天珠傳奇》由理想國出版

《天珠傳奇》收錄了費瀅在2022年下半年集中創作出的三個中篇——《行則渙》《反景》與《天珠傳奇》。其中《天珠傳奇》和《行則渙》的寫作出于她對“地攤文學”的偏好，也融入了她作為古玩商的經歷碎片。《反景》則是她首次嘗試“科幻的現代小說的同人文”，對大量現代文學片段、文獻材料、文體形式及傳統意象展開戲仿和游戲。

各種各樣的文體、密密麻麻的文獻、真真假假的物件、形形色色的人……費瀅猶如一個“拾荒者”，沉迷于搜集流落邊角的文本、知識、器物與記憶的碎片，并用所有這些被當代城市文明視為垃圾的“邊角料”，拼湊出世界的痕跡和秘密。

她也形容自己為“邊角料”：2016年在巴黎，她是沒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國人，并不參與那里的社會主流生活。“真實的生活，與我一樣的人，我無法將他們看作是素材而已。”她說，“我更想用我自己作為‘邊角料’的經驗，給小人物們做個夢，這個夢又可以是很大的。對我來說小說這個夢可以歸置各種復雜的無法歸類的甚至看起來不甚合理的生活，它確實更為自由，給我們這些社會的邊角料一個完整的世界。”

近日，費瀅就新作《天珠傳奇》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

【對話】

澎湃新聞：你生活里似乎有很多好玩的選擇，作為古玩商“晃膀子”，作為學者“興趣分散”。那么，寫小說對你而言意味著什么？

費瀅：其實我的生活相對簡單，大概有三個部分：晃膀子、看書、做古玩生意。和其他人一樣都是工作，只是“工種”沒那么常見。

寫作是一種習慣的肌肉動作，看書輸入是穩定的，那么輸出也必然是穩定的，不是寫成論文，就是寫成小說。論文寫得不太行，只好重心落到小說上了。另外，小說能夠處理無法放入論文中的零散發現。比如我以前無聊翻IDP敦煌數據庫，發現一張十字金剛杵掛畫，杵身上的文字是大隨求陀羅尼中的咒文轉寫，這張掛畫原先是與晚唐五代時期歸義軍曹氏家族發愿印刷的佛畫歸為一處的，它是不是大隨求道場的掛畫？法門寺地宮里兩只手鐲也叫做隨求，手鐲上的金剛杵紋飾與這張掛畫一模一樣，換句話說，這是隨求道場的盛行又一旁證吧。可寫成論文體量不夠，我也十分懶惰，很難將它寫成論文。諸如此類的碎片是可以放在小說里的。

澎湃新聞：可以和我們回望一下你的小說寫作之路嗎？現在的你會在什么狀態下寫小說？

費瀅：以前幾篇小說其實都是為了文學獎的獎金而寫。大概從2009年得到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開始吧。當時覺得非常簡單，一個小時寫完，抱著萬一中獎了還有不少錢的心態寄出了。當然，中獎后，覺得果真是挺簡單的，也不無得意，正好碰見生病的naga，當時十分難熬，就又寫了《佛說naga救疾》，算是尋個樂子。他讓我發豆瓣日記，塑造他身殘志堅的形象，或許能找到女朋友。結果并沒找到。當然，放到現在女性主義的語境中，寫一篇小說為朋友找女友也是十分落后的思想。寫《東課樓經變》是因為臺積電獎金非常高，大概有十萬多人民幣吧，心動不已地寫了，為了趕死線，一天寫三五八千字，寫了一周，最后一萬字時，發現死線推遲，又拖延了一個月，最后飛機上趕完。后來有朋友譴責我，說我太會一魚三吃，一篇小說拿好幾次錢。

現在我比較認真，畢竟人也不年輕了，如果動筆，就保持一日兩千字的工作量，一邊寫一邊改，直至完成。

澎湃新聞：你之前寫小說不算多，似乎從2013年寫完《東課樓經變》之后就沒有再寫了，這次一下交出一本《天珠傳奇》還蠻讓人意外的。聽說書里的三個中篇都寫于近八個月，怎么突然一口氣寫了這三篇？

