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慶祥：我覺得孫頻這兩年整個創作是特別穩定的，在一個非常高的水準線上持續產出，但又跟自己前面的寫作之間有一個內在的邏輯和內在的聯系。所以我覺得孫頻的寫作氣象和格局越來越大，有一種特別優秀的、杰出的作家的氣象出來了，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很早就關注過孫頻的作品，她的作品有幾個階段，早期的作品，比如像《萬獸之夜》，那時候孫頻的寫作更多處理的是人和人之間情感的關系，有非常強烈的風格化的東西在里面。第二個階段主要像《光輝歲月》，這篇小說是寫我們這代人成長的歷史與中國的社會和歷史之間的互動，孫頻關注的是社會史的層面，個人的歷史和社會史層面的互動，由情感到歷史，是她寫作坐標的一個變化。到了“山林三部曲”和“海邊三部曲”的時候，這個變化是從歷史到存在的變化，以前的歷史是個人的歷史，是具體的可以落實到大歷史書寫里面的歷史，但是到了《以鳥獸之名》和《海邊魔術師》的時候，里面的歷史稍微往后退了一點點，它作為一個背景，不是那么明顯。像“海邊三部曲”中的《落日珊瑚》那篇，它有一個九十年代開發海南的歷史背景，但是這個背景沒有作為主要描述的對象，她主要講述的是人的存在的狀態，尤其是指向人的精神性的存在，在探索人的精神存在。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孫頻的作品里面呈現一種新存在主義的東西，這個非常有意思，跟八十年代那個存在主義不太一樣，她有一個新的存在主義。

孫頻：慶祥老師提到新存在主義讓我很受啟發，因為我自己在寫的時候并沒有這個意識。在寫“海邊三部曲”之前我選擇了三個角度，第一個角度是從民俗和當地人的生活來寫，第二個角度是船和船員的生活，以及人與海之間的關系，第三個角度是海邊的植物和海邊的飲食，從這幾個角度基本上就把海邊生活給囊括進去了。所以這三篇小說在動筆之前就有預設好的主題，像《海邊魔術師》這篇寫劉小飛騎馬走天涯，他妹妹和他父親去尋找他的過程其實是哥哥送給妹妹的最后一件禮物，同時也是兒子和父親的告別之旅。海邊生活給我的一個最大的感受，就是有一種人神共慶的地域精神，而且人和植物和動物之間的界限很模糊，所以這個小說里面我想寫出那種天人合一的感覺，天、地、人、植物、動物全部融合在一起的大家庭式的生活。

李雷：在《海邊魔術師》當中，通過“我”和“我”父親一起去尋找哥哥劉小飛的過程，把木瓜鎮的很多村落都走遍了，看起來好像游歷一樣把各個地方的民俗展現出來，但實際上它的精神內核卻不太一樣，包括到了小說結尾，劉小飛到底找沒找到已經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這部小說你想傳遞給讀者們的內在的精神又是什么？

孫頻：還是一種深情吧，我覺得小說最后還是要回到人和人的情感本身才有意思。

楊慶祥：孫頻的作品里面確實有很多很深情的東西，但是我作為讀者讀到的不是深情，我讀到的是一種徒勞。他去尋找，最后沒有找到什么東西，他的目的最后都是被懸置的，就是你剛才講到的，他的尋找本身也不重要了。恰恰在這種徒勞的尋找里面，最后發現的不是他要尋找的東西，恰恰是那些本來沒有想過尋找的東西，那些東西卻突然呈現在他的面前。你發現那個要尋找的劉小飛，或者那個父親，突然變得不是那么重要，人在這里面也沒有那么重要，這里面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存在主義的東西在里面，你是徒勞的，但是恰恰在這個徒勞里面看到萬物，這個萬物不僅僅是人、植物、動物，所有的有生命的、無生命的東西，她都呈現出來了，這個世界是更大的，它比一開始起念要尋找的那個東西大，這是小說世界給我們呈現更多更豐富的東西。我更愿意從超越性層面來讀作品，我要跳脫它的情節和具體的人物設置來讀作品，所以我才說我讀到的是徒勞，尋找的徒勞，包括深情的徒勞，但是在這個徒勞的過程中，萬世萬物涌向我們。當我們意識到這些東西可能都不過是一場徒勞的時候，審美的東西出現了，小說出現了，文學出現了，哲學出現了，這是最重要的。而且我認為中國當代的寫作這塊是比較少的，中國當代寫作很多作家的寫作都寫得特別實，這是非常好的，有很充分的生活經驗，有很強的寫實能力，情感都寫得特別好，但是文學還有一個超越性的層面，比如《紅樓夢》的開篇為什么要用太虛幻境？就是因為太虛幻境是一個超越性的空間，它沒有這個超越性的空間，《紅樓夢》就永遠超越不了《金瓶梅》。

李雷：《海鷗騎士》中這個父親的角色，你在創作的時候，他有有怎樣的寓意在里面，通過父親的角色想表達什么？

孫頻：我在小說里借船長之口寫出我想表達的東西，他說在船上我親眼見過，有的人變成了作家，有的人變成了科學家，有的人變成了畫家，這其中有我自己的一種思考，那就是，如果把一個人長年累月放在一個逼仄的、封閉的空間里，這個環境可能有兩種結局，一種會把人逼瘋，另外一種情況就是，在最逼仄的環境里，讓自己的精神獲得無限的成長。比如你投入一個自己喜歡的事情，因為你有無限的時間，你和人又接觸不到，那你可以無限地去鉆研這個事情，美術、音樂、數學、天文，就會導致這個船員最后可能變成這方面的專家。所以我在小說里面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船也是梭羅式的小屋，它是適合哲思的地方。

