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衛報》7月12日報道，米蘭·昆德拉圖書館發言人安娜·姆拉佐娃證實，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因長期患病去世，享年94歲。

米蘭·昆德拉1975年離開祖國捷克前往法國。1979年他的捷克公民身份被取消后，他在巴黎流亡了40年。在那里，他寫下了他最著名的一些作品，包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后來他離開了自己的母語，用法語寫小說，從1993年的《慢》開始，到2014年的最后一部小說《慶祝無意義》。他通常被認為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

昆德拉于1929年4月1日出生于布爾諾，跟隨他的父親（一位著名的鋼琴家和音樂學家）學習音樂，然后轉向寫作，并于1952年成為布拉格電影學院世界文學講師。盡管拒絕了20世紀5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作家所要求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但隨著一系列詩歌和戲劇的出版，他的文學聲譽不斷提高，其中包括 1955年出版的頌揚共產主義英雄朱利葉斯·福契克的《最后一個五月》。

后來他拒絕了這些早期作品，說他“在許多不同的方向上工作——尋找我的聲音、我的風格和我自己”，直到在他1959年寫的一個故事中，他找到了他的標志性風格。《我，悲傷的上帝》（I, the Mournful God）描繪了昆德拉后來的作品中苦樂參半的領域，這是《西拉諾》故事的扭曲版本，敘述者說服他的朋友對那個拒絕他的頭腦空虛的女孩開了個玩笑，讓三個人都在愛情中受挫。

在對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失去希望后，昆德拉于1975年移居法國，于1979年失去了捷克國籍，并于1981年成為法國公民。

“如果小時候有人告訴我：有一天你會看到你的國家從世界上消失，我會認為這是無稽之談，這是我無法想象的。一個人知道自己是凡人，但他理所當然地認為他的國家擁有一種永恒的生命。” 1980年，也就是他入籍法國公民的前一年，他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告訴菲利普·羅斯。

1984年出版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奠定了昆德拉國際巨星的地位。這部小說以1968年布拉格令人陶醉的氛圍為背景，講述了兩對夫婦與政治和不忠作斗爭的故事，探討了自由與責任之間的緊張關系。

1988年，電影《布拉格之戀》上映，由菲利普·考夫曼執導，丹尼爾·戴·劉易斯和朱麗葉·比諾什主演，這部電影促使昆德拉登上了文學的頂峰。

然而，昆德拉對于考夫曼對小說多層結構的簡化始終不滿意。他對媒體越來越不信任，認為：“一個作者一旦被記者引用，就不再能言出必行……這當然是不可接受的。”

1980年，昆德拉在《紐約時報》上接受羅斯采訪時感嘆，他覺得“小說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立足之地”，他說：“在我看來，當今世界各地的人們更喜歡判斷而不是理解，更喜歡回答而不是提問，”他繼續說道，“因此，在人類確定性的喧鬧愚蠢中，很難聽到小說的聲音。”

《不朽》是昆德拉用捷克語寫成的最后一部小說，出版于1988年。這部充滿思想的哲學小說為他的三部法語短篇小說——《慢》（1995年）、《身份》（1998年）和《無知》（2000年）開辟了道路。他沉湎于懷舊、記憶和回家的可能性。

2008年，昆德拉被指控背叛了50多年前為美國情報機構工作的一名捷克飛行員，他打破了一貫的沉默，向捷克通訊社CTK發表了憤怒的否認，稱他“完全震驚”，并稱這些指控是“暗殺”一位作家”。羅斯、薩爾曼·拉什迪、J·M·庫切和其他著名作家簽署的一封公開信指出，“布拉格一位著名科學家的證詞證明昆德拉無罪。媒體常常散布這種誹謗性謠言，卻沒有注意報道反駁謠言的證據。”

