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裔作家赫爾南·迪亞茲的小說《信任》捧得2023年普利策獎小說類獎項。《信任》聚焦一位經歷“1929年美國股市危機”，卻依舊風生水起的金融家。迪亞茲在書中次第揭開了他是如何通過資本置換權力，進而用權力扭曲現實的全過程。組委會評價說，這部小說是“在資本為王的國家里，對權力與愛情展開的復雜審視”

繼第一部小說《在遠方》（In the Distance）入圍普利策獎之后，赫爾南·迪亞茲（Hernan Diaz）的第二部小說《信任》（Trust）終獲2023年普利策小說獎。《信任》由四個獨立部分構成，包括小說中的小說、未完成的手稿、回憶錄以及日記，看似分散，實則緊緊圍繞同一位金融大亨的事跡展開。迪亞茲借助不同人物的不同視角，還原財富積累的過程，揭露金錢用于置換權力、掌控話語權進而扭曲現實的真相，試圖探討金錢與階級的復雜關系。

描寫美國上流社會的小說大多集中于剖析財富帶來的痛苦與迷茫，如華頓、詹姆斯以及菲茨杰拉德等人的作品，極少闡明財富來源的細節。這是美國文學的一大“盲點”，也是迪亞茲嘗試彌補的空缺。迪亞茲在《信任》中詳細描寫了安德魯·貝維爾（Andrew Bevel）在喧囂的上世紀20年代走上財富巔峰的全過程。此外，迪亞茲特別強調“偵探小說”的重要作用，在接受《巴黎評論》采訪時，他說道，“偵探小說教會我們……這個現實不是給定的，而是需要被解讀的。”《信任》需要讀者對“真相”有敏銳的洞察力，明確四種不同體裁所起的作用。不同敘述者站在不同立場，有著不同訴求，因此，他們向公眾展示的內容均有特定目的，且金錢多少在這一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讀者需要在反復思考中深度挖掘：誰掌握話語權，誰可用金錢換取權力，重構現實。

《信任》展示給讀者的“真相”是多層次和不確定的，每一部分都是對前一部分的反駁與修正，每一位敘述者似乎都更接近真相。第一部分為小說中的小說，由小說家哈羅德·凡納（Harold Vanner）以金融大亨安德魯·貝維爾為原型寫就，呈現主人公本杰明·拉斯克（Benjamin Rask）完整的致富過程，著重批判1929年經濟危機時本杰明的金融陰謀。凡納在小說中將本杰明塑造為一個反英雄人物：他性格孤僻、冷酷無情，違背社會道德，忽視經濟規則，操控金融市場導致股市崩盤。這極大地迎合了普通大眾對金融大亨背后機密的想象，因此小說自出版以來銷量極好。然而，貝維爾本人對此非常不滿。他認為，凡納的小說是對自己的誹謗與詆毀，并聲稱，他所取得的成功恰是其行善的證明。“未完成的手稿”由此誕生。“回憶錄”由貝維爾的寫書速記員艾達·帕滕薩（Ida Partenz）在老年創作，意在揭秘被貝維爾隱藏起的真相：其一，她幫助貝維爾創作“自傳”是受生活所迫且忌憚貝維爾的權勢，并非基于現實。其二，帕滕薩指出貝維爾收購凡納出版社的控股權，下架小說，且確保在這個城市（或者在倫敦、新德里或悉尼）沒有一個出版商或編輯會接受凡納的作品。顯然，貝維爾掌握絕對的話語權來重構自身形象。小說最后一部分為貝維爾的妻子米爾德麗德（Mildred）寫的“日記”。看似由米爾德麗德自己完成，具有較高可信度，實則為帕滕薩的翻譯本。至此，《信任》中的真相已全部重構。普利策獎評委會認為《信任》是“一部引人入勝的小說。它以過去的美國為背景，通過不同文學風格的相互關聯的敘述，探索了財富、家庭和野心等主題”。

