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高校創意寫作”成為文學界備受關注的熱點話題。五四青年節之際，《青年文學》雜志策劃推出“現在出發·小說專號”，匯集了國內十所高校的15篇優秀青年小說佳作，并附有各高校專攻創意寫作的教師們的精彩點評。專號集中展現了在校青年寫作群體的最新創作成果，同時也是高校學生作品在文學期刊上的首次集體亮相，“現在出發·小說專號”集中以青年視角關注和思考時代生活，展現新表達。最終入選的15位作者涵蓋博士生、碩士生和本科生，年齡跨度從“80后”到“00后”，他們的作品散發著強烈的青春氣息，共同構成了當下最鮮活的青春書寫，集中展現了年輕人的日常生活與精神世界，折射出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角度，是一次難得的青年文學匯演。因此，我們特邀《青年文學》主編張菁與編輯耿鴻飛對專號中的三位作者，即“80后”高翔、“90后”焦典和“00后”劉東明進行采訪，請他們就本期專號中的作品展開交流。

——編 者

張 菁 耿鴻飛：請談一談自己的作品，為什么要創作這個作品？

高 翔：《入于幽谷》寫于2022年春。那段時間，我多次重看張愛玲的小說《同學少年都不賤》，找她與宋淇夫婦的書信集《紙短情長》來讀。于是自己寫起來，難免有暮年感。我另外喜歡一篇張愛玲的散文《談看書》，這可算作她晚期文學觀念的一次集中表達。她在里面寫，事實是“無窮盡的因果網，一團亂絲，但是牽一發而動全身”，我想文學求真的困難正在于此。所謂真實，千頭萬緒，而自我的理解總傾向找到一條便捷、清晰，卻極易窄化的路，進而失去復雜性。唯恐窄化簡化，寫作時便更猶豫。有時候弄巧成拙，也是因為矯枉過正。

說回《入于幽谷》。之所以寫作這篇小說，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我對某種潮流或者既定表達心存顧慮。這樣說不是反對它，我大體上站在與其一致的方向，但似乎無法滿足。人的處境、心緒以及人際間種種關系，難以梳理為一條明確的線索。這也是言語的困境。我欣賞海明威的“冰山理論”，但冰山之下并非無話可說，試圖以躲避來凸顯，有時會模糊其重要性。人的經驗與記憶，并非總一成不變，石黑一雄一向致力于寫作記憶的狡詐，而破除這一迷障的唯一方式，便是不斷省思。這有墮入房思琪式的危險境地，但保持寫作的真誠，唯有如此。因此在這篇小說中，我寫了一個看起來近于偏執的女性，她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步入“密林”，并打算用一生處理“密林”的秘密。我相信自有意義。這樣“小家子氣”的題材，難免被斥為“苦咖啡文學”，不過敗壞的口味已養成，近兩年我每天喝兩杯黑咖啡打底，卻還嫌不夠多。

焦 典：我喜歡山。小時候，又或者一直以來，我常有與周圍格格不入之感。山腳下的親人們喜歡熱鬧，喜歡香煙和烈酒，我插不進話，對那些展現人情機鋒的談天也不感興趣。我就帶著一瓶鮮橙多、一包薯片，上山，假裝自己是一個走到了世界邊境的探險家，腳下正踏著無人涉足過的新鮮土壤。有時候，一陣風過來，把額頭上的汗吹干，涼涼的，還有點緊繃繃，我會突然想哭。于是我就坐在地上，沒來由地哭一陣，那些躲起來的鳥啊蟲啊就會笑我，叫得更響。但我其實沒什么傷心的，我肚子飽飽，衣服也暖和，我應該沒有什么傷心的，對吧？哭一陣我就站起來繼續走，摸一摸屁股，草葉子上的露水把褲子浸濕了。

當然會迷路。回頭一看，哪里還有外婆家那個白色的四方屋頂。再走到高處看看呢？還是沒有，山的那頭，還是山。我只能大聲呼喊，帶著哭腔，向我的人類同胞傳遞信息。但我心里其實并不害怕，山里總會發生一些奇妙的故事吧。比如晉朝的王質進山砍柴，看兩人下棋，一看就看了百年；比如陽羨的許彥，在山中遇到了一個書生，說著話就進到了他的鵝籠里，和鵝安然并坐；山里時間和空間會膨脹，會卷曲，會滋長，會一下子伸得很細很長，人走在上面，一天就跟過了一年似的；也會曬著曬著就縮成一個松果，幾百年的光陰回頭一看，也就是“吧嗒”地一聲松果落地。當然，我最終沒有遇到神仙或者狐妖，只是遇到了兩個放牛的小孩，把我沿著大路送回了外婆的村子。

但我還是愛山。我愛山上格格不入的丑陋動物，我愛毒蘑菇和失蹤的人，我愛冰雹，還有野火，我愛一切陡峭的事物。我時常會有一種感覺，我一直席地坐在那里，在那個午后，在那個無人的山中。之后的時光只是在表面涂上了一層又一層的巧克力，太陽一曬，就化了，露出里面的核，一個別扭的，皺皺巴巴的我。所以我寫下了《山中有虎》。

劉東明：《寄生》最初是一篇課程作業，王威廉老師把它變成無數個問題，“逼”著我用不斷修改來給出答案。我的護士朋友總會拿課上學到的護理知識在我身上“實驗”：她按住血管的兩端，同時向我解釋要如何觀察血液的流動方向，一絲不茍的樣子讓人肅然起敬。她至今沒有認出我小臂靜脈的近心端到底在哪兒。我想，《寄生》的寫作與此別無二樣。

