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夏天，當23歲的張鐘樸去中共中央編譯局入職時，應該會想起1944年小學畢業后考上的天津工商學院附中。

附中在天津城區五大道的馬場道，校長和教導主任都是法國和奧地利的神父。除了漫長的上課時光，自習課也多如牛毛。下了課，張鐘樸會跟幾個成績比較好的同學一道，去校園里的北疆博物館。博物館是法國天主教耶穌會的神父桑志華建的，里頭藏了大量的地質、巖礦和古生物化石。張鐘樸極感興趣的，是猛犸象遺骸標本。望著眼前這些碩大的脫去了絨毛和骨肉的史前遺物，他在心里念叨：它們穿越了冰雪覆蓋的西伯利亞凍土地帶，被神父帶到這里，跟自己相見，這是多么神奇的遭遇啊！學校里還有一間小教堂，他和同學們偶爾去聽穿黑袍的神父講《圣經》。等到以后能夠熟練翻譯馬列經典著作里那些圣經故事，張鐘樸或許才能明白上了這間教會學校的意義。

或許是博物館的科學熏陶，高三畢業，要考大學了，張鐘樸跟支部書記說，自己想報考地質大學，去尋找巖層里的古化石和礦產。但書記卻給他指了另外一個方向：“現在有一個去北京俄文專修學校學俄語的機會，不用考試，拿著支部的介紹信，就可以去。”張鐘樸懵了，在學校里他哪門功課都好，唯獨外語沒學好。支書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解放戰爭快結束了，國家百廢待興，馬上就要轉入經濟建設的軌道上去，到時候會有很多蘇聯社會主義國家來援建，需要大量的俄語翻譯人才，國家需要，硬著頭皮你也要上啊！也沒有什么思想斗爭，張鐘樸一下子就想通了：不學俄語怎么把蘇聯的先進經驗介紹過來？怎么陪專家們在國內開展工作？

北京俄專由周恩來總理親自起草學校章程，并交由中央編譯局首任局長師哲辦校。南寬街上一個高高的大鐵門就是校門，校名由毛主席題寫。編譯局和北京俄專其實是同一個地方，局長和校長都是師哲。畢業分配對張鐘樸來說，等于前腳出了東廂房，后腳又邁進西廂房，還在自己的院子里原地踏步。一起入職的有十個人，局里的宿舍剛開始不夠，就從居民手里租來一間小四合院，就在操場邊的大槐樹旁。院子里的炕也不夠睡，張鐘樸也沒多想，隨手抓來個草墊子躺著，也能安然睡下。

躺了兩天草墊子，局里業務秘書組來組織考試。中央編譯局是由原來的俄文編譯局和斯大林全集翻譯室兩個單位合并，以翻譯馬恩全集、列寧全集、斯大林全集為任務。局里同時保留一個機動翻譯小組，以備中央書記處口頭和文字翻譯需要，這個小組就是業務秘書組。入職考試分筆譯和口譯。筆譯是考《斯大林全集》第二卷里某段話的翻譯，口譯考的是如何看待抗美援朝的形勢。口譯張鐘樸很興奮，呼呼啦啦一連串講了十多分鐘，直到考官叫停。在北京俄專讀書時，正趕上抗美援朝運動，那些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口號，張鐘樸的心里倍兒熟。根據考試成績，他被分配到斯大林翻譯室，也就是中央編譯局第一翻譯室。

這段時期對張鐘樸的翻譯業務而言舉足輕重。支部書記易惠群拿過來一些已經譯好的《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的稿子作為范本，請年輕人學習。面對這些前輩的譯稿，張鐘樸著實吃了一驚。這些句子自然、平實、流暢、生動，一點沒有翻譯腔，幾乎就是在讀一個中國人使用母語寫的文章。張鐘樸知道自己與前輩的差距，他得好好就這稿子揣摩，翻好一篇東西的精髓在哪：翻譯文本，不是把外文機械地照搬成中文，那樣翻出來的句子就是一坨鐵疙瘩；中文與俄文、西方外文有著本質區別，中文的理論文章句子都不長，短句與短句之間是精神聯系，不是文字聯系。俄文和西方文字靠介詞連接，越是理論高深的文章，句子就越長，因此譯者要學會“拆”句子；光鉆研外文還不夠，回過頭還得學好中文表達……老同志們讓年輕人要多看《實踐論》《矛盾論》，學習毛主席精短通俗的表達。

編譯局有個很好工作原則：翻譯和研究結合，還有個口號：“要當翻譯家，不要當翻譯匠”——翻得再多再快，也就是個半瓶水晃蕩的“翻譯匠”，在編譯局工作，要努力成為“翻譯家”——翻譯什么，就要成為這個領域的行家。張鐘樸覺得自己要補的課、要充的電、要彌補的差距還有很多，只有撒開手腳，打開腦袋，廢寢忘食地學，不顧一切地學。

