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演藝集團話劇院的新作《西遷》看后令人耳目一新、觸動頗深。該劇取材于1937年南京淪陷前夕，國立中央大學畜牧場場長王酉亭率領牧場職工將1000多頭良種牲畜家禽帶出南京，歷經5省，歷盡萬險到達重慶的真實故事。作品中雖沒有用人物真名，卻是一部具有紀實性的“真實的”戲劇作品。

近年來，抗戰題材的戲劇作品不少，可該劇給筆者留下了與眾不同、獨辟蹊徑之感。一是題材，二是人物，三是形式。《西遷》是一部知識分子的抗戰史詩，編劇和導演以全新的視角深挖人物的光輝和崇高，與以往作品強調民族精神和英雄勇氣的方式不同，他們選擇從個體微觀的視角入手，既重現了真實的歷史場景，又有人性的流露和情感的宣泄，為該劇提供了豐富的精神內涵和解讀空間。

《西遷》給我們講述了一個真實的傳奇故事。1937年，日軍飛機瘋狂轟炸南京，形勢危急。國立中央大學農學院教師、成賢畜牧場場長王英郁放棄坐船到重慶的機會，在南京淪陷前夕，用高價租來四艘木板船，連夜分三次將牧場的全部牲畜家禽運到浦口長江北岸。此后，這支“動物大軍”由浦口至合肥的公路，經全椒、六安、進入大別山北麓，從河南信陽穿過平漢鐵路，取道桐柏山南麓，轉入湖北中部，從云夢澤地帶和武當山區行進，由江蘇經安徽、河南，到達湖北宜昌，最終由水路到達重慶。在艱難的長途跋涉中，即便在日軍的強烈炮火下，這支隊伍依舊沒給日本人留下一頭家畜，誓死不做“亡國奴”。正如江蘇省演藝集團話劇院院長解濤所言：“西遷是一個非常復雜，涵蓋了數學、化學、物理等多個層面的工程，它不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搬遷’，而是抗戰時期中華民族絕不屈服、向死而生的心靈史、正氣歌。”

為了講好“文軍西遷”的故事，我們看到編劇在題材的挖掘上匠心獨運。作品沒有聚焦抗戰正面戰場的緊張激烈，也沒有用大量筆墨渲染人物的愛國情懷，而是通過普通民眾的視角，力圖將一支浩浩湯湯的動物大軍和一支由飼養員、獸醫、軍人、學生、教授組成的衣衫襤褸、裝備簡陋、缺衣少錢的護衛小隊呈現在觀眾面前，讓人刮目相看又震撼感動。如何不忘抗戰歷史，更好地表現中國人民的民族精神和抵抗行動的主體性，新時代的創作者們對現實主義的理解在不斷深化。該劇便是一個很好的體現。作品挖掘抗戰時期的這段流寓史，更讓人感受到能取得抗戰偉大勝利實屬不易。它形象地展示了一個落后國家的人民如何依靠強大的精神力量和堅韌不屈的意志戰勝法西斯侵略者，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審美角度來看，該劇情節波瀾起伏，在大背景下關注個體視角，在大環境中突出細節，在大故事里描繪小人物，貫徹藝術的辯證法，使作品充滿戲劇性。

劇中豐富多彩的人物形象亦展現了豐富的文化內涵，賦予了作品生動與活力。以王酉亭為原型塑造的王英郁，是一位極富責任心的教師。他執著地獻身祖國的畜牧業，想要干出一番事業，對未來充滿憧憬。然而，他滿腔的熱血在家國危亡之際無處揮灑，國民政府的軟弱無能更令他痛心疾首。當接到處置畜牧場動物的命令后，兩難之際，他那痛苦的靈魂深處奏起了《歌八百壯士》的壯麗樂曲，于是他朗聲說道：“諸位，這不僅僅是帶走幾只動物，這更是一個姿態，我們抗戰到底的姿態！” 劇作者以飽滿的筆觸表現了人物渴望救亡圖存的強烈的民族意識，讓我們清晰看到了王英郁抉擇人生道路的內因——建立在執著熱烈的民族意識之上的愛國心。

劇中另一位重要角色，畢業于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歐陽白曾做過戰地醫生。軍閥混戰對人生命的踐踏導致她對人類深深地失望，后轉行做獸醫，發誓不再給人看病。在西遷歲月里，歐陽白和隊員們不棄不離、生死相依，慢慢轉變了態度，最后毅然選擇留在宜昌救助那些為了國家征戰的同胞。此外，技術精湛、愛貪便宜的飼養員吳俊，國軍師長之女卻立志成為科學人才奔赴延安的顧芳梅以及愛慕她的青年袁天養，視雞如命的老派文人翁之亭，為湊錢娶媳婦當逃兵的曹大威，思想進步、滿腔報國志的國民黨軍官邢燦，無家可歸的小川子等，劇中都作了詳略不一的交代，更為不少表現人物性格、思想、感情的細節作了藝術的鋪陳，觀之頗具立體感。在宏大歷史的背景下，這些普通的西遷隊員是必不可少的“小齒輪”，他們在歷史的關鍵節點上所展現的人性光輝成為了生動而深刻的存在，讓人印象深刻。

該劇的成功與導演的二度創作也有莫大關系。導演李伯男以豐富的假定性戲劇語匯、史詩風格表達了國家危難之際西遷之行的悲壯與偉大。在時空處理方面，李伯男立足劇作特色，通過自己的深沉思考和活躍而富有創意的導演思維，憑借一個轉臺、舞臺中部的兩個開合支板與舞臺后部的顯示屏，將劇中時間、地點、環境交代清楚，并富有寫意美。同時，如何將動物形象在舞臺上展示出來且為整出戲劇所掌控，也是二度創作的重中之重。劇中的大量牲畜家禽是以人操控“偶”來表現的。奶牛“李白”采取了類似舞臺劇《戰馬》中道具“馬”的設計，但沒有追求逼真的效果，而是讓兩個操控者鉆出了牛背。這些操控者同時也是劇中無孔不入的歌隊成員。在第四場“轟炸”中，王英郁與歐陽白、邢燦與曹大威、顧芳梅與袁天養三組人物關系分列舞臺的左、中、右處，每次的關系轉換都是通過奶牛“李白”的哞叫和歌隊的姓名提示完成，觀眾可以輕易地分清哪些是敘述，哪些是演劇。敘述和演劇巧妙地融合，使舞臺時空的轉換與人物行動的展開獲得了極大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