與同輩們的作品略有不同，《寄生》的敘事是比較封閉的，最大的不同在于將事件和人物隔絕在極狹隘的時空距離內，在于對小小“現時”狀態的反復建構和來回涂抹。在修改過程中，王老師始終對寫作主題“窮追不舍”，后來我終于堅定了自己的答案，說這篇小說有意討論人的被動性，描寫人陷入依附性結構之中難以自拔的境地。現在看來，這與疫情時期的非常心態無不相關；也正如王老師指出，與我在成長過程中面對世界的基本態度的變化無不相關。

張 菁 耿鴻飛：在本期專號中是否讀到了喜歡的作品？為什么喜歡它？

高 翔：我想談談同樣出自中國人民大學的另外兩篇小說，韓欣桐的《迷宮山》和盧燨的《跳蚤之幻》。我一廂情愿地認為，《迷宮山》的寫作，也是為了處理和《入于幽谷》相似的難題。韓欣桐是一個真誠的懷疑者，也是心細如發的偵探家。實際上，她試圖打撈的，正是閃回于各個時間刻度的記憶碎片，她自省的特質使她相信，每個碎片都是邏輯線索中的重要一環。也正因于此，《迷宮山》雖然構造了一個看似“羅生門”的小說裝置，但在內里，她試圖勘探的是每個人內心的真實，這一真實無關整體，只屬于個人。

一個有趣的緣分是，我的小說與盧燨的《跳蚤之幻》或多或少與張愛玲有關。在《跳蚤之幻》中，盧燨以一種創造性的方式，解讀了“跳蚤”——這一張愛玲寫作與生活中都非常重要的物象。這一物象的特殊之處，在于它實際上提示了生活與藝術之間的界限，而盧燨看來，這一界限本身就是一種幻覺，它也許并不存在。所謂藝術，以及對此的沉迷，就是一場中蠱，所有受蠱之人，都心甘情愿淪陷，并且毫無辦法。

焦 典：寫作《山中有虎》的時候，我覺得我依舊在山中，一遍遍地呼喊著應答。當然，這只是一種感覺。給我同樣的感覺、觸動到我的是華東師范大學姚偌姿的《無相佛》。也許是因為佛像和山很相似，它們一樣沉默、莊嚴、遼闊。佛像從不說話，人們許愿的時候，也是無聲的。可是在這安靜之下，不知道有多少苦痛和淚水，百轉千回，潮漲潮落。小說的情節，竟也意外地與此相符。

對了，還有氣味。有的小說一聞就是一股油膩滑溜的味道；有的別別扭扭，但是其間有某種尖銳清新的東西；有的像太陽曬過的被子，很樸實，但是暖和。《無相佛》的氣味是凜冽的，像山，表面樸厚、沉穩，但在你不注意的時候，滾落了它尖銳沉重的石頭。

劉東明：如果說一篇小說成為了一面小鏡子，“現在出發·小說專號”折射出的光芒無疑更加多彩。《寄生》只是我個人一次不甚成熟的針對“現時”的敘事實驗，而專號中許多作品善于通過大跨度的回溯與推演，勾勒出世界流動性的、歷史性的一面。比如《入于幽谷》講述了人際關系跨越半生的復雜變幻；《屋里廂》的題義是上海話里的“家”，而“家”從女主角沛文過往時期隱而未現的家，到現在上海丈夫的家，再到未來澳洲土地上的“夢想”之家，隨著生活狀態的變與不變在世界各個角落飄移。

面對變動不居的世界，我欣喜地發現同輩作者竟然能夠提供如此多獨特、多元而又共生的觀點。焦典的《山中有虎》就是一篇十分迷人的作品。一方面，作者能夠將時代的共同經驗細化入微，小說主人公感受到的視力負擔不僅是隱喻的載體，我相信與電子產品長期相伴的每一個人都對此深有體會；另一方面，她又對現代社會的生存境況進行深入而有力的探索。起筆就見十足古典意味，短句連綴，省略主語，卻也通過一種無主語的、“無我”的敘述進入故事，與主體精神成長探尋的內在主題達成呼應。同時，在這種由“人”到“我”的敘述構思中，甚至能聽見千年前《奧德賽》的隱約回響。

郭冰茹老師在談及國內文學經驗時，主張用“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代替“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民族性與世界性在當代寫作中的融合已愈發清晰。“山海經”的大膽幻想在《山中有虎》中閃現，《迷宮山》顯露出濃厚歐陸哲學意味的思考，《入于幽谷》的連體姐妹故事里或許還藏著“罔兩問景”的想象和普伊格的喃喃低語。與攫取“直接經驗”的寫作不同，這種交融在系統的培養之外大概較為難得，而視野、技巧與閱讀的開闊正是創意寫作訓練的最主要內容。由此，我們已經看到了創意寫作給文學帶來的可能性。

出版商豪爾赫·埃拉爾德指出，波拉尼奧的獨特之處在于他常讀和他同時代作家的作品。波拉尼奧的做法很有見地，他選擇直接去面對那些或許隱秘或許活躍的新鮮目光，而當代文學的、哲學的、史學的研究都早已指出，無論選擇面向何處，這些目光無一不以某種方式投向當下，即指向同時代。在這一層面上，我們正處于一個無比廣闊又無比矛盾的共同體之中。而對此，我必須，也不得不坦誠地說，這就是我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