費瀅：《中國城》（編者注：《天珠傳奇》第一章）這一篇其實一直都在練習，但缺乏更豐富的經驗，原本是想從巴黎的亞洲菜開始談起，后來2016年法國居留卡出了問題，成了黑戶，就想寫和我一樣都是黑戶的人，恰好同時期中國城小公園的賭檔盛行，一般留學生都不會參與，甚至也不會在路邊攤吃飯。我住得近，又無所事事，連續賭了半年左右。我很想嘗試“地攤文學”或者“小報文學”，賭博，假天珠，類似于探案揭秘的經歷確實符合“地攤文學”的要素，至于寫出來像不像那就是另外一碼事了。

第一篇《行則渙》也是出于同樣對于“地攤文學”的偏好，錢花完了，回到老家借住在廟里，每天混吃混喝以及釣魚，碰到過路的古玩買賣就賺點，也道聽途說知曉了“自動投稿機”和“量子文物鑒定儀”的“秘辛”，主人公就是個行腳販子，直到因緣際會，買到了徐渭的印章和朱彝尊銘文硯，正巧都是有著錄的，堀辰雄是有另外一方徐渭印，看邊款恰好湊成一對；朱彝尊的硯臺也留有痕跡，施蟄存曾將拓片發表在報刊上，后結集出書。這便是說“圓”了，可以寫小說了。

《反景》是因為科幻小說很火，我有點想嘗試，于是設定了一個“沒有文字的世界”，一人在一張大白紙上走，他對于“物”與“文字”之間的關系的覺醒時刻，決定了“物”在白紙上的出現順序，另外當然還有時間性的游戲，比如直接從白紙走到民國的戲臺，又連接上唐魯孫的小報雜文。我又想，類型文學是不是就必須得“像”某種類型？從文風到結構，要往網文或其他大家很熟悉的文風上靠？能不能直接往前跳，全部使用“現代小說”的梗？因為當代閱讀中“梗”即是“最大公約數的知識”，我覺得可能也有人，可能基數不是那么大，但是他們對“中文現代小說”爛熟于心，那么我來寫一種“科幻的現代小說的同人文”。一旦基調確定，寫起來就很快了。

澎湃新聞：小說里調用了不少現代文學材料，有借用南亭和尚日記，有致敬汪曾祺筆下賣眼鏡的寶應人，有戲仿廢名的《橋》，還有典故、口傳、戲劇、歌詞、地攤文學、當代文學，甚至自己的舊作，這可以說是你有意識的一種寫作追求嗎？

費瀅：有意識且是一種寫作習慣，歷史系的學生從本科到博士班，這么些年大概也得寫七八十篇大大小小的作業論文，史料是多樣的，有公文、日記自傳、小說筆記等等，處理這些材料時，首先要定位它們的性質與風格。小說與歷史書寫除出后者不作杜撰，其實差別不大。小說主人公“我”是個對“痕跡學”相當有興趣的人，那么自然也會留意各種文體風格的痕跡，不僅僅是為了增加小說文本的復雜度，還能讓小說在各種語氣中轉換，增加其時空的縱深度。有朋友說這些都是戲仿，我更愿意稱之為“游戲”，像一個自大的小朋友，在山谷中大聲呼喝，并且假裝對面傳來的是“現代文學”的回響。

澎湃新聞：“痕跡學”也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這本新書寫到很多物，這些物可能被視作“贗品”“假貨”“垃圾”，但它們背后的經歷是真實存在的，最讓我著迷的也是這些物留下的種種痕跡，有時它們還戛然而止，讓人浮想聯翩，比如那個被二次丟掉的印度紗麗娃娃。什么樣的物與人會讓你心生好奇，讓你想要寫進小說里？

費瀅：我的導師Kuo Liying老師的研究大部分圍繞著疑偽經開展，作為學生我遠未合格，不過也跟著聽了五六年課，每次四小時，是我最為愉快的聽講時間，前三四年說的是《金剛頂經》《金剛峻經》，最后兩年主要是《大方等陀羅尼經》和《梵網經》。我一直對疑偽經的“疑偽”概念很有興趣，有些經文并不是印度傳來的“真經”，而是后世僧人在翻譯傳播“真經”時的再創作。眾所皆知，《西游記》中，玄奘之所以取經也是由于偽典太多，可是，那體慧的名作《<心經>偽經考》，通過極為細致的文本對讀，卻向我們呈現出玄奘本人“制造《心經》”的過程。

