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邊的中國客人》寫的是后蘇聯(lián)時代的故事，從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勾連到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三十多年。

寫完《伊斯法罕飛毯》《中亞的救贖》《我所知道的塔什干往事》等篇目后，我才恍然想到這番系列寫作的獨特性。在經(jīng)歷更南方的“塔什干”，創(chuàng)作完勇敢的“月亮的女人”阿依后，領(lǐng)略到中國人初次融入世界的悲傷，我似乎又記起沒有完成的事：那冰冷的遠方，從后蘇聯(lián)時代開始的，有些關(guān)于高原與草原、歐亞之間河與橋的故事。圖景是一條河流構(gòu)成的，現(xiàn)實中的河（還有一條河，那是人類往前的潮流中流淌的河），其中還有一座橋參與。小說里的“歐亞新希望”餐廳提供了徹夜聊天的場所，里面有一道冷盤，“擺成城堡與橋的形狀”，在我看來，它是化身，是歐亞之間的橋，我很想讓它成為二十一世紀彼此能夠溝通的渠道。

《海邊的中國客人》完成了我構(gòu)造“亞洲系列”的心愿，在發(fā)給《福建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談中，我喃喃自語般地寫道：“亞洲人的命運總是一體的，活躍在中西亞的中國人連接著當(dāng)?shù)睾蛧鴥?nèi)的現(xiàn)實。”這樣的現(xiàn)實便在人物恩怨中展開了，歐亞，這一幅大的圖景，在如此深遠的縱深中，個體的選擇與命運融入了歷史，蕓蕓眾生總在做些什么。在這歷史語境下做些什么呢？是見證者呢，還是行動者，是無奈者呢，還是無聊者，小說的完成過程中，自然會給出答案。文學(xué)作為映射的藝術(shù)，在我們的時代，它依然能夠展示時代，我總是懷有這樣的信心，但這需要具體人物去連通，用文字去做結(jié)實的墻。

寫作沉河時，我就像在描寫自己。這話在多個場合，我都說過。這確實關(guān)乎到我自己，“我來到這里，到底為干什么呢？”我總是詢問自己。那么刻畫一個與我一樣的中國人吧，把我自己放進中亞，而這樣一個人物喜歡獨處，享受憂傷，他喜歡瓷實的聲音，帶著一種疏離、警醒、負責(zé)的工作態(tài)度，他還會犯錯。他是漢人，卻喜歡馬，他常給馬梳理鬃毛，照料妻兒，管控社交的距離。在具象的“馬”后面，還有更虛的一面是他深望著現(xiàn)實，他站在河邊，就這樣望啊望，無能為力，痛心疾首，最后把照片丟進額爾齊斯河。就是這樣一匹深沉的馬，歷史中的馬，特殊語境下的馬，在這里，化為點點滴滴閃光的雨，滴在冰冷的玻璃上。冬季連綿的雨夜，不是主人公的他聽著揪心故事。

這樣說，系列寫作中，繼飛奔湖中飛毯的帥奎后，我又完成了兩個獨特的人：沉河就像“月亮的男人”，沉河和阿依，一個中國男人和一個烏茲別克女人。而且，兩個人都不是主人公。

我寫作“客人”時，時常想起名畫《第聶伯河上的月夜》，畫里透露的幽光，化為一點點光色與留念。

我又想起《如歌的行板》。它是改寫自曾經(jīng)被認為的東方——“小亞細亞”的民謠，而我們這真正的東方在后蘇聯(lián)時代到底是如何參與歐亞大陸的故事，歐亞之間河與橋的現(xiàn)實到底是怎樣的呢？我希望讀者能從這篇小說里找到少許解讀。

更前衛(wèi)的問題是，我們該往哪里走？這便涉及了當(dāng)時態(tài)下的選擇，作為孤勇者，他總是會選擇更有責(zé)任的道路，無所畏懼地接受現(xiàn)實的改造，走上自我剖析和更新的心靈道路。寫作《海邊的中國客人》前后，我反復(fù)地查看庫切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奇跡般的年代》，庫切分析陀翁在“歷史性危機”和“他個人生活恐怕也是如此”（指危機）下的寫作背景，同樣的，我們所處的是一個奇跡般的年代，而這需要我們留下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