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學家、散文家黃裳評價鄭振鐸（1898—1958）先生于抗日戰爭、“孤島”時期的上海，千方百計尋覓搜集中國古代版畫資料，潛心編輯出版的《中國版畫史圖錄》說：“這是一部開山之作，所收之富和印刷之精都是了不起的。”（《榆下說書》）那么，鄭振鐸當時是怎樣尋覓搜集中國古代版畫資料、編輯出版《中國版畫史圖錄》的呢？就筆者所知，作些記敘。

1940年鄭振鐸編《中國版畫史圖錄》

鄭振鐸是版本學家、藏書家、作家、翻譯家、文學史家、文物考古學家和美術史家。他根據自己學術研究之需，堅持數十年不間斷八方搜求有文化積累價值的古籍。正如他在《劫中得書記·序》中說：“余聚書二十余載，所得近萬種。搜訪所至，近自滬濱，遠逮巴黎、倫敦、愛丁堡。凡一書出，為余所欲得者，茍力所能至，無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節食不顧也。故常囊無一文，而積書盈室充棟。”（《西諦書話》）

1937年“七七”日本帝國主義制造盧溝橋事變后，日軍大舉進犯華北的同時，“八一三”又瘋狂進攻上海，11月12日上海陷入日軍之手。當時許多文化人離開上海轉向內地，不少朋友也勸鄭振鐸離開上海。而鄭振鐸堅持在淪陷的上海，居住在日軍暫時未侵入而稱為“孤島”的租界，為的是“搶救文化遺產”（葉圣陶為《西諦書話》所作序）。因為當時許多有文化家底的市民逃離上海時，把大量藏書以賤價出售，流入舊書店和舊書攤乃至海外，其中不乏古籍珍本。鄭振鐸認為，如果不對其中的古籍珍本進行搜集搶救，將會使民族文化蒙受嚴重損失。所以他走遍上海租界大街小巷的舊書店和舊書攤，搜集有文化價值的古籍。當他搜集到不易見到的古籍珍本時，總是處于難以抑制的激動和喜悅之中，并視之為“重要發現”。正如他在《劫中得書記·新序》中說：“想想看，一時而得到了二百多種從未見到過的元明二代的雜劇，這不該說是一種‘發現’么？肯定地說，是極重要的一個‘發現’。不僅在中國戲劇史的和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者們來說是一個極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國文學寶庫里，或中國的歷史文獻資料里，也是一個太大的收獲。這個收獲，不下于‘內閣大庫’的打開，不下于安陽甲骨文字的出現，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發現。對于我，它的發現乃是最大的喜悅。”鄭振鐸在“孤島”上海發現流散市

場而有文化價值的古籍數量相當多，不是個人財力所能購藏的。所以，他聯合當時留在上海的文化界人士張元濟（商務印書館董事長）、何炳松（暨南大學校長）、張壽鏞（光華大學校長）等人，向重慶國民政府呼吁，請求撥款搶救古籍，得到支持后，秘密由香港匯款至上海收購搶救了大量宋、元、明、清版本圖書。

在鄭振鐸個人所搜求的書籍中，古代版畫書籍占有可觀的數量。他留意徽派版畫，從明朝歙縣虬村諸黃，如黃德時、黃應光、黃一楷、黃一彬、黃伯符等著名木刻家雕制的插圖書籍，直到清初徽派殿軍鮑承勛父子的木刻畫，他都有收藏。此外上圖下文的通俗小說，附有插圖的雜劇傳奇和農書、醫書、營造書等科學技術書籍及山湖志、方志等，凡是木版書中有插圖的，都在他的刻意搜求之列。明清之際，許多著名畫家為木刻家創作的優秀畫稿，如丁云鵬為黃鏻、黃應泰等畫的《程氏墨苑》，陳老蓮為黃子立和其他木刻家畫的《博古葉子》和《水滸葉子》，蕭尺木為湯尚、湯義、劉榮畫的《太平山水圖》等，鄭振鐸都有收藏。其中《博古葉子》是絕少的刻印精本。彩色印本《程氏墨苑》，一部分圖版是把幾種顏色涂在一塊版上印的，開后來饾版印刷法的先河。《水滸葉子》刀法圓潤流暢，再現畫稿精煉生動的線條，把梁山好漢們各有個性的形象盡情描繪。《太平山水圖》刀法變幻豐富，畫面峻秀奇拔，把祖國雄偉富麗多姿壯觀的山川景色刻畫得傳神入化。鄭振鐸還收藏有明末胡 正言編 印的《十竹 齋畫譜》和《十竹齋箋譜》，這是中國古代版畫藝術舉世聞名的劃時代的杰出作品，它巧妙地運用了饾版、拱花二法，把彩色木刻畫印刷術推向新的高度。

