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曹丕的《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部文學專論，因被南朝梁太子蕭統編入《昭明文選》而得以幸存。這篇文章對文章之學、文人才性和文學批評等方面均有涉及，不失為一篇議論宏通、言之有物的典范之作。

文章一開頭的四個字，像一道深刻的標記，一直烙在歷代文人生態和旁觀者的心理意識之中。說它以偏概全，顯然有太多實例可供佐證；說它一語中的，倒也不乏史料可以反證“曹說”的非是。這四個字便是“文人相輕”。也許是感到意猶未盡，曹丕又續綴了另外四個字：“自古而然。”

所謂“量人易，量己難。”按《世說新語》的記載，曹丕本人就是“文人相輕”的實例。不能說曹丕無才，相反，他還穎出時輩，不同凡響。在當年的鄴下文人集團中，礙于曹氏父子的地位，“建安七子”自然會閃避著他，不敢掩其鋒芒。曹丕的《敘詩》中就有這么一句話：“為太子時，北園及東閣講堂并賦詩，命王粲、劉楨、阮瑀、應玚稱同作。”一個“命”字，不難看出他作為召集人和文壇領袖的地位。

曹丕的心病在于，與“才高八斗”的親弟弟曹植相比，自己的文采相形見絀。在妒才和忌憚曹植與其爭儲的雙重心理支配下，曹丕一時失去理智：在正常的創作狀態下，我不是你對手，那我就讓你快中出錯，來個七步成詩。若你不能在限定的條件下完成此詩，我的單方生死契約便立刻生效。

條件如此苛刻，也難不倒曹植這個倚馬可待的捷才，一首《七步詩》脫口而出：“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詩成即名垂，后人每論棠棣之情或兄弟相殘之事，總會引用此詩，貶損曹丕而欽仰曹植。

曹丕在“論文”中還提及史學家班固的一樁糗事，班固對與之才名和學識相當的辭賦家傅毅有所輕視：“武仲（傅毅字）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說傅毅雖然靠寫文章做了官，但其行文拖沓、語言不夠節制，有名不副實之嫌。這說法其實很難成立，明眼人皆知文章體裁各不相同，字數長短并非衡量優劣的標準。從班固的話里，不難嗅出有股子“相輕”的酸味。其實，作為撰寫了“前四史”之一《漢書》的一代史學家，班固論傅毅文章的短長尚為小事，對屈原《離騷》的輕慢，說什么“露才揚己”“強非其人”“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等，則屬鑒賞眼光的問題了。

“文人相輕”就像讀書人身上的一塊“胎記”，自曹丕提出后，便不絕于后人之唇舌。

再作兩處書錄，自家書柜里有本馮夢龍編著的《古今譚概》，其中一則故事寫的是趙孟頫和好友周草窗。趙孟頫有一方“水晶宮道人”的印，周草窗聽說后就請人刻了“瑪瑙寺行者”的印章與之呼應，趙孟頫遂棄“水晶宮道人”印章不用。后來，趙孟頫偶見周草窗的同鄉崔進之的藥店里有塊“養生主藥寶”的招牌，便用“敢死軍醫人”與之聯對。崔進之知道后頗感不悅，也立馬摘牌。趙孟頫語人曰：“我今日方為水晶宮吐氣。”趙、崔二人皆以私物為奇珍，不能接受旁人的附會和窺測，恰好符合“文人相輕”的一般特征。

再看《清朝野史大觀》中的故事：臧壽恭、嚴可均是湖州同鄉，兩人都博學通經。臧壽恭的弟子楊峴某次去探望老師，在渡船上巧遇獨酌的嚴可均。嚴可均得知楊峴是去探望臧壽恭，當即面露不屑之色，說：“臧某人是村夫子，也配做你的老師啊？”幾日后，楊峴又問臧壽恭：嚴先生的學問如何？臧壽恭也輕蔑地說：“他剛剛能讀《三字經》。”這是不帶臟字的罵人話呀，暗諷嚴可均尚處開蒙階段。

文人交往中的種種事例，確實給旁觀者留下不少“口實”，所以“文人相輕”這塊膏藥，遲遲不能從文人的臉面上揭下來。

二

或出于某種“逆反心理”，不知從何日起，我更為關注起“文人相重”的歷史記載。比之“相輕”，“相重”才是文人應具的本懷和格局。

清阮葵生在《茶余客話》中有記載：姜西溟、湯西涯、宮恕堂和史蕉飲等幾位文友，某次飲酒之余，談起將來都要出個人文集，卻不知能否傳世，所以商定把各自的大名、尊號都收錄于彼此的集子中。這樣的話，將來若有一人傳世，則等于大家皆傳世。這體現了一種抱團意識，和“文人相輕”形成反差。