早期的敘事尚且可揭秘，那么“物”留下的痕跡更多。“物”的痕跡說到底也是“人”的痕跡，制造年代、使用痕跡、用途，皆反映了人的心態。心態的流轉其實也是物的流轉。思索“物之真假”與“敘事之確定性”是一件很有難度也值得每日練習的事情。事實上，眼睛能夠捕捉到的“物與人”我都好奇，如果它們可以在記憶中被第二次第三次捕捉，可能就會被我寫進小說。因為它們在記憶中也是“物相”，也隨時會變化，它們自己就有敘事的欲望，但我總是懷疑敘事，小說其實也是一種以敘事質問敘事的方法吧。

澎湃新聞：你之前形容自己是一個“撿垃圾的人”，那比起收集文物、古玩等物質世界的“邊角料”，收集小說素材“邊角料”有哪些相似與不同的地方？后者于你而言是否更多是一個無意的過程？

費瀅：2016年夏天，中國城小公園里有了賭攤和小吃攤，我也暫時住到中國城七號線下一站阿拉伯人和亞洲人的混居區，那段生活更零碎更無法歸類。說自己是“撿垃圾的人”，的確有職業因素在，但其實我自己也像是“邊角料”：沒有合法的居留身份，外國人，并不參與社會主流生活當中。

中國城中大量和我一樣的人。陳氏兄弟門口經常有非法菜農賣郊區空地上種出來的東亞蔬菜，警察總來突擊，往往人逃走了，菜葉散一地。某天我從大路走過來，拐彎時見到警車悄悄停在路邊，警察出動，于是連跑地通知他們。菜農不僅有中國人，還有斯里蘭卡人，他們立刻把菜藏在電梯后面和巴黎凍品超市的拐角處，然后，我們五六個就開始跑，開始我并沒有反應過來我是不需要跑的，即使沒居留卡，警察一般也不會查，直到跑到廣南泰餅屋我才醒悟，停下來，那時候警察也放棄了，賣菜的阿姨請我吃了半個越南三明治，我們還加了微信，她的ID叫“陽光下的誘惑”。因此，我后來更傾向于寫一個自身經歷為主的小說。

真實的生活，與我一樣的人，我無法將他們看作是素材而已。中文的歷史寫作又流行起“微觀史”或者“小人物作傳”，的確是一種思潮吧，可總覺得有點高高在上。我更想用我自己作為“邊角料”的經驗，給小人物們做個夢，這個夢又可以是很大的。對我來說小說這個夢可以歸置各種復雜的無法歸類的甚至看起來不甚合理的生活，它確實更為自由，給我們這些社會的邊角料一個完整的世界。

澎湃新聞：你會將寫小說視為抵抗遺忘的一種方式嗎？

費瀅：原先或許以為“寫下來”便是抵抗遺忘，現在自然改觀，因為明白書寫是一種篩選，篩選意味著忘記其他。就像剛入學時，以為歷史書寫主要有關事實的復述，后來發覺有事實有許多面向，它隨時跟隨敘事而變化。或許人更容易指出“偽”，尋“真”難度更高。生活的面貌也是復雜的，我只能盡可能指示其復雜性，且極有可能，生活的復雜性異質性只有可能通過文學的方式指示，這里的文學是廣義的文學，不僅是小說，也包括其他一切擁有敘事功能的媒介載體。所以，文學同時有助于“記起”“忘記”和“記起所忘記的”。

澎湃新聞：有時候看你的小說，比如第一篇《行則渙》，我會有一種跟著你一起尋找某個答案的感覺——最后未必找到了答案，但這里有一個追尋的過程。我猜想，寫小說時的你，是不是也在試圖去理解自己的一些困惑？

