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13日傍晚，62歲的孫犁先生在家中的陽臺上目睹了一場突然發生的“小悲劇”。因為當時的印象與感受過于強烈和深刻，他禁不住將看到和想到的，隨手記在正在瀏覽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的“書衣”（牛皮紙包的書皮，孫犁著有隨筆書話集《書衣文錄》）上：

昨晚臺上坐，聞樹上鳥聲甚美。起而覓之，仰坐甚久。引來兒童，遂踴躍以彈弓射之。鳥不知遠行，中兩彈落地，傷頭及腹，乃一虎皮鸚哥，甚可傷惜。此必人家所養逸出者，只嫌籠中天地小，不知界外有彈弓。

有專家很是欣賞這段文字中的“彈弓”意象，認為它有“象”外之意，味外之旨，從該意象的形象內涵以及接受美學的觀點看，這樣的欣賞倒是可以成立。只是我們卻不可據此就認為“彈弓”意象以及它所傳遞的自我防護意識，便是作家寫下這段文字的唯一主題或初始動機。事實上，如果仔細體味虎皮鸚哥的遭遇即可發現，內中分明包含了作家由來已久且多次浮現于其形象系列的另一個重要主題：對生靈萬物的悲憫與關愛，對人類有意或無意中傷害自然物種以及環境生態的痛惜與憂患。

由這一主題進入孫犁的文學世界，迎面而來的自然少不了作家寫于1962年4月的散文名篇《黃鸝——病期瑣事》。

大致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期，孫犁的身體出現了一些狀況，為此，他來到海濱城市青島療養。這期間，他獨自住在一幢離大海只隔著一片楊樹林的小樓里，每當清晨和黃昏，他常常走出小樓，到楊樹林里散步。有一天，他在這里同兩只漂亮的黃鸝不期而遇。大約是喜歡楊樹林的茂密和幽靜，以至想在這里產卵孵雛，安家落戶吧？兩只黃鸝沒有充當來去匆匆的過客，而是在一段時間里頻頻光顧這片楊樹林，這不僅為海邊擁有的那一片蔥翠增添了色彩和魅力，同時也喚醒了作家沉睡已久的記憶。

在鄉村長大的孫犁自小就喜歡飛鳥，孩童時曾迷戀過捕鳥和養鳥的游戲。長大后他從杜甫的名詩以及畫譜類圖書中，知曉了有著銀鈴般嗓音的黃鸝，并由衷期待著一睹真容。只是不知為什么，他在家鄉時好像沒有遇見過黃鸝，直到參加抗日工作來到晉察冀邊區所在地阜平，才有了同黃鸝的驚鴻一瞥：“在茅屋后面或是山腳下的叢林里，我聽到了黃鸝的富有召喚性和啟發性的啼叫……它們飛起來，迅若流星，在密密的樹葉里忽隱忽現，常常是在我仰視的眼前一閃而過，金黃色的羽毛上映照著陽光，美麗極了”。從此，黃鸝在“我”心中落了戶，進而借助美好的想象，化作一種揮之不去的黃鸝情結。正因為有此前因舊緣，當“我”在楊樹林里再度遇見黃鸝時，心下便生出久久的愉悅和興奮，以及與之相關的懸想與牽掛：

每天，天一發亮，我聽到它們的叫聲，就輕輕打開窗簾，從樓上可以看到它們互相追逐，互相逗鬧，有時候看得淋漓盡致，對我來說，這真是飽享眼福了。

觀賞黃鸝，竟成了我的一種日課。一聽到它們叫喚，心里就很高興，視線也就轉到楊樹上，我很擔心它們一旦要離此他去。這里是很安靜的，甚至有些近于荒涼，它們也許會安心居住下去的。我在樹林里徘徊著，仰望著，有時坐在小石凳上諦聽著，但總找不到它們的窠巢所在，它們是怎樣安排自己的住室和產房的呢？

然而，就在孫犁因有黃鸝相伴而高興的日子里，在他眼前卻先后發生了兩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同他一起在海邊休養的史姓病友，竟然想用獵槍射擊黃鸝，以檢驗自己的槍法，好在因為作家好言相勸而痛快放棄；另一件事情是，一位衣著闊氣的中年人，僅僅為討得身邊女友的笑顏，竟開槍射殺了一只飛翔在空中的海鷗，以致引發了正在海上作業的工人們的憤怒。對于這兩件事情，作家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態度：他比較欣賞史姓病友的收起獵槍，從善如流，認為他能在自己的興頭上照顧別人的意見和感受，是一種很難得的品質；他深深厭惡那一對極端自私且異常殘忍的男女。對于他們為一己之歡而不惜傷害自然界生靈的丑惡行為，他原本想用手中的筆寫點什么，加以諷刺或鞭撻，但轉念一想，這類庸俗、荒唐、卑劣、自私的人物，早已被契科夫的生花妙筆勾勒得活靈活現，入木三分，“我的筆墨又怎能為他們的業績生色？”于是姑且作罷。記得孫犁曾寫過一篇談論契科夫的文章，其中有這樣的話：“他（指契科夫——引者）常常為美麗的東西被丑惡的東西破壞而痛心，即使是一棵小小的花樹，一只默默的水鳥或一處荒廢了的田園。”其實這話放到作家自己身上同樣合適。

卑劣者的槍聲最終趕走了樹林里的黃鸝，這讓孫犁感到了由衷的失落。大約是為了彌補心中的空白吧，他去了一趟當地的鳥市。由于那時的人們正忙于恢復經濟，賣鳥的自然很少。一位老者把一只樣子憔悴的黃鸝，系在一根木棍上，希望賣給作家，但是他拒絕了。因為他明白：“這種鳥是不能飼養的……即使在動物園里，也不能從容地生活下去吧，它需要的天地太寬闊了。”

翌年春天，孫犁來到江南，看到了太湖一帶的風景，這時他才理解了什么叫做“雜花生樹，群鶯亂飛”。

是的，這里的湖光山色、密柳長堤，這里的茂林修竹、桑田葦泊，這里乍雨乍晴的天氣，使我看到了黃鸝的全部美麗，這是一種極致。

是的，它們的啼叫，是要伴著春雨、宿露，它們的飛翔，是要伴著朝霞和彩虹的。這里才是它們真正的家鄉，安居樂業的所在。

各種事物都有它的極致。虎嘯深山，魚游潭底，駝走大漠，雁排長空，這就是它們的極致。

可以這樣說，至遲從創作《黃鸝》開始，孫犁已然樹立起明確的環保意識：世間生靈萬物各有各的生命形態、生長規律和生存價值，它們有理由更有必要同人類的互為條件，和諧共生。而要做到這一點，作為萬物之靈長的人類，自然肩負著善待世間萬物，保護生態環境的首要責任。愿乞黃鸝鳴翠柳，綠水青山伴笑顏，應當是人類共有的理想境界。而這樣一種生態意識呈現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無疑具有明顯的超前性，它既委實難能，更殊為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