我讀唐代詩人交往一節，常有某種感動。比如王維、孟浩然同為唐朝田園詩的杰出代表，也是惺惺相惜的一對好友。孟浩然曾以一首《留別王侍御維》表達與王維之間的真摯友誼。李白、杜甫的相遇，被聞一多稱作“太陽和月亮的相碰”。他們相識于唐朝由盛轉衰之時：744年，李白被朝廷“賜金放還”，途經洛陽時與杜甫把酒言歡，十分融洽。當時李白詩名藉藉，杜甫尚屬無名之輩，但彼此間并無你高我低的俗套。后來兩人同赴開封、商丘等地游歷，常借酒賦詩酬答。杜甫在《春日憶李白》中寫道：“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杜甫擔憂比自己年長11歲、正處于自我放逐途中的李白的安全，心中充滿牽掛：“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關切之情儼如兄弟，哪有一絲“相輕”習氣？元稹、白居易不僅文風相近，以道義相結交，還一起經歷了宦海沉浮，可謂患難與共。

這些同時代杰出文人的交往，重情重義、氣象高華。當然，唐代文人之往來也不全然是披肝瀝膽、花團錦簇。據傳，初唐詩人劉希夷所寫佳句“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遭舅舅宋之問的覬覦，宋之問生出將此詩句竊為己作的荒唐念頭。這種想法被劉希夷拒絕后，宋之問惱羞成怒，據說竟用裝土的袋子將劉希夷活活壓死，構成“因詩殺人”的特例。在唐代大體健康明亮的詩人生態中，宋之問的卑劣行徑顯然屬于極個別的一處“暗角”。

三

再說宋朝。蘇軾赴京應試的文章（試卷皆隱去姓名），初得點檢試卷官梅堯臣的贊許，再經禮部省試主考官歐陽修的審讀，歐陽修錯以為此文系得意弟子曾鞏所作，為避嫌而將此文列為第二。復試時，又見到一篇同樣出類拔萃的好文章，歐陽修便將其擢為第一。直到發榜時，歐陽修方知兩篇文章皆出自蘇軾之手。他十分高興，在給梅堯臣的信中說道：“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愛才之心、成全之意、度讓之德溢于言表。后來，蘇軾對無名詞人秦觀的培養也是不遺余力，給予他無所保留的加持，甚至托昔日政敵王安石予以關照，與歐公之狀感慰奚似！

還有一種“文人相重”，屬于會心處不必在今，乃為隔世的賡續追慕和踵事增華。比如明代“唐宋派”歸有光等人問津唐宋八大家，而“前后七子”主張“文必秦漢”等皆屬此類。往遠了說，典故“陽春白雪”“曲高和寡”所指的宋玉，承傳屈原風骨、打通楚辭漢賦，史稱“屈宋”，亦可謂有一股與先人神交的高古之風。東晉時期幾近無名的陶淵明，死去100余年后才被南朝梁太子蕭統發掘出來，將其作品列入《昭明文選》，并為其文章作序，予以很高評價。后來陶淵明文名藉藉，唐人無不為之延譽，使他終成中國田園詩的詩宗；而同時代劉勰的文章學名著《文心雕龍》，是經文壇領袖沈約的推舉才得以為天下所知的。至于杜（甫）、庾（信），李（白）、謝（朓），皆屬數百年開外的“隔世知音”。限于篇幅，筆者僅以并稱的方式以示敬意。

當然，“相重”絕非功利化的、無原則的吹捧，故非以虛禮酬酢致也，而是一種彼此的發現、認同和傾慕。即如前文提及的王安石和蘇軾這兩大政敵也始暌終合、冰釋前嫌。1084年，聽說蘇軾要來江寧拜見自己，前宰相王安石不顧年邁，親往渡口迎接。這“唐宋八大家”中的兩位大家相伴數日，詩文唱和，晤談甚歡。分別之日，望著蘇軾遠去的背影，王安石對身邊人悵然言道：“不知更年幾百方有如此人物。”過往的排斥、對立和“相輕”似乎早已沖淡，彼此心中唯余一份難舍且“相重”之情。

所謂“文人相輕”，在我看來實際上是一種使氣耍峭，也是一種不夠強健、稍欠亮堂和氣局狹隘的“小我”格局，甚至還是一種擺不上臺面的陋習。唐代張九齡有“相知無遠近，萬里尚為鄰”的詩句，恰好勾勒出文人間的相知、相重并不在于形式和遠近，即便是緣慳一面者，也可以在彼此作品的語境中相識與相逢。這是一種心靈的投契和情懷的樸茂，完全可以忽略地理上的距離、身份上的高低，甚至可以穿越時代，引前人為知己。誠所謂文堪矜式來者，氣可上追古人，此種“文人相重”必令人遐想風器、氣昌情摯，應予遐舉高蹤、倍加推崇。筆者每每夜讀，如晤古人、如聞琴曲，便作如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