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中國作家中，魯迅無疑是被研究得最充分、最深入的一個，但這并不意味著他的所有作品都得到了同樣的重視和闡發。從研究現狀來看，有些作品顯然更受關注，討論更熱烈，知名度也更高；另一些作品雖然偶爾也會被談及，但一般情況下是遠離人們視線的。在小說領域，相對于《狂人日記》《阿Q 正傳》這樣國民耳熟能詳的“重點文本”，另一些相對來說沒那么著名的小說則可以稱為“次級文本”。這也說明，即使是像魯迅這樣已經被充分經典化的作家，其作品“經典化”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別，有些可能已經融為民族文化傳統和國民意識的一部分，有些則可能專業研究者也關注不多。

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其一自然是作品自身的內容與形式是否更豐富復雜，更具有廣度和深度、更具有話題性。從思想容量和復雜程度上來看，《阿Q 正傳》《傷逝》顯然要比《兔和貓》《示眾》這樣的小說分量更重一些。這是客觀事實，毋庸諱言。其二是文學史長期以來的刪汰選擇，人為造成的固化印象。如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重點論述的是《阿Q 正傳》，同時也涉及《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等知識分子小說，其他則著墨不多。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主要也是談《阿Q 正傳》。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論述比較全面，涉及《吶喊》中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明天》《一件小事》《故鄉》《阿Q 正傳》等作品，但在論述《彷徨》時，又提出《祝福》《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離婚》是“特別重要的作品”，對作品還是有所區別。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中，《阿Q 正傳》和《吶喊》《彷徨》一樣，享有單列一節的待遇。到了膾炙人口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魯迅部分的論述更加全面，幾乎提到了《吶喊》《彷徨》的所有篇目，但重心還是在《阿Q 正傳》《藥》《祝福》《在酒樓上》等名篇上。海外學者在論述魯迅小說時同樣有所取舍。夏志清重點分析了《狂人日記》《故鄉》《藥》《孔乙己》《阿Q 正傳》等作品，對于其他幾篇則認為“根本不能稱為短篇小說”，如《社戲》更近乎是關于魯迅兒時的美妙敘述的散文。對于《彷徨》，也只認為《祝福》《在酒樓上》《肥皂》《離婚》諸篇“是小說中研究中國社會最深刻的作品”。司馬長風則很有趣，一方面認為《吶喊》中的九篇小說“每篇掂在手里都有沉甸甸的分量，都有獨立的生命，值得流傳”，另一方面又推《狂人日記》《孔乙己》《藥》《故鄉》《阿Q 正傳》等為九篇中的“佳作”，認為這幾篇才屬于“必須提到”之列，在整體肯定與推崇之中又有所偏重。在顧彬的著作中，魯迅部分主要圍繞《〈吶喊〉自序》和《阿Q 正傳》而展開論述。王德威主編的那本體例獨特的文學史中，哈金通過小說筆法再現魯迅新文學生涯的開端，選擇的是魯迅動筆寫《狂人日記》的那一刻。從上述中外文學史的交集中不難發現，對于魯迅小說中的“重點文本”，史家們其實是有所共識的。

當然，魯迅小說產生“主次”“輕重”之別，和魯迅本人也多少有些關系。因緣際會，他對自己的小說進行過多次甄選，這種選擇本身就是值得品味的。在他選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里，他選入的是《狂人日記》《孔乙己》《藥》《肥皂》《離婚》這四篇。1933 年出版的《魯迅自選集》，入選的篇目分別是：《吶喊》里的《孔乙己》《一件小事》《故鄉》《阿Q 正傳》《鴨的喜劇》，《彷徨》里的《在酒樓上》《肥皂》《示眾》《傷逝》《離婚》，以及《故事新編》里的《奔月》《鑄劍》。細心的讀者一定會發現，魯迅自己和后世文學史家的選擇既有重合也有差異，像《肥皂》《離婚》《一件小事》《鴨的喜劇》《示眾》等篇就較少為文學史所重點關注，即使偶有提及，也多是一筆帶過。這也說明，所謂的“次級文本”固然與作品本身有關，但也取決于選家的眼光。在此為主，在彼為次；在此為重，在彼為輕，和個人的判斷有很大關系。因此，我們在這里所說的“次要文本”，也只是就一般學界通常的判斷而言，并不具有絕對的意義。魯迅也說自己向來“就沒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懶的作品，所以也沒有自以為特別高妙，配得上提拔出來的作品”。這至少說明，在寫作態度和認真程度上，作家是沒有主次之分的。這也反證了，魯迅小說某些篇目的受關注度可能不如重點文本，但并不是意味著它們就不重要。我個人的看法是，對這些“次級文本”進行認真嚴肅的再研究，是當今魯迅研究應該補上的一課。這些文本討論和闡釋的空間，可能比想象中要寬廣許多。