昆德拉擔心捷克文化可能會被抹去——就像名譽掃地的領導人從官方照片中被抹去一樣——這是《笑忘錄》的核心內容，該書于1979年以英文版出版。

這并不完全是大多數西方讀者對“小說”的期望：由七個故事組成的序列，以小說、自傳、哲學思辨和其他方式講述。但昆德拉先生仍稱其為小說，并將其比作貝多芬的一組變奏曲。

1980年，約翰·厄普代克在《泰晤士報》書評中撰文稱，這本書“才華橫溢、原創，文筆純凈、機智，引人入勝；它也很奇怪，有一種將我們拒之門外的陌生感。”

昆德拉對中歐思想家和藝術家有著深厚的感情——尼采、卡夫卡、維也納小說家羅伯特·穆齊爾和赫爾曼·布洛赫、捷克作曲家雅羅斯拉夫·雅納切克。他說，像布洛赫一樣，他努力發現“只有小說才能發現的東西”，包括他所說的“不確定性的真相”。

《紐約時報》認為，昆德拉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這種傳統的重壓，因為他的書充滿了幽默感，這通常意味著用他自己的聲音來評論正在進行的作品。以下是他如何開始塑造塔米娜——《笑忘錄》中的一個悲劇人物，她一開始是法國一個孤獨的捷克寡婦，不知何故最終死于童話故事中殘忍的孩子們手中：“我計算出，每秒都有兩到三個新的虛構人物在地球上受洗。這就是為什么我總是猶豫是否加入施洗約翰的大群。但我能做什么呢？畢竟，我的角色需要有名字。”

1983年，昆德拉告訴《巴黎評論》：“我一生的抱負是將問題的最嚴肅性與形式的最輕松性結合起來。輕浮的形式和嚴肅的主題的結合立即揭露了我們的戲劇的真相（那些發生在我們床上的戲劇以及我們在歷史大舞臺上上演的戲劇）及其可怕的微不足道。我們體驗到生命中難以承受的輕盈。”

他承認他的書名很容易互換。“我的每一部小說都可以被命名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笑話’或‘可笑的愛情’，”他說。“它們反映了少數令我著迷、定義我、不幸的是限制我的主題。除了這些主題之外，我沒有什么可說或可寫的。”

小說家黛安·約翰遜在《泰晤士報書評》上撰文，推測笑對昆德拉來說至關重要。

“當昆德拉寫到笑時，”她寫道，“他認為笑并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欣賞或驚訝的主觀表達，而是一種物質形式的侵略，一種實際的自我行為。它是防御，甚至是一種義務。”

正如昆德拉本人在《慶祝無意義》中所寫的那樣，“我們很早就知道，不再可能顛覆這個世界，不再可能重塑它，也不再可能阻止其危險的輕率沖動。只有一種可能的阻力：不認真對待它。”

1985年，他在接受耶路撒冷獎時也發表了類似的言論，這是他獲得的多項榮譽之一。

“有一句很好的猶太諺語，”他在獲獎感言中說道：“人思考，上帝發笑。” 然后是昆德里式的華麗表達：“但是上帝為什么笑呢？因為人會思考，但真理卻逃不過他。因為人思考得越多，一個人的想法與另一個人的想法就越不同。最后，因為人永遠不是他所認為的那樣。”

他的最后一部小說《慶祝無意義》于2013年以意大利語翻譯出版。當它以英語出版時，評論家們意見不一，一些人稱贊其簡潔優雅的幽默，另一些人則認為它標志著“一系列退回到純粹的聰明”的結束。

闊別祖國捷克40年后，除了對祖國進行短暫而低調的訪問外，昆德拉和妻子薇拉終于在 2019年恢復了捷克公民身份，在此一年前，他們會見了捷克總理安德烈·巴比什，巴比什形容這次會面是“非常榮幸”。一年后，捷克共和國駐法國大使彼得·德魯拉克向昆德拉頒發了公民證書，并將其描述為“一個重要的象征性姿態，象征著最偉大的捷克作家在捷克共和國的回歸” 。他說昆德拉“心情很好，只是拿著文件說了聲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