費瀅：如果說通過文學去理解一些現實困惑，那么未免將文學看得太重要。一些現實問題，比如我們都關心的社會事件，它不可被理解，一旦被理解，那么意味著可以被原諒，變成過去。這些事情也遠遠未到被理解被原諒被救贖的時候，用文學去達到自我和解，是不道德的。那么小說本身面臨的困惑或是困難，往往就是文學意義上對“時間性”和“偶然性”的考察：在線性時間中，找尋過往經驗中某一事物的所謂真相時，是不是仍然在向前，回頭是否也同時望向前方更遠處，偶然和隨機是怎樣發生關聯的？小說永遠在處理時態，大概率是將來完成時對接上過去未完成時，由此“偶然性”發生。所以或許我的小說很難找到答案，始終在被我屢屢轉身去尋找的東西超過，事實上它早就在我們前面了。

澎湃新聞：有一種傳統的觀念認為，小說就是講故事，但你并不認同“寫小說只是局限于講一個故事”。 你為什么不滿足于做一個“講故事的人”？你心目中的好小說是什么樣子的？

費瀅：現在還在討論“小說是否就是講好一個故事”的人都比較中二。這也是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因為總有讀者抱怨“故事不精彩”“腦洞不夠大”“主線不清晰”。一旦有人抱怨就要重新討論一次當代小說的講故事問題，我覺得比較徒勞，最好的解決辦法是，有人喜歡看主線，那就讓他們看主線，市面上多的是三分鐘看一部電影，十分鐘講完一本書的視頻。

我其實非常滿足于做一個“講故事的人”，甚至樂于在小說里同時說好幾個故事，讓這些故事擰出根麻花般的主線，這需要極高的技巧，目前我還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我心目中的好小說是沒法十分鐘講完的那種，最少要講個半小時吧。

澎湃新聞：確實，你的一篇小說里散布著好些故事細節。讀你的小說我也感覺自己“快不起來”，需要一字一行慢慢去讀。在今天越來越快的閱讀氛圍里，你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小眾的寫作者嗎？你又如何看待自己的“小眾”？

費瀅：朋友們一直很遺憾，因為我沒法寫出暢銷書，寫不出就不會火，也賺不到錢，現在大家都很想賣影視改編權，小說家賺大錢是坊間流傳的神話。出于賺錢的考慮，我當然希望能寫暢銷書，暢銷書的技術包括長線打造自己的IP、抓住熱點議題、多方合作組盤子，需要非凡之才華，凡人無法擁有。比如我想寫膾炙人口的“地攤文學”，否則不會惡趣味地將書名取做《天珠傳奇》，但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寫出來離“地攤文學”可太遠了，哪怕鉆研《福爾摩斯探案全集》《哈利波特》《還珠格格》也毫無辦法。所以人只能寫自己能寫的東西，接受就好。

澎湃新聞：你會對小說的未來感到悲觀嗎？近來大家常談到兩個社會現象，一個是受短視頻、標題黨的影響，大眾的閱讀時間越來越少；另一個是談AI替代人類寫小說。

費瀅：大眾本來就應該自由地選擇休閑娛樂的方式，閱讀的功利化是關鍵，人不再為樂趣而閱讀了，反而追求起“讀完了我能學到什么”。短視頻的問題是跳轉的畫面與刺激性的音樂并不能起到放松的作用，每天長達數小時的高頻閃爍與噪音反倒可能誘發精神疾病。

有位搞禪宗研究的同學經常和我討論AI成佛的可能性，AI自主學習或許會掌握人類所不能掌握的認知維度，如果它在瞬間頓悟諸時間與三千世界，那小說會變成什么樣，我很期待。擔心AI替代人類寫小說的人都是熱愛主線的讀者或小說家，因為可能AI可以0.000000001秒就理解了他們要花十分鐘才理解的主線，也能花0.000000001秒拼出1000000000個他們想也想不到的主線呢。

澎湃新聞：哈哈。最后一個問題我想回到生活。前面說到你的生活主要有晃膀子、看書、做古玩生意三個部分，你最喜歡做什么？

費瀅：生活中我最喜歡做古玩生意，跑全國各地的交流會，怎么說呢，總是在路上，想到支付寶余額總是熱淚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