事實上，近年來學界對這類文本已經開始予以注意，并貢獻了諸多優秀成果。如《幸福的家庭》，姜濤敏銳地發現其中呈現了一個從事“硬寫”的“室內作者”的典型形象，而這一形象正是“五四”時代青年的真實寫照，暴露了20 世紀20 年代文學生產及文學生活內在的危機，體現出一種新穎開闊的文學社會學視野。張麗華則從文體分析的角度，提出《幸福的家庭》與曼斯菲爾德小說的聯系，并指出魯迅對“內心獨白”等現代小說技巧的借鑒與轉化，在他幾篇以城市為背景的小說中發展出一種更復雜更自由的反諷敘事，從而可以在魯迅不擅于寫都市題材這一《彷徨》的闡釋傳統中撕開一道裂口，是在比較文學的助力下，對魯迅小說更加深入的形式分析。郜元寶利用周作人的魯迅敘述重新解讀《弟兄》，在索隱派和小說理論派的夾擊中獨辟蹊徑，發掘出魯迅敘事的諸多手腕，并指出要解讀和評價類似《弟兄》這樣寫法特別的小說，非具備一定的條件、跨過一定的門檻不可，要看讀者能否知悉其創作背景，敏悟其獨特構思，了解其潛文本，并親身示范了一旦具備了這樣的條件，塵封已久的“次級文本”將如何被打開，從而獲得新的生命。青年學者鄧小燕則試圖跳出對小說本事的依賴，大膽提出新說，認為《弟兄》與許欽文的小說《傳染病》有著密切的文學互動。后者激活了魯迅的會館記憶，并成為寫作《弟兄》的重要契機。《弟兄》也因此成為“再擬許欽文”之作。立論雖險而論據充實，能自成一說。臺灣學者彭明偉考察了愛羅先珂與魯迅的思想交往，提出愛羅先珂對知識階層的批判影響了魯迅，后者進而改變居高臨下的“啟蒙意識”，通過《端午節》中方玄綽的塑造，開始思考當代新知識分子在社會改革運動中的處境，創造出一種自省而懷疑的新知識分子形象。在董炳月看來，《端午節》是《儒林外史》式的“諷刺小說”，這種類型不僅是文體文體，而且是價值觀文體。方玄綽這一人物既有魯迅的影子，也有胡適的影子，甚至還有錢玄同的身影。小說中安排的“差不多”、《嘗試集》等細節表達了魯迅與胡適的對話。正是通過方玄綽的刻畫，魯迅展開了對于新文化主體的再認識。此外，姜彩燕利用心理學理論對《高老夫子》的分析、邢程對《示眾》《起死》的重讀、孫堯天對《鴨的喜劇》中北京意象的討論也都令人耳目一新，豐富了學界對魯迅小說的認識。更重要的是，這些對“次級文本”的研究雖然多是文本細讀，但大多是結合了歷史學、社會學、文化研究、心理學等跨界理論的新讀法，其應用和效果延伸到魯迅小說的“重點文本”，應是指日可待。如此“主”“次”相濟，輕重互協，對立統一，魯迅小說研究的整體性進路庶乎正該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