鄭振鐸把在“孤島”時期上海搜求的中國古代版畫書籍連同他原先收藏的中國古代版畫書籍作深入研究之后，就確定編寫一部《中國版畫史》（四冊）的計劃，而《中國版畫史圖錄》（二十冊）是作為附屬部分。具體著手是先編出《中國版畫史圖錄》，然后根據《中國版畫史圖錄》資料編寫《中國版畫史》。

當時，鄭振鐸家居上海靜安寺廟弄，執教于滬郊真如的暨南大學，任文學院院長，后該校遷入“孤島”租界，他每天照常去上課，教學之余即進行《中國版畫史圖錄》的編選工作。

《中國版畫史圖錄》共分二十冊，編排次序以時代先后分。趙家璧《回憶鄭振鐸和他的〈中國版畫史〉》中記：

唐、宋、元三代作品不多，合成一冊。明代作品豐富，共分十一冊，內以時間分的有明初、嘉隆二冊；以地區分的有金陵一冊，安徽歙縣黃氏所刻二冊；以內容分的有《畫譜墨譜選》一冊，《諸家作品選》一冊；另外是彩印的《十竹齋箋譜》四冊。明清之際分上下二冊，內一冊彩印；屬于同一時期的專家作品集有陳老蓮《水滸葉子》和《博古葉子》，和蕭尺木的《太平山水圖》各一冊。清代至民國四冊，以時間分的有康乾、嘉道以來各一冊；以內容分的有《風俗畫選》和《北平箋譜選》。

上述二十冊《中國版畫史圖錄》共包羅一千三百多幅古代版畫。按預定計劃由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但是并不按上述編目程序先后出版，而是根據資料齊全的先編印的方法，“湊足四冊，即裝成一函，發售預約”。趙家璧說，從1940年5月起到1941年12月8日日寇發動太平洋戰爭，入侵上海租界，12月底“良友”遭日寇查封為止，在一年半時間里，實際出版了十六冊。此外，還印出一千份《中國版畫史樣本》，印刷精良，圖版清晰，并附有中英文說明，介紹作品出處，繪畫者或刻工姓名等背景資料。當時尚未印成的是幾冊彩版本，即明清之際的下集、《北平箋譜選》和《風俗畫選》，這些都需要用傳統的饾版、拱花等木刻彩印工藝來印刷，因“孤島”上海缺乏這種特殊刻版印刷工藝的人才，所以無法出版。同時，日寇侵入租界后，包括鄭振鐸在內的進步愛國文化人士都在日寇搜捕名單之列，鄭振鐸便離開靜安寺廟弄的家，改姓易名，東躲西藏，生活不定，寫作《中國版畫史》的計劃只得中斷，只完成了一篇《中國版畫史序》。然而，鄭振鐸畢竟沒有白費心血，把編選的二十冊《中國版畫史圖錄》出版了大半，比較系統地保存了中國古代版畫的優秀作品，這是對中國文化史、尤其是中國美術史的重要貢獻。當時出版的《中國版畫史圖錄》只印二百套，除鄭振鐸自己留下二十套分贈親友外，其余則由國內外收藏家和大學、圖書館等學術機構訂購。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鄭振鐸先后出任國家文物局局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主管國家的文物、考古、美術、圖書館、博物館等工作。不幸的是，鄭振鐸于1958年10月17日率中國文化代表團前往阿富汗、阿聯酋訪問時，因飛機失事遇難，留下大量未盡事業，令人百感交集。

在鄭振鐸先生誕辰125周年和謝世65周年之際，撰此文以示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