楊慶祥：這篇小說里面呈現出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生命狀態，就是在逼仄的空間里面一個人怎樣完成他自己的生命，這當然是非常重要的生命的向度。另外就是小說中寫到的海員，他們跟陸地上生活的人有很大的區別，陸地上的人的根性比較堅固，是有根的，像族群、文化、房屋都是有根的，但是海洋相對來說是無根的狀態，這其實是帶有一點現代隱喻的東西在里面，因為現代人在某種意義上都像是海員，而不像是陸地上的人，我們可以說每個人在生命中某一個時刻都是海人或者海員，在這樣一個無根的狀態下面，生命應該如何自處？孫頻提供一個出路，在無根的狀態下我們可以創造出向內，往內走，向內性，而不是完全向外的。我們長期的一種寫作，包括歐洲的，我們寫海洋就會想到遠征，去征服什么東西，遠洋航行，歐洲的傳統是去殖民地，然后去獲得財富，獲得新的世界甚至烏托邦。你發現這本小說里面沒有，這上面的海員很普通，一個個無根的生命，他們向內尋找，尋找繪畫，尋找藝術，尋找維納斯般的抽象的美。

李雷：在中國現在的很多文學作品當中，類似海洋氣質的文學并不太多見，慶祥老師覺得原因在什么地方？

楊慶祥：因為我們整個當代寫作主流是延安的傳統，這個傳統特別強調土地，人和土地的關系，人和歷史的縱向的關系，也就是傳承的關系，所以這個導致我們對海洋的書寫、對海洋的觀察相對而言比較欠缺，這是一個短的歷史時段之內的現象，但這并不代表全部，這兩年我也觀察到很多作家把目光投向海洋，包括今天的孫頻這個作品，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轉變，或者一個寫作上的審美的變化，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這里還有一點，這里可能出現一種具有中國作家獨特的海洋書寫的范式，跟我們剛才講到的歐洲那些非常經典的海洋書寫不太一樣，那種海洋書寫在某種意義上都是擴張型的書寫。但我們的海洋書寫可能更是一種內傾式的書寫，向內的，向個體生命本身的書寫，這個書寫相對現代書寫來說更具有后現代性，就是流動性，具有非常深的精神縱深，這個書寫可能會為世界文學提供更好的寫作的樣本，這是非常值得期待和肯定的。

李雷：再問一下孫頻，你覺得對于人的生命來講，海洋能帶來什么更多的啟示的東西？

孫頻：海邊的人對海洋是真正有信仰的，我想過這個原因，就是因為海太大了，太變幻莫測，你在它面前實在太渺小，就像一粒沙子一樣。事實上人在所有巨大的崇高的事物面前都會產生這種感覺，會產生敬仰，從中也會滋生出信仰。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有一個我自己的理念，就是關于信仰的問題，所以我借船長之口說過這樣一句話，你的自由就在你的信仰當中。

楊慶祥：我覺得這個小說里面每個人都有一個執念，但是從藝術的層面講，它就是一種勇氣，一種信仰。人生而自由，但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他怎么擺脫這個枷鎖？他通過信仰來擺脫這個枷鎖，我覺得這也是一種當代性。

李雷：在《落日珊瑚》中可以看到，現代化的浪潮對大陸最南端的傳統的習俗也好，觀念也好，還是產生了不少影響的，你通過小說是不是也表達出這樣的想法？

孫頻：是的，小說里面有幾組人物之間的糾葛，這些糾葛說到底全部是關于文明的沖突。我對文明的沖突這個話題一直比較有興趣，在我的其它小說中也能看到，包括在《以鳥獸之名》中也能看到山地文化與平原文化之間的沖突。

楊慶祥：《落日珊瑚》中那種對人的存在性的追問特別有深度和高度，存在到底是為了什么，到底是為了追求什么，人的生命狀態和他的生存狀態之間怎樣才能夠形成一種真正的有機的生活。這種有機的生活可能是我們當代生活里特別稀缺的東西，孫頻在她的小說里面給我們呈現了這樣一種可能性。阿梁這個人物特別具有象征意味和寓言色彩，他自己在創世記，他這個創世記，在我看來就是在創造一種有機的生活，在這個有機的生活里面人和植物、人和自然、人和存在本身可以互動、一體，雖然這里面帶有對抗的意味，但是這個對抗最后已經沒有意義，沒有價值，最重要的是這個過程里他培育了那么多植物，那么多很好玩的生命，所以最后呈現給我們的是人和自然完全融為一體的有機的生活。而且《落日珊瑚》這個小說本身就是在文明世界里面的，在文明世界的內部，所謂現代文明也就是所謂的工業文明，在工業文明，包括我們今天講的數字時代，在這個時代內部我們怎么去創造一個有機的生活，在高速的被電子化、被模擬化、被虛擬化的世界里，我們怎么創造一種有機的生活和有機的生命，我覺得這是這個小說最精彩的地方。像阿梁，他重建自我、重建生活用的是審美的方式，他在建造一個美的世界，這還涉及到這樣一個指向，涉及到孫頻寫作里面，雖然她有很多變化，從早期的情感，后面的歷史，再到現在的存在論，她其實都有一個主體的建構在里面，就是怎么建構一個真正的當代性的主體，在四分五裂的世界里面，這個主體怎么去生活，怎么跟他者發生關系，這是她的一個不變的主題。

文章根據2023年5月30日《海邊魔術師》分享活動直播實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