編譯局的學習氛圍濃厚，為了提升業務能力，大家既學外語和中文，也學翻譯涉及的專業知識。早晨八點到九點，雷打不動學習毛選。有的人八點前就到樹根底下或者院子角落背誦外語。張鐘樸從圖書館借來魯迅的雜文集，還有郭沫若的回憶錄《洪波曲》，把午睡的一部分時間用來讀書。晚自習就研讀《圣經》、羅馬神話、北歐神話、印度神話……

翻譯與作文論述不一樣，譯校和注疏需要更為深湛的功夫與學力。作文可以直抒胸臆，信筆而書，自成一家之言即可；翻譯之路并無任何討巧賣乖之理，必須讀懂讀深讀透原文原著，還要公允持中，批判性地吸納各家見解。翻譯《資本論》，需要有一定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早在1952年——在北京俄專學習的第三年，張鐘樸就學習過半年的政治經濟學課程，啟蒙老師便是后來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所長的邢賁思教授。這是一位主動啟發學生的老師，他的課堂草蛇灰線，旁征博引，既有豐富的歷史事實佐證，也充滿了思辨性。

張鐘樸來到編譯局后，正趕上全國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高潮。這本書由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研究人員集體編寫，編寫和出版得到了蘇共中央和斯大林的高度重視。1951年11月，蘇共中央召開經濟討論會，由幾百位經濟學家對教科書的未定稿進行了全面的分析和審查。1954年8月出版了第一版，印刷和發行了六百余萬冊。編譯局翻譯了第一、二版，由人民出版社分別于1955年5月和1956年8月出版。趁著這股風潮，張鐘樸在中直夜校又系統地學習了一年《政治經濟學》課程。

1955至1956年，編譯局請來蘇聯專家圖爾琴斯講課，翻譯《資本論》的工作邁上了正軌。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后，編譯局第一次邀請外國專家講解以《資本論》為核心的政治經濟學。

圖爾琴斯教授來華之前，擔任蘇聯馬列研究院馬恩室的副主任，剛負責譯校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版中《資本論》第一卷。第一次講，全局上下對圖爾琴斯寄予了厚望，希望他既能系統地講述《資本論》本身的理論體系，也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學術收獲告訴大家。除了編譯局內部的工作人員，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十幾位教授，也都參與旁聽。圖爾琴斯每周講一次課，每次講半天。

講課配備了專門的口譯員，共五位，張鐘樸是其中之一。每次課程五人全部到場，由一人輪流主譯，剩下的四人拿著俄文字典，坐在圖爾琴斯身旁，口譯者遇到聽不懂的生詞，便及時查找，并請譯者提示。圖爾琴斯需要查詢俄文資料，俄譯本與部分聽課者使用的英譯本、中譯本還有頁碼對照表，課程講義也由專人整理復印，錄音設備提前試用，還安排了現場書記員以及課后的整理校對……做好了充足的準備，翻譯《資本論》的“硬仗”開始了。

當時國內《資本論》的通行譯本，是郭大力和王亞南合作翻譯的譯本。二人在革命戰爭年代，幾經輾轉，分頭按計劃翻譯《資本論》。其中經歷過反動勢力的迫害，也忍受了疾病和貧困的折磨，甚至整卷譯稿在日軍的炮火中被焚毀。功夫不負有心人，1938年這部兩千多頁、近三百萬字的《資本論》三卷譯本，交由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郭王本從德文原文直接翻譯，文風帶有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色彩，有的地方半文半白，很多讀者反映說，文字不好讀，甚至影響了對內容的理解。另外，在戰爭的險象環生中誕生的翻譯，許多資料不夠完備，現在理應翻一個語言風格更加現代化、內容更加完整完備的《資本論》譯本。編譯局尚是初生牛犢，沒有什么德語人才，只能根據俄文版翻。

《資本論》翻譯組共五人，其中張鐘樸、任田升、陳國雄、榮敬本四人先根據俄文本翻，最后由經濟室主任何匡定稿。四人先學習郭王本《資本論》每一章的內容和理論，學完后便把老譯本放在一邊，再將俄文正文分成四部分，由四人分別承擔。每人翻譯完一節便兩個譯者之間互校，最后由何匡定稿。何匡審定的稿子即時打印出來，分批分發到社會上有關單位聽取意見。不多久，讀者的“意見”反饋回來，說是文章好讀多了，但有些內容“通俗”得有點過頭，有些地方又太過簡略，有的譯文甚至犧牲了準確性。比如，關于資本會生出剩余價值這個概念，馬克思形象化地比喻為“資本會生仔”，當時大家的譯文是“資本會生娃娃”。“生娃娃”并不是標準的普通話，而是四川的方言土語。以現今的眼光看來，《資本論》這樣一部偉大的理論著作，如果很多段落譯成這種風格，顯然是有悖于翻譯原則的。大家暗下決心：包蘊著馬克思畢生心血的《資本論》這本無產階級的“圣經”，無論如何，得從德文原文翻，才具有準確性、權威性。