“不可靠敘述者”是迪亞茲用于揭示《信任》主題的獨特寫作策略。迪亞茲利用不同形式的嵌入敘述來實現敘述間不可靠性，從而不斷重構事實。在這些敘述者中，沒有一個人擁有更優越的地位和知識來權威化自己的故事。在這種情況下，文本中相互沖突的多重視角建構，導致所有敘述者都是不可靠的。凡納的小說一定程度上是對貝維爾生活的改編和潤飾，但貝維爾在自傳中也同樣會選擇描寫對自己有利的內容；帕滕薩的“回憶錄”看似為了揭秘被貝維爾隱藏的真相，實則是為其寫作重新尋找素材。《信任》的每一部分都是完整的故事，表達完整的主題與思想，但它們都只是迪亞茲作品中的四分之一，且與后續部分描寫的真相有較大出入，由此引發讀者思考：誰才是真相的忠實講述者？他們分別表達怎樣的價值觀？迪亞茲將不同的文學形式并置，形成強烈對比，看似是在揭示真相，實則借助不同形式的文學體裁表明——自傳、小說、回憶錄甚至日記都不是現實的直接記錄，而是被建構的生活，都體現作者的意識形態，盡管凡納的創作動機并不明朗。迪亞茲在小說中通過帕滕薩父親之口，闡述了不同形式與真實性之間的微妙關系：

虛構無害嗎？看看宗教。虛構無害嗎？看看被壓迫的群眾，他們對自己的命運感到滿足，因為他們接受了強加給他們的謊言。歷史本身只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一個戰勝者的虛構故事。那么現實呢？現實是有無限預算的虛構。就是這樣。現實是如何獲得資金的、通過另一個虛構：金錢。錢是這一切的核心。

可以看出，迪亞茲認為金錢是可以操控話語、改寫現實的。“文學”都有其可信與不可信之處，需要讀者自己把握。此外，帕滕薩的“回憶錄”還體現了德懷特·麥克唐納所說的“非常規新聞寫作”。這種形式“既利用了新聞的事實權威，又利用了小說的氛圍”。帕滕薩在“回憶錄”開頭將自己置于旁觀者的位置，與貝維爾沒有利益牽扯，以此增加其敘述的可靠性，而且，她作為貝維爾的寫書速記員直接參與過貝維爾的生活，這使她的敘述給人一種權威的感覺。但隨著《信任》情節的深入發展，讀者會發現，帕滕薩之所以重溫這段記憶，是因為她認為“這些謎題必須懸而未決才能為我的寫作提供素材”。可見，帕滕薩在利用自己的作者身份來實現創作自由。她受雇于貝維爾，為他創作“自傳”，但由于貝維爾死于突發心臟病，“自傳”并未完成。因此，已出版的以貝維爾署名的作品——《我的一生》，仍然存在很多不可信因素。

貝維爾自傳中的碎片化寫作手法，也是迪亞茲揭示人物真實心理的巧妙方式。盡管貝維爾聲稱，創作“自傳”的目的是為了維護米爾德麗德的形象，但其對米爾德麗德的描寫篇幅并不多，且他在稱贊米爾德麗德時，始終處于“上位者”的姿態。他從自己父輩談起，為其暴利行為尋找合理解釋，并為其借助金融陰謀取得的成就披上“改善后代人生活”的慈善外衣。而“自傳”中關于米爾德麗德的故事只有寥寥數筆。

《信任》最大的特征是“現實”嵌套“現實”，“真相”推翻“真相”。“權力”與“歷史”交疊，構成了《信任》的雙重主題。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需要不斷反問：誰擁有權力，他們如何獲得權力，如何維護權力？歷史是如何被決定和分享的，誰擁有講述故事的話語權？迪亞茲在接受《巴黎評論》采訪時表示：“觀點與權力有關，我們都希望有權力來講述自己的故事。”

（作者張云秀系鄭州大學研究生，張建國系鄭州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