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全面系統深入地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內涵,發出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號召。在6月2日召開的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定文化自信、擔當使命、奮發有為，共同努力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些重要論述為我們推進百余年來中國文學（以下簡稱“百年中國文學”）研究提供了嶄新的視野和方法。

“中國式現代化”與文學研究的整體性

應該將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統一為一個整體。有了這種整體性視野之后，我們需要就百年中國文學研究提出新的研究范式

中國式現代化既是我們正在不斷推進的奮斗目標，也由中華民族百余年來歷史進程匯聚而成。中國式現代化既是我們正在經歷的社會實踐，也是我們正在建構的話語體系。百年中國文學反映了中國人民對于現代化發展的艱難而卓有成效的尋求過程，以及在這一過程中產生的有血有肉、有著內在深度和歷史愿景的豐富畫卷。我們應將百年中國文學置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觀照之下進行研究，并以此豐富中國式現代化的話語體系。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們習慣將1840年以來的中國文學劃分為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三個獨立的階段，每個階段都有特有的研究主題和方法。然而，從近代至今，包括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歷史都是以中國式現代化為主題。既然都處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之中，我們就沒有必要再將一百多年來甚至今后幾十年的文學分為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而應該統一為一個整體。

有了這種整體性視野之后，我們需要就百年中國文學研究提出新的研究范式。包括文學史在內的任何歷史研究，都不可能是完全客觀中立的，都內含著研究者的前理解和訴求。對于百年中國文學的研究，我們經歷了革命范式、啟蒙范式、現代化范式。這些研究范式都是在特定時代產生的，都有其各自的理論預設和敘述重點。革命范式主要是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等為理論指導，啟蒙范式是將百年中國文學放置在“民主與科學”等啟蒙理論之下進行觀照，現代化范式主要是將中國文學放在西方現代化的視野下進行衡量。在這些研究范式之下，百年中國文學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在今天的研究中或多或少有所影響。但從中國式現代化的角度來看，這些范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我們應以中國式現代化的視野來觀照百年中國文學，從中尋找新的研究課題和思路。

用中國式現代化視野研究百年中國文學，最重要的發現是百年中國文學為中國式現代化保留了生動的檔案，它記錄并反思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源、中國人民在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難題和挫折，以及為解決這些難題和挫折所貢獻的方案。

百年中國文學形象展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源，那是在很多道路都走不通、在無數次摸索之后，在人民智慧的基礎上所產生的發展道路。百年中國文學塑造了在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人物畫廊，這些文學形象產生于中國這片土壤，帶著中國社會特有的氣質，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提出者、執行者。這些植根于生活基礎之上的人物形象，生動地告訴了我們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的動力、阻力和復雜性，告訴了我們中國式現代化在面對不同區域的風俗習慣、不同階層的人物心態、不同的社區制度等方面遇到的支持與困難。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中國式現代化是經過長期摸索和試錯得出來的，百年中國文學對這長期的摸索和試錯有著豐富和細膩的書寫，從生活經驗中不斷提出在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難題和需要克服的問題，并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曲折性和光明前景，我們完全可以從中得出鮮活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行穩致遠提供借鑒。

從中國式現代化的角度研究百年中國文學，不僅為百年中國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也必將豐富中國式現代化的話語體系。作為我們正在建構的話語體系，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從各方面去豐富和完善。經濟學、社會學、法學、歷史學等領域的專家學者從他們的研究領域出發，豐富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文學研究者從海量的文學作品出發，必將為豐富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提供更為生動形象的參考。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與文學研究新思路

從建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角度研究百年中國文學，必然需要注意它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內部的其他元素之間的關系，強調它作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特質

如何評價“五四新文化”“左翼文學”“延安文學”“十七年文學”“新時期文學”，如何對百年中國文學進行總體觀照，這些都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面臨的重要問題。對于上述文學的評價，不同時期出現過不同的角度和標準，比如革命性、文學性、世界性等。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提出，“共同努力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如果從這一角度出發思考百年中國文學研究，我們將獲得新的思路和標準。

“共同努力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當下的目標和任務。如何完成這個任務，需要我們從過去的實踐中尋找參照。歷史的發展是具有連續性的。“五四新文化”“左翼文學”“延安文學”“十七年文學”“新時期文學”都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逐步形成過程中出現的重要文學形態。正因為有了這些文化，正在形成中的“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才有了充沛的根基。當回望和研究以往的這些文學形態時，我們需要考量：它們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做出了哪些探索、探索過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難、解決這些困難的方案是什么。這些都構成我們考察它們的重要尺度。

“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正處在創造和形成之中，具有未完成性。“五四新文化”等文化形態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的探索過程，也具有未完成性。我們對這些文化形態的研究，可能和研究那些已經完成的文化形態的方式不同。研究那些已經完成的文化形態，是要把它們放在特定的歷史鏈條上考察，研究方式是從源到流。研究未完成的文化形態，更需要具備當下性，從流溯源。從這個角度看，百年中國文學研究既是歷史研究，更是形塑“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的創造性活動。

如何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了“兩個結合”的重要性，指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后，“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不能和沒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畫等號，也不能和沒有現代化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畫等號，而是一種嶄新的“文化”。這種嶄新的“文化”不是無源之水，也不是無本之木，而是有一個長期探索、逐步明確的過程。從“第二個結合”的視角出發，我們需要關注百年中國文學中那些側重于展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現代化等主題的現象和作品。“五四新文化”對于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態度、“左翼文學”和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延安文學”“十七年文學”和世界文學的關系，尤其是像郭沫若的《馬克思進文廟》等嘗試著探討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文本，就值得重點分析和探討。

“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是內在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設之中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人類發展史上的一種新型的文明形態，這種文明形態不僅是中華民族探索的結果，也將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示范意義。文明是一個共同體在經濟形態、制度法律、精神信仰、文學藝術等領域的綜合性表現。雖然文學作品的評價標準是多元的，但如果從“文明”的角度來看，文學藝術只有和這個文明內部的其他元素相適應、相促進、相協調，才是這個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從建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角度研究百年中國文學，必然需要注意它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內部的其他元素之間的關系，強調它作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特質。這對于引導當代文學的創作和批評，形成內在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具有重要意義。這不僅僅是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的重要責任，也是我們“賡續歷史文脈、譜寫當代華章”的使命擔當。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郭沫若紀念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