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郭蘭英獲得了“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我由衷地為她感到高興。她也對我說：“真高興！”

三十多年前，蘭英決定放棄北京的一切職務及工作，遷居廣州，到那里創辦一所藝術學校。在南方住慣了，她偶爾來北京，我們總要見上一面，平日就通過電話互致問候。前段時間，國家決定為蘭英錄制口述專輯，未料她嗓子啞，說不了話。我笑她是不是唱歌唱累了，她說“當然不是”；她委托我來介紹她的一切，畢竟我們從1948年就認識了。

記得那是1994年，蘭英在北京舉辦從藝六十周年的紀念活動，由于我身在美國，不能參加，便發表了一篇長文《一代歌手郭蘭英》。后來，每當有記者采訪她，她都讓記者找我了解情況。的確，我是最了解她的老相識。

至于蘭英的經歷，大部分是她親口對我說的，一部分是從她母親那里聽到的，也有一些是當年在華北聯合大學第一文工團與蘭英一塊工作的老鄉喬羽告訴我的。除此之外，還有我們長達七十五年的歲月鋪陳。

最近，蘭英忽然來北京辦事，我和妻子到北京國際飯店看她。她的嗓子啞得厲害，很難聽到她說話的聲音了。老友相見，真是一言難盡，不知今后我們還有機會見面嗎？這次，我才弄清楚原來她比我小——我是1930年1月出生的，她是1930年12月出生的；我屬蛇，她屬馬，今年都是九十四歲。過去，我一直認為她比我大，許是她名氣太大的緣故。

1948年底，北平即將和平解放，當時我正在國立北平藝專美術系上學，華北聯合大學第一文工團到我校大禮堂演出月余，宣傳解放區的政策，團員有王昆、李波、郭蘭英、蘇民等人。他們排演的節目短小生動，記得有《王大娘趕集》《四季花籃》《一場虛驚》等，最后以大合唱收尾。作為一個文藝青年，我覺得這樣的演出形式很新鮮，十分喜愛。

他們的演唱，與我校音樂系師生以及電影明星的演唱大不相同。令我印象最深的，當屬開場的秧歌劇《王大娘趕集》，蘭英在劇中飾演王大娘的女兒王池。她剛一出場，那聲唱、那個形象，簡直是太抓人、太漂亮了。當時沒有擴音設備，全憑真功夫，真的把臺下的觀眾給看傻了。

1949年4月，蘭英隨中國青年代表團參加了在匈牙利舉辦的第二屆世界青年學生和平與友誼聯歡節，并以一首《婦女自由歌》獲獎。此后，憑借歌劇《白毛女》《小二黑結婚》《劉胡蘭》《竇娥冤》以及歌曲《我的祖國》《繡金匾》《人說山西好風光》《翻身道情》《麥浪滾滾》《南泥灣》《毛主席來到咱農莊》《山丹丹開花紅艷艷》等，郭蘭英的名字傳遍祖國的大江南北。

出于對音樂的偏愛，我有幸遇到蘭英這位杰出人才，對她的選擇，有自己的認知和理解——一位“正當紅”的晉劇名角，因為看了一場《白毛女》，感動得淚流滿面，五臟俱裂，便毅然決定放棄一切，拉著她那裹小腳的母親，冒著槍林彈雨，投奔周巍峙領導的文工團。從大字不認一個、樂譜不識一篇，到為新中國的歌劇事業闖出一條陽關大道，蘭英創下世所罕有的壯舉，而這也是我佩服、崇敬她的根本原因所在。

作為一名美術工作者，我當然要畫她。1962年，為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周年，公演歌劇《白毛女》，我特地畫了一幅蘭英飾演喜兒的油畫，還設計了《白毛女》節目單的封面。近二十年后，我又創作了一幅木刻版畫《一代歌手》。

1964年，當時我剛從農村文化工作隊回京，并不知“三周”（周總理、周揚、周巍峙）正在組織“大歌舞”演出。蘭英帶我到人民大會堂，從西門進去，也不告訴我演什么，只遞給我一張票，說：“快去看吧。”然后她就離開了。原來是“大歌舞”的總彩排——真把我給看傻了，尤其是她演的《南泥灣》一幕，特別精彩；與十幾年前唱《南泥灣》明顯不同，過去是一個小姑娘的抒情，而今帶有滄桑感，這令我感慨不已。