1957年，編譯局派往民主德國馬列主義研究院進修的五位同志學成歸來，局里終于有了德語人才。更為重要的是，1961年，研究《資本論》的王惠德，擔任了編譯局的常務副局長，他的到來，讓全局上下的德文水平有了突飛猛進式的遞增。王惠德提出，要把《資本論》翻譯小組建成編譯局的“德文基地”，全組突擊學習德語，就是為了從德文原文譯校《資本論》。毛澤東曾在延安時期說：十八歲的娃娃啃《資本論》，但解釋不了“邊幣”“法幣”問題。據王惠德的回憶，毛主席批評的就是他。因此，如何用《資本論》的理論方法，研究中國的經濟實踐，始終是王惠德心中的一道坎。

為了做好翻譯，王惠德多次參加一線翻譯工作者的座談會，大家唇槍舌劍，在翻譯問題上動真功夫。比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兩個價值相像就像兩個雞蛋相像一樣”，這是一句德國民諺。俄文版譯成“兩個價值相像就像兩滴水相像一樣”，原先的翻譯本采用的是俄文版的譯法。那么是不是可以換譯成中國人民更為熟悉的形象呢？比如“兩個價值相像就像一雙筷子相像一樣”，這樣豈不是更符合中國人的生活想象和閱讀習慣嗎？針對類似的重大翻譯標準問題，王惠德定下規矩：馬克思的德文原文是什么，就如實譯成什么。這個標準也成為翻譯《資本論》的圭臬，得到大家的共同遵守。

1963年，編譯局經濟處正式轉入從德文譯校《資本論》的工作軌道。經濟處將人員分成兩個組，第一組由周亮勛負責，譯校第一卷。第二組由榮敬本負責，譯校第二卷。前兩卷完成后，全處合并共同譯校第三卷。張鐘樸被分在第一組，干了一陣后，他才明白什么叫做字斟句酌，跟每一個文字、每一個標點符號狠狠較勁，尤其是艱深的理論內容和疑難句子。遇到翻譯難點，大家便集體討論，群策群力。德語是突擊學來的，肯定有吃不透的地方,只能向專家請教。比如對外經貿大學的元老和外語學院德語系的創始人之一的廖馥君教授，當時中國各大學的德語語法教材，就由廖馥君編寫。再就是參考權威的外文譯本，除了俄文版外，英文版、日文版都是大家經常參考的版本。

《資本論》煌煌三卷，只有第一卷是馬克思在世時親自完成的，后兩卷都是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編輯出版。第一卷的前幾章，是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上改寫的，比如論述商品和貨幣的部分，遣詞造句十分講究，論述過程雄辯滔滔，可以說達到了千錘百煉的程度。其中有一段，馬克思在論述“商品的形態變化”，把商品占有者到貨幣占有者，再從貨幣占有者到資本家的轉化過程，比喻為昆蟲的“變態”。他把商品占有者稱為“資本家幼蟲”，把貨幣占有者稱為“蛹”，把資本家稱為“蝴蝶”。這一章節的動詞，馬克思使用的大多是昆蟲學的動詞，比如“蛻變”“羽化”等。翻譯這些章節、這些句子，體會馬克思的用語之妙，大家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盡量把馬克思原文的風貌和含義，通過準確的中文呈現出來。

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無論你是男性還是女性，無論你是教師、醫生還是程序員，對于任何一個原子化的個人，“勞動”都是人類最基礎的能力，是人類參與自然和改變自然的能力。“勞動”“商品”都是常見的經濟學概念，然而馬克思是如何展開獨特分析的？生產經營中獲得的“利潤”難道真的是“成本”自行產生的嗎？馬克思語境中的“價值”與我們日常接觸的“價格”有什么區別？我們買東西用的“錢”是怎么一步步發展到今天的形式？“剩余價值”中的“剩余”又是如何產生的……

如今，已經93歲高齡的張鐘樸，住在北京昌平的一幢二層小樓。遠離城市中心的喧囂，晚年生活恬淡安適，自由自在。他每天還會戴上老花鏡，伴著家里的牧羊犬，讀一會兒書，有自己經手翻譯的馬恩經典著作，也有其他一些回憶文章。我采訪他時，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馬克思那振聾發聵的吶喊：

“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艱險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這何嘗不是張鐘樸這代經典著作翻譯家們，一生最真實的寫照？