后來她演出時，我經常看她化妝，前臺的樂隊已奏響樂曲，她才不慌不忙地上臺開唱。而我就站在側幕或樂池旁，要不就坐在觀眾席的第一排或第九排的導演席觀看。一年，她的獨唱音樂會在民族宮劇院舉行，我有其他安排未能到場；后來，她又在人民劇院演出兩場，卻一票難求，她竟給我送來六張票。就這樣，保姆抱著小兒子海郎、領著女兒楊陽，妻子和我照顧著老媽，大家一飽耳福，真可謂“特級優待”。

至于1981年她在天橋劇場的告別演出，是我聯絡美術界的同仁一起參與的。江豐、吳作人、劉開渠、朱丹、李苦禪、黃胄、黃永玉、蕭淑芳、劉繼卣、劉勃舒、范曾等二十多位藝術家的書法與畫，全部由中央美術學院的崔師傅裝裱成立軸，由此可見美術界對蘭英的支持。那年頭沒有鮮花可送，對這批畫作，時任中國歌劇舞劇院院長的喬羽也不知如何布置，急忙派車把我從家中接去。這好辦——放下前排的吊桿，并排掛好書畫后，把吊桿藏起來；待中場休息，將吊桿徐徐放下，再開啟兩側的燈光。正式演出時，當吊桿徐徐放下，觀眾都驚訝地往臺前跑，驚嘆聲一片！

那天，我陪著江豐看演出，趁中場休息到貴賓室坐了坐。蘭英過來向大家致謝，江豐對她說：“為什么要告別啊，倒也應該倒在舞臺上。”1982年在重慶召開全國高等藝術院校美術創作教學座談會時，江豐因病住院，我去醫院陪了他一天。散步時，他談起在解放區的見聞，說“郭蘭英扭秧歌比誰都好看”。說著，他也扭了幾下。回北京后不久，江豐真在開會發言時倒下了，那年他才七十二歲。

蘭英是一位極聰明的藝術家，且不說她對自己專業的精通（記臺詞、樂譜，別人要用一個月，她只用一個星期），我沒想到她的書法寫得很大氣，她畫蘭蕙也很熟練。她生活簡樸不吃葷，頓頓離不開大蔥、蒜和醋；演出時不喝水，中場休息頂多吃個西紅柿。平日里，她也不涂脂抹粉。

她的故事講不完，不妨再說說十年前她到黃永玉的萬荷堂做客的故事：

黃永玉不止一次夸蘭英，說她應該認真研究、總結自己的藝術經驗，否則就太可惜了。蘭英也佩服黃永玉，有時候電視上播放黃永玉的采訪，她會給我打電話，讓我快看。

既然如此，趁著她來北京，我和妻子、女兒便陪她去萬荷堂。遞給她一杯咖啡，她說沒有喝咖啡的習慣；走進黃永玉的大畫室，她東看西看，還說這張畫好看，那張畫不好看，幸虧黃永玉耳背沒聽見。我讓蘭英說話小點聲，她后來就走出畫室了。事后我才想起，黃永玉早已準備好筆墨紙硯，此時一句話，他肯定又畫又寫送給蘭英，可當時我只顧著陪她了。

天色漸晚，該吃飯了，黃永玉備下兩桌湖南風味的魚和肉。蘭英入席，我坐在她對面，黃永玉坐主位。蘭英看看桌上的菜，說：“哎呀，我一樣也不能吃。”她要了一碗米飯，將桌上的一小碟鮮辣椒和醋拌的小菜倒在米飯上拌著吃起來。黃永玉看傻了，呆坐在那里不動碗筷，一再說下次準備素食。蘭英吃完這碗米飯，又要了一碗，將另外那桌的一小碟鮮辣椒倒在米飯上拌著吃起來。反正我是大吃一頓，飯后待了沒一會兒，我們就告辭了。

多遺憾，本該是又畫又寫又送人的場面，卻未“入戲”。究竟是怎么了？事后，我也問過蘭英，她只笑了笑。

在我心里，蘭英是中國文藝界的一朵奇葩，她能獲得國家的最高榮譽，稱得上實至名歸。我祝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